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和文化影响的渐趋广泛，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汉学家对中国的认知，早已超越“想象中国”的樊篱，进入“表现中国”的疆域。概括而言，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带着敏锐的批判眼光和鲜明的“他者”目的，“隔岸观火”地评说中国；二是带着强烈的求知热情和浓厚的“中国趣味”，“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后者所体现出的变化对中国学界端正面对西方与传统的心态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接触近两年来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我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氤氲的“中国趣味”弥漫四周。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古典戏曲自身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的象征和中国文化的结晶，任何人一提到“戏曲”这个词，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显现出一幅绚烂多彩的舞台图景，耳畔也不由自主地鸣响起优雅的昆曲和铿锵的京韵。而更重要的是，在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学者身上凝聚并散发着一种值得称道的“中国趣味”，这就是尊重与珍视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中国古典戏曲，力求揭示其自身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当北美地区学者持之以恒地把这种“中国趣味”投注到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中时，他们的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便洋溢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热情。 北美地区学者身居异域，原本就擅长于“旁观者清”地观察中国古典戏曲，捕捉和审视中国学者熟视无睹或置之不顾的学术话题，他们还进而“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古典戏曲，带着浓厚的“中国趣味”去探求这些学术话题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理论内涵。 首先，基于浓厚的“中国趣味”，1998年以来北美地区学者格外关注中国古典戏曲作为抒情文学的本体特征，即使是揭橥戏曲作为舞台表演文本的综合性特征，也往往聚焦于古典戏曲如何展现当时人的审美心态和文化心态。 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作为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精神的结晶，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无疑是特定时代作家主体情感的鲜明表征。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在《导论：征服后的戏剧》中指出：“没有一种文学样式能够像戏剧那样，为作家表达关于明朝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满清征服中国的矛盾情绪提供一种更好的机会”，同诗词、散文、小说相比较，只有戏曲才能“成功地赢得大众的想象”。“戏剧易于描写矛盾的情绪和观念，让戏剧家显示所有他可以不断放弃的引人注目的选择。戏曲也可以诉诸于当代作家，因为戏曲人物显而易见的虚构性给予作家运用对话清晰表达的自由。”因此，北美地区学者希冀透过明清易代之际的戏曲文学，去触摸动荡时代的文人脉搏，揭示非常时期的文人心绪。如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善思认为，吴伟业的戏曲作品与他同时代写作的诗词可以等量齐观，都聚焦于生活在民族危机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人生选择的困境，作者的戏曲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塑造行为。 其次，当北美学者带着浓厚的“中国趣味”观察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状貌时，往往不满足于现象的详尽描述与过程的细致梳理，而更为喜好思考现象与过程背后的“特征”或“意义”。对他们来说，这些“特征”或“意义”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密码”，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们运用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戏曲作品独特的创作（生产）、改编、出版、流传、接受等整个流程，梳理古往今来“中国趣味”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传播通道，进而考察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魅力，已经成为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一大热潮。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奚如谷全面搜集、细致分析晚明以臧懋循为代表的杂剧编辑家对北曲杂剧所作的改编，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观念。伊维德教授也极其关注明代的元杂剧编辑家、出版家的改编活动与元杂剧文本传播的具体状貌，他的多篇论文，既有对文本传播的宏观研究，也有对个别文本的个案研究。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夏颂的专著《激情的戏剧：作者、读者及元曲的复制生产》，将文本细读与理论研究融合一体，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元曲传统的传承与变异，重点研究1550—1680年间，中国优秀的编撰家如何改写元曲作品，印刷元曲选集，以便想象和体现当时作者、读者和激情的新观念。 再次，结合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对戏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从“文化基因”的层面上探究古典戏曲的文化含蕴，也构成1998年以来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如，中国古典戏曲原本就涂染着相当浓厚的性别色彩，如元杂剧的“末本”与“旦本”，角色演出的女扮男装与男扮女装，女性观众的戏曲观赏等等，都大有文章可作。他们不仅注意戏曲文化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而且注意戏曲文化中两性之间的置换关系或紧张关系，以此透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性别观念。如霍夫斯特拉大学副教授周祖炎用“双性混同”的概念解读《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作品，认为这种双性混同现象实质上是异端文人反对残暴的政治权威的一种姿态，是他们减轻源自于政治自卑感的焦虑的一种心理策略，力图抗拒性别的戒令以寻求整体的文化身份。蔡九迪教授的专著《虚幻的女主角：17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和性别》，通过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详细分析包括戏曲作品在内的众多文艺作品中的女鬼形象及其独特的性别文化意义，也给读者以深刻的文化启示。 以上的种种现象反映了一种可贵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学界也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北美学者运用各种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大致采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先行确定一种或几种当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之作为学术思考的平台、论文写作的框架或理论阐释的指南。这种将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现代文化理论例证的研究思路，应该说是文化研究的“偏锋”，可以启人新思，发人深省，但毕竟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另一种思路是在尊重中国古典戏曲作为研究对象的“自足性”特征前提下，借助现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特征与底蕴。后者在近年来的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渐成气候，这说明西方研究中国的立场、心态和方法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一方面要以对话的方式，从汉学家的研究中获得碰撞和启发，一方面也要以更加开放平和的心态面对传统和古典，不惟西，不惟古，从容不迫，兼容并包。 在20世纪以前，北美地区人们心目中的所谓“中国形象”，无非是穿马褂、留长辫、抽鸦片、搓麻将等。当时北美地区汉学家观赏中国戏曲，大多陶醉于绚烂多彩的舞台形象、男扮女装的独特表演、五音杂陈的古典音乐等等外在的视听享受，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和“俯视”的学术立场。中国古典戏曲给予他们的，顶多是一种“别有洞天”的启迪和异质文化的滋养。进入21世纪，情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以北美地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不得不对中国文化的实力和潜力刮目相看，同时也激发一批人文学者用历史的眼光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源，借以思考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之途。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者“设身处地”地鉴赏中国，在学术研究中渗透与张扬醇正芳香的“中国趣味”，便是这一历史文化趋向的鲜明表征。对于中国学界百多年来面对西方和传统的尴尬心态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启示？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08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74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