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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开始得到了各方主动或被动的承认,世界对中国的变化和走向,以及中国因素将如何影响世界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态势在2005年曾得到戏剧性的展现,各国政要们突然之间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各大媒体先后进行了有关中国的封面或专题报道,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中国公司》和《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这样的有关中国的著作。 美国《华盛顿观察》杂志的一篇文章这样描写道,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开始转向中国,谈论中国和中国因素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各国的政要、企业大亨和记者们纷纷绕过东京,涌入北京;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美中关系将决定这个星球的未来”之类的赞誉之语泛滥于各个政要的言辞和各大媒体的报道之中。 与以往中国带给他们的话语上的或想象中的冲击不同,他们这次是真正地、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影响:在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以及“镀金时代”的西方才具有的那种不拘形式的竞争方式和野心勃勃的扩张精神等诸种条件共同形成的强大竞争优势下,他们的工厂的竞争力下降了,有的甚至开始倒闭了,身边充斥的都是“中国制造”,这些不得不让他们感到忧虑。 2006年,这股热潮并未消退。出版界继去年的《中国公司》、《中国的世纪》等热门书之后,又推出了众多的剖析中国经济活力之源和中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全球的影响的著作。(注:2005年及之前的中国问题著作出版情况详见:中国往何处去:近来美欧“中国学”著作一览) 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士·金奇(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一书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正如本书入选《金融时报》与著名投资公司高盛集团联合主办的2006年度最佳商业书籍时,高盛首席执行官洛伊德·布兰科菲的评价词说的,“中国正在改变世界,而詹姆斯·金奇的书正好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时期的精华。” 金奇表示,他在北京担任《金融时报》记者期间,工作主要是报道中国国内事务,在研究和报道世界如何影响中国问题上,所花的时间要大大超过研究和报道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问题。但到了2004年初,世界各地的“窨井盖失窃”现象开始,金奇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引力已抵达世界最遥远的角落。(注:所谓“窨井盖失窃”现象,据金奇在书里的描述,指的是因为中国钢铁需求急剧上升导致全球废金属价格达到了历史新高,致使世界各地的盗贼纷纷撬起铁制窨井盖,卖给当地商人,商人把窨井盖切割后 ,装船运往中国。) 金奇在书中描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让4亿多人脱离贫困,经济年均增长9.4%,是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最高的。1978年时,私人电话几乎闻所未闻,而到2005年,约3.5亿人拥有移动电话,1亿多人上网。中国的复兴正改变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标志着中华民族长期落后衰弱时代的终结。中国释放出的能量就展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并开始震撼世界。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了其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书中集录了17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论文,从历史、政策、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之发展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并认为,亚洲的权力构图正在转变,中国或将回复它传统的亚洲中心角色,并将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现在,中国是善意和耐用消费品,而非武器和革命的输出者。” 中欧国际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胡安·安东尼奥·弗尔南德兹(Juan Antonio Fernandez)和资深记者劳利·安德伍德(Laurie Underwood)合著的《中国CEO:20位世界商界领袖的自白》对二十位跨国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和金融顾问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可口可乐、英国石油、通用电气、通用汽车、飞利浦、微软、索尼、西门子和麦肯锡等知名公司,以谈话形式纵论自身经历,分析中国经济的活力之源,以及他们亲身所感的中国经济生活和文化环境的独特之处。 英国左翼报纸《卫报》的前经济编辑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则一反这些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将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中国也不可能象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成为21世纪的巨人,他甚至“危言耸听”的认为当中国的增长速度一旦放慢,可怕的失败就会出现,因为中国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紧张关系正在酝酿成型。他为中国开的药方是以西方的“启蒙价值”(enlightenment values)来化解由于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问题。 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律学教授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的《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还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一书则认为,中国不可能马上成为可与美欧一争高下的超级经济体,更不用说是对它的威胁了。他强调,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范例”。他说:“我们可以把中国视为问题,也可以视为典范。”不过,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得到好处,而且把它当做榜样去仿效。 对于中国的迅速发展能否持久,对于中国会富裕到什么程度、中国是否会尊重法制以及中国是否能向民主制度过渡这个问题上,帕伦勃认为虽然还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他对此表示乐观。帕伦勃指出,中国领导人是务实的,总的目标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辉煌。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如今除了关注中国经济的力量外,还发现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他们看到,中国在全球开设的孔子学院迄今已经达到120多所,覆盖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中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的规划,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五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软实力如何在亚洲及整个世界发展的思路,同时提醒美国政府正视中国影响力提升的现实。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她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她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了,”科兰滋克如是说。她认为中国外交变得更加成熟了。一个例子就是十几年前中国老一代的外交人员处事极为谨慎,或者迫于某种政策限制,甚至不愿多和媒体打交道,但是新一代的中国外交官们逐渐学会了在媒体面前谈笑自如,态度更开放,在公众中形象更友善。 从历史寻找答案 中国复兴之所以让西方感到忧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模式的不同于西方模式,以及中国长期的帝国历史。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破坏。为此,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历史,考察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19世纪中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上,试图从中找到某些启示。特别是,2006年既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70周年,多项纪念日子给了他们一个去回顾历史的很好机会。 著名中国学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认为,欲理解今日中国的“行为方式”,就必须设法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经过。他在书里指出,文革所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是“告别革命”,对诸如革命这样的“人类工程”产生深切的怀疑,从此他们开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不再执着于意识形态的纠缠,转而采取一条以发展物质财富为目标的、边前进边探索的经验主义道路,最终使得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萦绕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心头的强国梦成真。 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早些年便已著有权威性的三卷本大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且曾和费正清一起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此次他采用大量新出现的材料著成《毛最后的革命》,再度深入探讨了文革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 发生于文革期间的、对今日中国的塑造更具影响力的事件,应该是毛泽东在其去世前4年做出的,同已经对抗了20多年的夙敌“美帝国”和解,同意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的决定。尼克松后来称他这次短暂却令世界震惊的中国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的确,没有那次会面,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中美还处于敌对中?也许中国还依然“独立自主”地闭关封锁着?甚至也许和苏联在相互的核攻击中双双毁灭?一切皆有发生的可能性。 脍炙人口的《巴黎1919:改变世界的6个月》一书作者、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的新著《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第一次完整记录了中美两国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苦涩对抗之后如何坦诚相见、捐弃前嫌的历史。”在书中,麦克米兰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两国各自的国内环境出发,解释中美两国1972年出人意料的和解。 当时的中国国内因为文化大革命陷入混乱,在国际上因为与盟友苏联反目成仇而变得空前的孤立。麦克米兰在书里透露,苏联外交官在1969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向美国试探,假如苏联对中国发动包括核打击在内的战争,美国将会如何反应。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之危险。而当时的美国也同样问题丛生:在外部环境上,一方面是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另一方面,在与苏联的冷战较量中战略优势已经转向对手;在内部,则充斥了种族暴乱、反战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思潮,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中。 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目光越过19世纪的中西相遇和近30年前的改革开放,投向了整个中国历史,试图从中国上下近3000年的经历出发对她进行解读。英国历史学家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的《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一书看到中国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变化可以说少之又少,今日的乡村和几千年前的乡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在洛弗尔看来,造成此结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长城,这一历经了数十个朝代而“永远不倒之万里长城”既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抵抗了异族的侵略,同时也将外面的新思想、新文化阻挡在了门外,致使这块土地成为一潭死水,难以荡起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波澜,更毋论和欧美国家那样,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了。 在《长城》一书里,洛弗尔以长城为观察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从长城最早修建起来至今20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史。洛弗尔发现,在这漫长得近乎残酷的200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哪个帝王掌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异族,无论是南人还是北人,无论是出身贵族或出身乞丐,出身英雄或出身无赖,也无论是男皇帝抑或是女皇帝——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或最终不得不选择修墙建城,为这块土地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长城”,否则会夜不能寐。 洛弗尔的看法是,长期的筑墙传统致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逐渐变得封闭自守,逐渐变得傲慢自大,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自认为是“天子”,自认为处于天下之中心,余者非蛮即夷,因此不屑于真心接受任何外来的事物,它实在是中国千年“不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明史专家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L.Dreyer)的《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一书则对明朝为何在1436年突然停止了海外航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有两点,首先是儒家思想中对太监的痛恨导致了计划被搁浅,船只被摧毁。第二点是明朝宫廷从南京搬到北京后,中国决定再次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外不再感兴趣。这一政策变更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 《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一书还对一些近两年来流传颇广,并让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比如,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同时也是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加文·孟席斯在其著作《1422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说郑和在其第六次航海时曾抵达美洲西海岸并横跨太平洋返航,也就是说,是中国人而不是哥伦布最早发现了新大陆。德莱耶认为孟席斯的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 将目光投向历史的还有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哈里·盖尔伯(Harry Gregory Gelber)。他的《龙和洋鬼子:公元前1100年迄今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China and the World, 1100 Bc to the Present )审视了中国上下3000年的对外关系演变史,试图从过去的经历,尤其是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后所遭受的苦难历程出发,来掌握中国是如何与外界打交道的。盖尔伯认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更可能争取和谐共处,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统治之法,证据是即使在中国的主权在19世纪遭受西方势力的侵蚀,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主旨仍保持不变,即,是外交,而不是战争,才是同“蛮夷”打交道的首选方式。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和开放后,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入,随着传统的封闭社会开始向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转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社会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的两部著作就为我们描写了他们眼里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巨变。 曾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潘文(John E.Pomfret)的《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一书讲述了他1981年作为交流生从美国来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插班就读的经历。那时的中国正在上演着巨大的变化。潘文的中国同学莫不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但今天已成长为中国经济繁荣和政治领导层内的中坚力量。 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是一个美国人写他身处中国变革时代的所见所闻。这本书的名字“甲骨”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龟壳或牛骨上。何伟指出,在中国,个人与集体的观念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中国过去注重的是整个集体,而个人不应该出风头。不过现在个人已经得到了解放,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他们上进心强、甘冒风险、敢于自己作决定。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类似于美国西部拓荒时期寻求发家致富机会的心态。何伟认为,这种转变对于中国而言是非同凡响的。 1、詹姆士·金奇(James Kynge),《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a Hungry Nation)著,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2006年3月30日出版。 2、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3、胡安·安东尼奥·弗尔南德兹(Juan Antonio Fernandez)与劳利·安德伍德(Laurie Underwood),《中国CEO:20位世界商界领袖的自白》(China CEO: Voices of Experience from 2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约翰·威利出版社2006年4月15日出版。 4、威尔·赫顿(Will Hutton),《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自由出版社2006年11月14日出版。 5、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还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China Modernizes: Threat to the West or Model for the Rest?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5日出版。 6、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著,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30日出版。 7、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毛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8、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兰登书屋2007年2月13日出版。 9、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长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2000年中国与世界之关系》(The Great Wall: 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2006年3月12日出版。 10、爱德华·德莱耶(Edward L.Dreyer),《郑和:明初的中国与海洋》(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朗文出版社2006年5月3日出版。 11、哈里·盖尔伯(Harry Gregory Gelber),《龙和洋鬼子:公元前1100年迄今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China and the World, 1100 Bc to the Present ),Bloomsbury Pub Ltd 2007年4月15日出版。 12、潘文(John E.Pomfret),《中国课:一个美国人和他的中国同学以及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An American, His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亨利霍特出版社(Henry Holt)2006年8月出版。 13、何伟(Peter Hessler),《甲骨:一次穿越中国历史的旅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2006年4月25日出版。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