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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作《希望的原理》（三卷本，1959）第五部《同一性：实现了的瞬间愿望图像（伦理、音乐、死亡图像、宗教、早晨的自然国度，至善）》中，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集中阐述了希望哲学的具体乌托邦构想。特别是在第53章《不断增强的人的努力：投身于星相神话、出埃及记、王国等宗教秘密；无神论与王国乌托邦》中的《关于地上与天上的均衡以及不显眼的世界行程（道）的福音：孔子，老子》一节中，布洛赫专注于孔子和老子文本，试图确切刻画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和生存智慧的精髓。 孔子解读 在布洛赫看来，孔子是一个生性正直、乐观向上、安贫乐道、诲人不倦、反对战争的伦理道德教师。孔子倡导“中庸”这一价值哲学，率先把“礼”与“仁”的概念加以具体化。布洛赫把孔子思想中的“礼”理解为作为恭敬对象的礼仪规则，把“仁”理解为习惯或传统意义上的人性。他对孔子的“礼”、“仁”、“中庸”学说印象十分深刻，因为这是完全不同于古代巴比伦、埃及和犹太宗教思想的一种宗教伦理思想。 布洛赫对孔子的“鬼神论”十分着迷，尤其对其“天”与“神”的独特观点深表同感。究其原因，孔子的基本教义与他的希望哲学的主旨具有思想上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孔子倡导“君子三道”，号召君子避免“粗野和黑暗”，积极入世，永不懈怠，把一个邪恶的幽灵世界翻转为人的光明世界。与此相对照，布洛赫也倡导“至善”，要让世界的未来前景掌握人类，呼吁人类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去造就世界的未来前景，把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历史背景殊异，但他们都是积极入世论者，都追求一个真善美的光明世界，在他们两人的心目中，这个光明的世界将是一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人间新家乡，从而成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的大同世界。 孔子认为，人性比神性更根本、更优先，这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布洛赫的无神论思想和“战斗的乐观主义”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这两句文本，布洛赫格外重视，因为在此孔子虽然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强调鬼神并不决定人类的未来。从孔子的思想中，布洛赫悟出在人的生命中并没有神的存在位置，人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天上之神并不统治地上人类，这一点正是天地均衡何以可能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没有神（超越者）的人间国度，这一理念与人类实现“至善”内容，即一个“自由的王国”、“没有神的王国”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孔子毕生推行德治和礼教，走中庸之路，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新的“宗法官僚政治”的法治国家。孔子大胆抛弃了贵族宗法遗产中的世袭身份制，仅仅采纳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富于启蒙意义的部分。春秋末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出现一个属于自然神学传统的后期贵族诸神世界。在布洛赫看来，自然神学是对于神性的哲学思考，而在这种哲学思考中恰恰蕴含了典范的黄帝德性和卓越的人性因素。孔子努力发掘自然宗教中的德性和人性，从而成了黄帝精神的倡导者，成了处理“中庸王国”的教师。他反对世袭身份制，推行学阀等级制，发扬光大了和平主义和理性主义理念。在这一点上，布洛赫意识到，孔子的自然宗教与古代印度、埃及等的自然宗教具有本质差异：孔子的自然宗教是一种道德宗教，而印度、埃及的自然宗教则是一种巫术宗教。 古代埃及、巴比伦并无宗教创始人而只有代表神的威 因此，布洛赫从孟子的话：“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中发现了儒教的主旨：“天仅仅是天，地仅仅是地，天之中并没有天之外的东西，同样，在地中也没有地之外的东西。”他还根据中国古代周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神无方而易无体”进一步论证说：“对于中庸之国而言，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不存在任何多余的飞地。”但是，另一方面，布洛赫很清楚，按照中国古代周易，“天尊地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为男，为阳；地为女，为阴。阴阳相合，万物即生。没有阴阳就没有万物。“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这意味着天地、日月、昼夜、寒暑、雷电、风雨、动静、男女、生死等永无止境的对立统一。总体上，阴阳趋向终极宇宙和谐，形成宇宙这座巨大天平上的天地轴心。这也正是人们所渴望的宇宙和谐本身。 但是，在人世间的顶端，有一个思维敏捷、敦厚能干、聪明坚毅的人，这个人就是拒斥一切自然神，仅仅追随“天意”的黄帝。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据此，布洛赫指出，黄帝绝不是神，但他却是源自东方思维体系的独特的最高统治者。一切西方宗教都显示出从最低级的神到最高级的神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并且经常显示出一条有神论的发展路线。与此相反，中国的诸神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笼罩大自然的天上世界决不意味着有神论的世界。因为形成天地世界的神与气都是同一的东西。 《诗经》曰：“天道”，即天的秩序。孔子从中悟出了非有神论范畴：“世界必有其规则”，这成了他的中庸之道的最后堡垒。黄帝凭借“天道”这个规范治理人与自然，使其恪守天道界限，安分守己、相安无事。顺应天道乃是万物均衡乃至和谐的秘诀。布洛赫认为，在此，孔子偏离最初的根本旨趣，复活了一种占星术神话。在亘古如斯、地老天荒的漫漫宇宙历程中，在家庭、国家和自然的永恒和谐和循环回归中，人类世界自给自足、自行发展。因此，天道虽需要教师，但并不盼望指导者。人处在天道之内，同样无需指导者。布洛赫指出，这些事实既是中国宗教的典型特征也是它的界限。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诸如近东、伊朗、印度的那种强有力的预言思想，而且任何一个中国的宗教创始人都没有孜孜探求普适于人与宇宙形态的某种健全的神圣性。 孔子死后几世纪，他被推崇为神。然而，在布洛赫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孔子进入了天堂，而是意味着他作为万世师表活在多神论的民俗信仰之中。与西方诸神硕大无朋的身躯相比，中国“神人”并不拥有任何实体，而且天本身也不具有供神栖息的任何空间。根据布洛赫的观点，“天”乃是一种非个人的、封闭的总体概念，它与道德的、物质的因素相关联。作为完成了的意识形态，天道从宗教理想的完满性中，反映静态家庭国家处之泰然的情绪。人性（仁）内在地接受这种天道。因此，布洛赫指出，在孔子思想中，占星术神话并没有绝迹，而是从伦理宗教角度反映以家庭和官僚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从而退回到理性主义的“尺度-神话”这一宇宙形态中。 孔子与希望哲学 布洛赫希望哲学的主旨是把人类希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动员人类去建设一个“没有神的王国”，即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由王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首先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回忆童年思想进程时，他写道：“每当我受坚信礼，在圣坛上背诵礼拜套语时，我都附带说三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一方面，作为一个批判无神论者，布洛赫借助“颠覆解释学”，对西方基督教的有神论思想和价值进行系统批判，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把“神”变成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宗教无神论者，他积极吸取世界各大宗教遗产的合理内核，特别是通过孔子、老子文本，重建一种无神论宗教，即“元宗教”。所谓“元宗教”不是关于神的信仰的传统宗教形式，而是一种没有神和彼岸世界的宗教遗产，即关于终极“向何-为何”问题的良心和至善的知识。“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对他来说，宗教的核心始终是王国，但是王国的根本特征“不是神而是希望”。因此，元宗教与战斗的无神论是循环地固结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反之，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就希望王国而言，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希望中的乌托邦存在。 对西方传统基督教信仰和价值的批判反省，促使布洛赫转向东方的生存智慧，努力从孔子、老子的文本中寻找新的宗教素材和希望灵感。从孔子、老子的文本中，布洛赫发现了东方的至善价值，这是一种基于“人”和“无为”概念的、拒斥彼岸或天国概念的新价值。这成了布洛赫元宗教思想的新的起点，借助于此，他得以把以神为中心的西方传统价值和基督教至善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普适价值和人类至善。 布洛赫在孔子那里读到了什么？布洛赫读到：孔子关注天与人的相合，同时提出了人应当履行的行为规范（天道）；黄帝履行天意，不时授予他的部下惩罚自然神的权力。天地并非总是势不两立，而是通过阴阳对立统一形成一个和谐宇宙。天道是客观规则，天人互不干预，这就排除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预言思想。黑格尔从天道中窥探到“理性的狡计”，海德格尔从天道中瞥见到“神性的恐怖”，雅斯贝尔斯从天道中看到“大全的包罗万象”，与此相对照，布洛赫则从天道中见证了孔子中庸思想的革命含义：不是一味逃避世界，沉迷于对天的超越信仰，而是积极入世，实现人间的美好理想。在孔子看来，世上的主人不是神，而是遵循天道而生活的人。在孔子那里，布洛赫看到了自古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一个没有神的自由的尘世生活。 孔子的乌托邦思想和东方生存智慧就这样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乃至无神论宗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宗教中的自然思想和无神论理念与布洛赫的“没有神的王国”和“自由王国”等主导概念有着十分相似的意义结构。作为和平的自然规则的尺度，孔子的道德、宗教观是超地域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只要他遵循孔子的道德、宗教态度，即神圣的中庸概念，他就决定性地为这种态度所深深吸引。”正因如此，在人类希望与梦想的百科全书《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潜心钻研孔子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细心揣摩他的积极进取的入世主义中庸态度，试图以此来重构同一性即“良知”和“至善”的理论基础，寻找一条克服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