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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歌的热爱，在俄罗斯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城市的广场旁、街头的白桦树下、地铁里或者公共汽车上，往往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手捧开本不一的诗集，沉迷入阅读欣赏之中。与这一景象相适应，俄罗斯写诗的人也不少，所以才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诗人诗人何其多，每片树叶都有两人去讴歌。看来，除中国之外，俄罗斯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诗国”了。 然而俄罗斯诗歌的历史并不十分悠久。12世纪的民间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诗坛沉寂了数百年之久。18世纪才出现第一批俄罗斯诗人，但其诗歌成就很为有限。直到19世纪20年代，以天才的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和核心，俄罗斯才出现了诗歌的真正繁荣，形成了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诗歌再度勃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诗人，与“黄金时代”交相辉映。在20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诗歌和它的创造者一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留下了累累硕果。其间，由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巨大存在，俄罗斯诗人们心仪中国这一诗歌大国，与中国诗歌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而丰富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在中俄文化关系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页。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提及的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这位女诗人在自己的国度被认为是20世纪诗坛上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始终使读者怀有好感的诗人”之一，她的诗作则被看成“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百感交集并思考许多问题的现代人的抒情日记”(注：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安娜·阿赫玛托娃》，《复活的圣火》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1页。)。除此而外，她在诗歌翻译方面也颇有成就。1965年，《诗人的声音：安·阿赫玛托娃所译外国诗人作品选》一书在莫斯科出版，其中就有她所翻译的中国诗人的作品。1969年出版的俄文版译诗集《东方古典诗歌》，也收有阿赫玛托娃翻译的中国诗以及印度诗、朝鲜诗和埃及诗。 让我们先看一下20世纪50年代阿赫玛托娃给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在继续看中国古文献，又碰到了匈奴。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事。两位汉人(苏武和李陵两位将军)被匈奴俘虏，在匈奴那儿住了19年。后来一位将军(苏武)返回故乡，另一位吟诗相送，这首诗歌已被译成英文(无韵体)。(注：《阿赫玛托娃诗文集》，马海甸、徐振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列夫是阿赫玛托娃和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唯一的儿子。他历经磨难，后来成为专门研究东方历史和文化的史学专家，写有关于匈奴的学术研究专著多部。因此，阿赫玛托娃总是把自己所接触到的、和东方历史文化有关的资料及时告诉他。阿赫玛托娃信中所说的苏武、李陵之事，见于我国东汉时代班固所撰《汉书·苏武传》。她所阅读的“中国古文献”，此处当指《汉书》(具体为何种译本，不详)。《汉书》中记载：匈奴与汉和亲之后，苏武终于获准返汉，于是李陵置酒祝贺苏武。席间，李陵起舞并歌，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①。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阿赫玛托娃将李陵所吟唱的这首诗歌以散文体译成俄文，附在致列夫的信中。若将她的译文再“回译”为中文，则是；“我行程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效忠皇上/去抗击匈奴/……”她希望自己“从古文献中摘录的这些内容和逐字逐句的译文”能引起儿子的兴趣，并对他的研究有所助益。无庸赘言，阿赫玛托娃的这一阅读和翻译，也是她本人认识中国诗歌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致其子列夫的上述信件中，阿赫玛托娃还提及：她见到了195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先秦诗人屈原的诗作(英文版)。在此之前，她曾将屈原的长诗《离骚》译为俄文，译文后来收入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编选的《屈原诗集》(1954)一书中。阿赫玛托娃不懂中文，她是依据其他外文译本、在费德林等俄国汉学家们的帮助下转译《离骚》的。为了使自己的翻译尽量贴近原作，阿赫玛托娃在翻译之前曾请费德林等人给她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诗歌的资料，以便了解中国诗学、音韵和调性等。另外，她还请费德林多次给她用汉语朗诵《离骚》，为的是“听一听屈原原作的读音、他的诗段的韵律”。以同样的方式，她还翻译了我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阿赫玛托娃的这些译作，在俄罗斯读者中受到广泛的欢迎。费德林认为，阿赫玛托娃的翻译，是“在我们眼前复活了中国远古歌者的声音。那声音清纯不虚假，充满心灵的激情与悲剧情节。原本是陌生的外国诗，我们眼看着它渐渐地变成了自己的、我们感到亲切的诗。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让中国诗在俄国土壤上二度开花。”(注：费德林：《与阿赫玛托娃一起译＜离骚＞》，乌兰汗译，《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第204页。) 对于阿赫玛托娃个人而言，诗歌翻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她进一步拓宽了自己作为诗人的感知世界的领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在不同时代所留下的诗歌遗产的了解，进一步引起了诗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1941—1943年间因法西斯入侵苏联，阿赫玛托娃随着疏散群众一起迁居于中亚城市塔什干。这一历史的机遇，又为她具体感受东方的大自然、东方人的生活和文化提供了条件。古代文化的沃土，在她的意识中唤起了东方神话般的先知、思想家和情侣们的形象，也唤起了她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阿赫玛托娃写于塔什干时期的、反映疏散时期生活的组诗《明月当空》(1942—1944)，同她直接感觉到了笼罩着这块土地的独特诗歌文化氛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诗行： 在这儿，谁敢对我讲， 我是身在异乡? 我不曾到这里约有七百年， 但什么也没有改变…… 还是那些星辰和流水， 还是那深黑的苍天， 还是那吹来种子的风， 还是那母亲的歌儿相伴…… 阿赫玛托娃不仅以自己的诗作表现了东方的壮丽、庄严和迷人，而且抒发了自己对这块神奇土地的亲情。对于诗人而言，这里的土地、文化和人们，一切都是她所熟悉的，她有一种“回故乡”之感。因此，她才会这样写道：“在这块古老干旱的土地上/我又重新回到家中，/中国吹来的风在朦胧中歌唱，/一切都不再陌生……” 在认识中国文化、在阅读和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中，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也无疑受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透过诗人晚年的抒情杰作、组诗《子夜诗抄》(1963—1965)，不难发现这一影响的存在。在她当年翻译的中国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一首是既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也为俄罗斯读者所喜爱的，即：“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阿赫玛托娃的《子夜诗抄》(注：中译文见乌兰汗编选：《苏联当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9、146—147页。以下《子夜诗抄》引文均引自该选本。)从艺术构思到意象创造，都有李商隐诗作影响的迹痕。如《子夜诗抄》第1首诗题为“迎春哀曲”，以“春”为背景写离愁别绪，在构思上接近李诗。李商隐诗中“镜”的意象，在《子夜诗抄》中也一再出现，如第3首诗以“在镜子的背面”为题，第2首诗“初次警告”中有“我曾生活在多少面镜子里，/我曾歌唱在多少深渊之畔”的诗行。另外，诗人还从自己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40—1962)的第二部分《硬币的背面》中引了两句诗，作为《子夜诗抄》的题词：“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只有寂静能维护寂静……”李商隐诗中“夜吟”一句，在“迎春哀曲”中化为“寂静像是奥菲丽娅，/通宵为我们歌唱”；李诗中“蜡炬成灰”一句，则化为阿赫玛托娃“夜访”(第6首诗)中“那时蜡烛又将闪射出昏黄的光亮，/梦境悠悠”、“初次警告”中“万物都会化为灰烬”的诗句。“代献词”中的“我能够背负离别之苦，/可是忍受不了与你的会晤”两行诗，更明显地受到“相见时难别亦难”诗句的启示。善于表现离别相思之情且往往别有寄托，是李商隐无题诗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特色与阿赫玛托娃的诗情颇为契合。这就使得阿赫玛托娃在她所了解的中国诗歌中很容易领受李商隐的诗歌精神，成为一种必然。 饶有趣味的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位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也同中国诗歌文化有着某种联系。古米廖夫精通法语，曾在巴黎大学索邦本部学习法国文学和艺术，学成回国后又有机会再去巴黎。他曾翻译过法国作家伏尔泰、诗人戈蒂耶的作品，还通过法文阅读过中国诗人李白、杜甫等的诗作。后来，古米廖夫曾对这些中国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自由的改写”，并将这些改写之作结为一集，以《瓷器陈列馆：中国诗歌》(1918)为书名正式出版。据俄罗斯研究者考证，古米廖夫改写的诗作，显示出他本人的诗歌所具有“精雅与纤细”的风格，并吻合于改编者的情思(注：参见谢·巴文等：《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命运》，中央书局出版社，莫斯科，1993年版，第147页。)。 诗集《瓷器陈列馆：中国诗歌》的出现，与古米廖夫对于异国风情、异域文化(包括东方文化、非洲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兴趣甚至使得这位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的俄罗斯诗人创作了一些中国题材的诗歌，如诗集《珍珠》(1910)中的《中国行》、《箭筒》(1916)中的《中国小姐》等诗。《中国小姐》一诗中写道： 我常常从这亭子， 朝着那彩霞凝望， 有时我还要注视 树枝是怎样摇晃； …… …… 未婚夫毕竟还爱我， 尽管他狡猾而苍老， 不久前他在广州 毕竟通过了会考。(注：顾蕴璞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花城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7—129页。) 古米廖夫的这首诗共有六节，每节四行，在形式上显示出诗人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某种认知。诗作的内容，从一位“中国小姐”的角度，表现她在“独处”时的情思。全诗从景物描写起笔，由远而近，再写到主人公自身，在其自我感情的抒发之后，最终写到她对未婚夫的思量。这样的运思轨迹和艺术构架，在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中常常可以见到，这表明古米廖夫确实认真阅读过中国古诗。从《中国小姐》一诗所涉及的景物、爱情婚姻关系、科举考试制度等内容来看，诗人对于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诗人中，阿·阿·苏尔科夫(1899—1983)与中国诗歌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他曾担任九卷本《简明文学百科全书》(1962—1978)的主编，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53—1959)。1955年10月，苏尔科夫曾经来中国访问，并根据沿途见闻和感受，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诗。这些诗后来都收入他出版的诗集《东方和西方》(1957)中。他还曾将若干首毛泽东诗词译成俄文。他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诗，或以充满激情的诗句描画中国的优美自然景色(如《中国的风景》)，或赞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如《人民的心》)，或讴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如《暴风雪》)，均显示出20世纪5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眷恋，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与苏尔科夫情况相似的是另一位俄罗斯诗人尼·谢·吉洪诺夫(1896—1979)。他是诗人兼小说家。早在1936年，我国就出版过他的小说《战争》(茅盾译)。1952年，他的一本诗集又被译为中文出版。吉洪诺夫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向往着东方和中国。1952年和1959年，他曾先后两次来中国访问。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期间，他曾满怀激情，写下了一组赞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诗歌，不久后即出版了诗集《五星照耀着绿色的大地》(1961)。在《中国人》这首诗的开头，吉洪诺夫引用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题词，既表明自己对于毛泽东诗词的理解，也点出了他本人这首诗歌的主旨，即对当代中国人的钦佩与赞美。他的《在韶山村》一诗，系根据自己参观毛泽东故居的印象写成。诗中写道：“屋后一片丛林，远方是倾斜的山坡，/树影倒映在池塘中，/…………/依旧是这座房屋，这深深的池塘，/天空一片绯红就像丝绸一样，/但是，再也看不到他走过的小路，/和那遥远的消逝了的春光。”(注：中译文见乌兰汗编选：《苏联当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9、146—147页。以下《子夜诗抄》引文均引自该选本。)诗人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毛泽东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不乏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之叹，感慨于韶山这个小小的村庄对于中国和世界的贡献。同样写于1959年的《“中国人民是最贵重的金属”》一诗，以拟人化的手法和对话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固然需要煤炭、钢铁、石油和有色金属，但比这一切更可宝贵的是中国人民。在这里，诗人吉洪诺夫以质朴的语言传达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联大力提倡的人道主义，涉及“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这一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在20世纪俄罗斯诗坛上，还曾徘徊着一位联结起传统与现代、俄语文学世界与英语文学世界的个性独特的诗人身影，他就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他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不满于学校教育，15岁时便自动退学，走向人间独立谋生，先后做过十几种不同的工作，同时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些诗作不能在苏联公开出版，却作为“地下出版物”广泛流传。1964年，他因“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劳改，1972年被驱逐出境。这期间，他已有诗集多种在美国出版。1977年，他获得美国国籍，在那里同时用俄语和英语写作，逐渐成为一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诗人。 布罗茨基曾经“偶然地”到过中国。1979年12月，诗人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采访时谈到，他16岁时跟着一支地质勘探队，在中苏边境一带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说：“一次发大水的时候，我过河去了中国。不是我存心要去，而是运载我们全部装备器材物品的木筏漂到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引注)的右岸。所以我在中国呆了一会儿。”(注：《约瑟夫·布罗茨基采访记》王希苏、常晖译：《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565、407页。)这一经历也许未给布罗茨基留下关于中国的任何深刻印象。到了自己生命的晚年，当布罗茨基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时，他却真的“存心要”访问中国了，但一场重病使得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布罗茨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怀有十分强烈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诗歌导师阿赫玛托娃的影响。他于1961年结识阿赫玛托娃，成为她的学生。阿赫玛托娃凝重宁静的诗风、哀歌的音调和她安详中的深邃思考，都无声地渗入布罗茨基的心灵，制约着他的诗歌创作。他知道，阿赫玛托娃曾经翻译过中国诗人屈原、李商隐等的诗作，热爱中国古典诗歌。这使得布罗茨基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中国诗歌，关注中国文化。他曾经对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作出了高度评价。在他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艺术思维和中国文化的某种联系。 这种联系清晰地显示在布罗茨基的诗作《明朝来信》(1974)中。全诗由假想之中居于中国明朝的外国人给自己国内亲友写的两封“信”构成，内容是写信者对收信人谈自己在“明朝”的见闻与印象，表达自己的情思。这种叙述角度，令人想起18世纪法国作家孟德斯鸠的小说《波斯人信札》。在第一封“信”中，布罗茨基采用了现代诗歌中常见的戏拟手法，表现了明朝某皇帝的奢侈、残忍和难以消除的危机感，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凋敝、怨声载道的现实。第二封“信”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中国古训开头，在充分抒发了写信人的乡愁之后，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形象，传达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着崇尚与批判的某种双重态度： 风吹向西方，有如从豆荚中迸出的 黄色豆粒，——吹向长城屹立的地方。 在长城的衬托下， 人如同象形文字似的丑陋可怕； 就像任何其他无法辨认的字样。 这单向的运动把我变成 某种被拉长的东西，好比马头那样。 活跃于体内的力量，都消耗在阴影 和野麦的干瘪麦穗的摩擦上。(注：《约·亚·布罗茨基诗选(1957—1992)》，全 景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第354—355页。)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达到极盛的时代，又是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还是唯一的一个在农民起义成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代。布罗茨基选取明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作为中国封建统治时代的代表性王朝，从独特的艺术视角表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峻审视，表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已具有一定的深度。 诗体的“流动演出剧”《20世纪的历史》(1986)，是布罗茨基精心构思的一部长诗。诗人设想以歌颂、白描、夸张、揶揄、戏拟、反讽等交替使用的多种手法，对20世纪人类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艺术和文化各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现象，逐年地加以总结性“展示”；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一一予以评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长诗未能全部完成。已完成的部分(从1900年到1914年)，约有1，000行。在这部未完成的20世纪的新型史诗中，布罗茨基多次写到中国。如诗人在1900年、1901年的两章中，都写到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的反帝性质和锐利锋芒，它不久就被清朝统治者当作“拳匪”加以申斥的历史事实，都在布罗茨基笔下得到了表现。在1911年的一章中，诗人写到辛亥革命： 中国人剪去长辫，兴致冲冲， 孙逸仙博士出任首届总统， 领导共和。(三亿二千五百万， 这么多人的事务由一个议院管理， 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难办。 问题就是，中国式的宫殿里 到底能排进几多议席? 即使每百万只选一位参议， 无须半数，比如说，十分之一， 竟有几何?这无异于细数沙粒! 因为这个民主制没有字典!)(注：《约瑟夫·布罗茨基采访记》王希苏、常晖译：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565、407页。) 在这里，布罗茨基以诗的形式论及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论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诗人既非凭空而论，也不是随意闲谈。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世纪初中国历史所做的诗的回望，显示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洞察，或许仍可给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以某些启迪。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20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68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