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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官方的“文革”研究 美国政府进行中国研究并参与对华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有:白宫(White House)、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中央情报局(CIA)等。这些政府部门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为了决定和修订对华政策,因此其研究的特点是共时性的、时事性的,是伴随中国局势的发展所做的跟踪观察与评估,显而易见,这些观察与评估曾经对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白宫的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大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写给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Rostow)经罗斯托阅后又转呈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也有些备忘录是罗斯托本人写给总统的。这些备忘录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发展的报道和分析,官员们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建议。“文革”初期,美国官员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文革”的发动对中国是否出兵越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务院的文件多且庞杂,主题涉及广泛,有许多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和传真,有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到个人的分析,有对中国经济情况的调查分析报告,还有些是关注“文革”的后果影响。 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文革”期间以香港为其最主要的窗口,大力搜集情报,对中国国内情况做出评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名为研究机构,实为情报机构的研究所——友联研究所,主要负责系统地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1]中国“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领导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尽可能地关注。从“文革”爆发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断定中共已经分裂为两派——所谓的“毛派”和“反毛派”,于是他们的观察也围绕这两派的斗争展开,他们时而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而又把目光转向刘少奇、林彪等人。自然,他们把林彪划为“毛派”,并认为“毛派”是少数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划为“反毛派”;周恩来则被称作“温和派”。 有关美国官方对中国“文革”观察与评估的内容,本文将作为主要的史料引用并做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评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2)美国主要研究机构、思想库的“文革”研究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各种机构:1.美国亚洲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研究成果以专题文集、著作、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2.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要出版物有:《通讯》(Newsletter),《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亚利桑纳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izona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Asian Studies);4.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要出版物:《通讯》(Newsletter),《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有关亚洲的博士论文集》(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Asia);5.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该研究所在美国数届政府的决策中起过重大作用;[2]6.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有关文革研究的出版物有:詹姆斯?汤森(James R Townsend)《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研究》(1967年);克劳斯·梅赫纳特(KlausMehnert)《北京和新左派:国内和国外》(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等;7.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8.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9.康奈尔大学中国—日本研究计划(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有关文革的出版物:费雷德里·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10.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物:《环球》(Orbis)——有关国际事务的季刊;11.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出版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2.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Sino-Soviet Studies);1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蕴含了该中心多年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14.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16.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17.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8.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兰德公司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文革”进行了大量的共时性研究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的中国军事和外交方面,另外对“文革”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一)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军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政策、策略,中国军事发展在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军队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分析研究;[3](二)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部和外交事务,中苏关系,以及受苏联影响的中国领导层的人际关系、北京的党派斗争等;[4](三)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注重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细微差异,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及其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关注“文革”中地方政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5](四)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6] 另外,由托马斯·鲁宾逊(T. W. 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7] 是兰德公司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一项具有很大影响的成果。书中收入由鲍姆(Richard Baum)等五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五篇论文,从“文革”产生中的中国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泽东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文革”中的中国外交事务和“文革”中的中国农村等,从多个视角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3)美国学术界的“文革”研究 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根据其年龄、经历(从一般意义上讲,年龄和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和所得出的结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生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包括华裔的美国学者),“文革”爆发之时,他们刚好年富力强,目光敏锐,中国这场世界瞩目的运动立即引起他们强烈的学术兴趣,致使他们马上投入到中国“文革”研究中来。这些学者处于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学术成果丰硕:在“文革”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已有大批美国学者发表和出版有关中国“文革”研究的论文、著作。“文革”结束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文革”研究。这里主要介绍的正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成果,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文革”观,而从这些学者对“文革”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中也更能折射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如何看待“文革”中的中国,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另一类是,生长在中国,后移居美国并选择从事“文革”研究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们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后期至80年代期间陆续移民美国。凭借其自身回忆和感受,他们一边关注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一边利用美国的学术资源,本着作为中国人所固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怀,进行着“文革”研究。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类美国学者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成果。[8] 这些学者专家主要是在这一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部分学者。这里的介绍能尚不够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一)在政治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前英国国会议员(工党),中国问题权威刊物《中国季刊》编辑人之一。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讲20世纪80年代该校开设的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撰写并出版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9] 安炳炯(Byung-joon Ahn),广东籍。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西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著作:《中国政治学和文化大革命:政策决策过程的动力学》[10] ,书中作者从分析1958至1966年间的中国入手,探讨“文革”的起源的社会背景,并勾勒出1965至1966年“文革”策划乃至发动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还评估了“文革”对中国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安博士的其它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还有:《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权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1959-1965》、《中国对政治形式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重建,1966-1972》、《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革命,1970-1976》等。 鲍姆(Richard Dennis Baum),1968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同年兼任兰德公司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政治学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7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反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8)”。[11] 1971年,鲍姆和路易丝·贝内特(Louise B. Bennett)共同编辑的《动荡的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12] ,其中收入了一些美国学者研究1966-1969年间“文革”发生、发展和发展时期颇具影响的论文,是美国学术界进行“文革”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张书成(音)(Parris Hsu-Cheng Chang),台湾籍。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1969-1970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员。1971-1973年东京、台北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奖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1970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和激进的意识形态》(1973)、《中国的权力和政策》(1975)。 陈炳杞(Peter P. C. Cheng),台湾籍。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刘少奇研究。曾撰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长期斗争”;[13]“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14] 洛厄尔 迪特默(Lowell Dittm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71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从此进行过多年的刘少奇研究,曾撰文:“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沉沦”;[15]“中国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批评:刘少奇沉沦分析”。[16] 1974年出版专著:《刘少奇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学》,1997年这本专著重新修订出版。[17] 默尔 戈德曼(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著作:《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18]《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19] 编辑文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探寻新的关系》[20]。 哈里 哈丁,斯坦福大学教授,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成员。1976年10月曾以“斯坦福大学代表团”成员身份来中国访问。1974年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1959-1972)”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 in Chinese Politics,1959-1972)。主要著作:《毛泽东主义关于组织和制定政策的理论》(Maoist Theories of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对罗瑞卿的清洗》(The Purge of Lo Jui-ching)。 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编辑文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21],收入由英美学者撰写的12篇论文,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央委员会的党派之争,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文革”中军队和党的关系等问题。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中国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中国和东亚校际间研讨会主席,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权力之争”[22];“‘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未解决的继承权危机”[23];《毛泽东和不断革命》(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1977)。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中国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中国和东亚校际间研讨会主席,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权力之争”[22];“‘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未解决的继承权危机”[23];《毛泽东和不断革命》(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1977)。 欧迈格(又译:奥克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同时兼任兰德公司顾问,大学服务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斯沃思莫尔学院董事会成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中国季刊》编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曾被《华盛顿明星报》评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内政情的最杰出的专家之一”。曾多次访问中国。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回顾1967》,包含4篇杂文论述了1967年中国的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情况。[24] 《中国的发展经验》,讨论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中国的农业发展、科学技术的组织和应用、环境控制、家庭生活以及学校的功能、官僚体制、社会变化和组织等问题。[25] 白鲁恂(又译:卢西恩·派伊)(Lucian Wilmot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中国季刊》编委,亚洲基金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学会会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中国领导人将面临的两难处境”[26];《中国政治学中的权威危机》[27;“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28]《官话和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等。[29] 托马斯 鲁宾逊(Thomas.W. Robinson),华盛顿大学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国际研究协会会员,和平研究协会会员。1971年起任兰德公司顾问。主要著作:《中苏冲突:背景、发展和1969年3月的冲突》[30];《中国的文化大革命》[31;《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比较中描述他的政治风格》[32];《作为精英典型的林彪》[33];《林彪的政治军事传记》[34];《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争斗和省级叛乱》。[35]《武汉事件》中作者非常详细地记录了1967年7、8月发生的武汉事件。 斯卡拉皮诺(又译:史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日本及朝鲜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朝鲜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等职。外交关系理事会、对外政策协会等团体的成员。《中国季刊》、《华盛顿评论》和《亚洲观察》等杂志编委会成员。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3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3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中收入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家级、省级和军方领导人的文章。 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密歇根大学教授,兼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特邀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政治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关于积极性和积极分子: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38]《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39]《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过渡形象的盛宴》[40]等。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自身的发展唤起并一直吸引美国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热切关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挟建国之威,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虽然对中美双方来说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1],但终究还是又一次向美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当面临外来危险、威胁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和精神。“文革”爆发前的十年,既是中国“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同时也是“曲折发展的十年”。政治上,由于毛泽东急于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而在国内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极左”运动;经济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可观的成就,但同时也遭受了“大跃进”、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三年自然灾害”等人为的与自然的灾害的一次次冲击。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美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她在国际舞台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恐怕就是世人关注中国的初衷和根本原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之间连很多中国人乃至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搞不清中国政府意图何在,更别说外国人。美国人是带着几分困惑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开始极早,几乎是伴随“文革”的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的全过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美国人的研究是紧追其后、锲而不舍、纷至沓来。“文革”起源、“红卫兵运动”、主要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的地位、作用与沉浮,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等等,都是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题。 “对西方的汉学家们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题目。从宏观的角度讲,研究在20世纪和平时期的中国何以会演出如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悲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它还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力量和它的脆弱充分显示出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心态与中国的国民性也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这对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2] 另外,正如侯且岸所说,“‘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包括官僚主义问题、等级制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消灭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问题、民主问题、文化传统问题、树立新的道德风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被采用错误的方式加以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错了,也就使得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对我们来说,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值得反思。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美国学者和其他西方学者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3] 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至今仍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在出版。 第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特征。这种国际性特征的解释首先可以从研究的发起和过程中对国际环境的考虑来进行考察。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的国际形势发展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是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开始瓦解,并走向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准备过渡阶段。美国此时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和当时正在国际舞台上上演的两件大事有关——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和越南战争。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苏同盟的破裂和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在美国看来是新的与中国打开外交大门的机会。而此时国际战略格局也在渐渐发生变化,苏联在武器、军备、军事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视苏联为最主要的威胁和对手,“联华抑苏”,拉拢中国的外交思想逐渐萌生并逐渐成熟。“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响亮的“反帝反修”的口号曾让美国多了几分犹疑,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发展,揣摩中共领导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图,判断“文革”过去后,中国的高层领导机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动,中国政局会出现何种形势乃至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美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和兴趣所在。 越南战争是使美国泥潭深陷的一场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持久战”。 约翰逊政府时期做出了升级越战的错误决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伴随对中国观察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人始终在评估中国是否会出兵越南,就像当年出兵朝鲜那样,这是美国人不期望发生的事。美国在“文革”爆发之初就评估并希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内形势的混乱会使中国自顾不暇,从而不再去管别国的事情,不会对越南进行军事干涉。1967至1968年间,美国决策层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获得更为冷静的认识,认为中国并无侵犯邻国的危险并推断中美关系缓和成为可能。 另外,认识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国际性还有一个角度的考虑。“文化大革命”前后很多国家的中国学问题专家投身于对中国的“文革”研究,这些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多个学科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美国是国际性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中心,这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实现了国际化、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美国学者与其它国家的学者在资料、信息上互通有无,在研究上不断互相沟通、交换意见,通过如此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促使美国学者的研究选题宽泛、思维活跃、孜孜求证史实、研究态度严肃执著。 第三,美国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的反映体现在爆发于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现实的联想。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美国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学生们对主流价值观念和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摒弃,反映了居于这个社会的边缘部分的觉醒。”[4]始于1964年的黑人运动和其他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反科技文明和生态环保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被称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美国公众(包括无产阶级)对其主流文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叛与反省,是大革西方文化的命的运动。不论是黑人运动、学生造反、妇女解放,还是生态环保运动和反战,我们在无数次非理智冲动的背后,看到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对新时代、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理性探索与追求。”[5]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按照自己从“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使神州大地很快乱了起来。中国进入了十年的“大动乱”的年代。形式上与美国文化大革命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率先采取了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红卫兵运动(学生运动)充当了急先锋。这些青年学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但是他们的举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狂热性。他们不加思索的奔走呼号、四处冲杀,他们在“破四旧”的旗号下,焚书、抄家、砸商店、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的差别,“实践证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6]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是人称三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7]虽然,大洋彼岸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国家的两场文化大革命有着本质上的根本区别,但当时几乎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自身现实的联想,积极地投入到对中国的这场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去。“以人为鉴”,或许除了关注中国、希冀了解中国的目的之外,美国人也很想从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总结些经验教训来引以为借鉴。 第四,中美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狭隘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就很自然地会出现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理解方式的不同、分析方法的不同,乃至得出迥然不同的判断、结论。中美两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文化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但决不是这种传统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开拓一个新大陆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文化。”“美国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内容庞杂,把适应新大陆的各种白人价值观都包括在内。”[8] 中国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作为其承载实体的“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9]”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 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中、美文化的几个特性之上:(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性。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美国人没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可挖掘,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去承受,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5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但以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为主,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一主多元”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系统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协调的社会关系上来。 (五)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与美国文化的多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六)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美国文化的开放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 (七)中国儒家主文化与美国基督教主文化。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关系,宗族血统。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基督教讲究博爱。 (八)中国文化的统治性与美国文化的大众性。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利益。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美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因此美国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大众性。 (九)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与美国文化的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道德为主体。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美国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人数最多。因此美国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现代欧美文化。欧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学等特性在现代美国文化中也有所继承。[10] 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彼此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完全不同。加之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致了认识上的偏见。在分析、研究中国人以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时,即使非常小心、尽量客观,也在所难免受到自身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尤其在分析、研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此复杂、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时期上,偏差谬误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五,信息、情报、资料来源等方面的特征: 1. 美国此时已经拥有相当完整的中国研究情报体系。这些情报体系包括,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大使、领事们在关注各自所驻国家、地区事物的同时,兼顾间接得来的有关中国大陆的各种情报、信息和资料的收集以及整理并及时将其发给华盛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驻香港、澳门领事馆是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观察、窥视的最主要窗口,其总领事通常总会定期向华盛顿方面发回有关中国政局的详细分析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此间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整理也为美国决策层对华认识和政策制定提供佐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6至1968年间已解密的中央情报局对华分析报告就有二、三十件,另有迹象表明“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甚至每周都会对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发展做一总结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其对中国国内所发生事件细节描述分析之详尽更是令人瞠目;美国的智囊集团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四处搜集有关中国的信息资料,并聘请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研究报告;美国各大学尤其是在世界负有盛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招募有才华的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2. 美国此时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制定是基于比较丰富的资料收集和比较严谨的资料整理。“文革”爆发前后,美国可谓竭尽所能,对有关中国的各种各类情报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这些情报包括,中共公开发表的声明和文件以及期刊杂志,美国不仅收集这些文件档案、期刊杂志,而且还将一些重要的文件译成英文在美国国内公开发表,以便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到对华认识、政策的讨论研究中来;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和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图片也是美国不厌其烦认真收集的材料之一,美国试图从中嗅出中共政治气味的浓厚程度,判断中国政治气候的方向,以及加深对其中所能反映出来的各种中国社会问题的了解;对中国大陆电台、广播的窃听也是美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还有对出于各种原因离境的中国大陆人士的采访,听取他们的口述,也是当时美国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渠道。 3. 美国此时对中国的认识分析有其准确性,当然也有其局限、片面的一面。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文革”爆发期间,绝大多数中国人投入到狂热的运动中去而无暇自省,就算有些明智者觉察到了运动的不对头,但他们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困惑与悲哀,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又只能三缄其口。与之相反,美国作为旁观者自然可以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冷眼观看,加之美国的这种观察又是尽可能的“细致入微”,所以能得出如前面所提到的“毛泽东难免被人利用”的诸如此类的准确论断。但理应看到,此时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分析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是由于,首先,中美当时长期处于敌对,唯一的沟通渠道官方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文革”期间也停止了谈判,而其它方面的如旅游、民间交流都是被禁止的,这无疑大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其次,中国的新闻一直有极严格的保密监管制度,面对中国的新闻封锁,美国仅靠窃听、窃取等手段所获情报不可能是完整的;再次,“文革”的混乱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驻外大使几乎全部撤回。许多期刊杂志停刊。这些都令美国很难获得第一手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资料。最后,“文革”期间离境的中国人大多是逃往香港的难民,其中虽然包括一些当时的红卫兵,但由于政治上的偏激和出于政治避难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人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描述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这又使美国艰难获得很少的一点第一手资料大打折扣。 (王朝晖,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1996年6月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短期访学和独立研究;2005年6月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多年从事英语语言、英美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曾公开在国内外发表“Young Chinese Look at America”、“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美国对‘文革’初期的中国的认识及对华政策”等学术论文数篇;参与翻译《人类文明史图鉴》第16卷等。) (《学术交流网》主持人2006年5月15日按:本文是王朝晖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中的引言:《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概述》内容,征得吉林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王朝晖博士的同意,在学术交流网首发) 《学术交流网》主持人2006年5月16日按:本文是王朝晖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中的结论部分,征得吉林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王朝晖博士的同意,在学术交流网首发. (文章原载《学术交流网》2006-05-16) 转自:http://www.chinasareview.com/sky/index.php?modules=show&id=1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