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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本侵华 中国国民性研究 文化侵略 在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其中有不少“研究”者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说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服大、非理性、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盲目乐观、自暴自弃、无国家观念等等，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中国及中国人在他们笔下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们断言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解释中国人民的排日和抗日，为日本的长期占领和奴役寻找根据和对策。 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当时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的著作较多，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同时也有人热衷于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特别是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①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大批文章与著作。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学术性的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含有偏见和不当，但也不乏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和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外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虽然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研究者虽力图显出其学术性，但由于受蔑视中国的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在“支那国民性”研究中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②一书，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支那国民性”，这也还算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反映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光看这些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糟糕，九条中只有“有耐性、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还有的人热衷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情况，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这类书大都出笼于20世纪30～40年代，较为典型的有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③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成立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决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决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作者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他还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的史实，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在他看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作者在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时，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说中国人对日本兵的杀戮如何惨不忍睹，说“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诗句，就隐藏着中国人的残虐性。然而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兵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④一书的序言中则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讲信义的支那给以膺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接着声称：“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诸君。”通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日本〕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它，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文华的意思，就是自负其文化卓绝于世界；所谓‘夏’，可以训为‘大’，解释为国土广大……就是大国、强国，以文化优越自任的名称。”加藤的这些说法没错，但却暴露了他在逻辑上的先后矛盾，因为这些恰恰可以反过来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国家观念”的。加藤极力强调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命题，无非是为了用这一命题来解释当时的现实。以当时中国人的所谓“侮日、排日、抗日”，当然无法说明这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的表现，但加藤却极力把这个归结为中国政府的煽动。在他看来，中国民众的抗日并非自发自觉的抗日，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侮日、排日作为国策的基调”，是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结果。而举出“自尊排他”，又是为了说明“自尊心伴随着卑他心，特别来源于他们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竞争，阻止北方戎狄的南进，而自己却自由进出南方沃野。这种竞争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尊卑他，更是排外之心膨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缺乏的他们，民族的结合心却很强。允许外国人设租界，是不屑与禽兽般的外国人共同生活，而把他们圈在一定的区域中栖息，这可以说是他们的主要意思。”然而谁都知道“租界”是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的一种方式，加藤对租界的设立作如此解释，不是无知便是偏见。重要的是，这些看法又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自相矛盾——面对外国势力的侵入，“自尊排他”岂不是“国家观念”的一种表现吗？所谓“民族的结合心”，难道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吗？加藤在这里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矛盾和混乱，都是因为他要说明：中国人的“排日”和“抗日”是由“民族性”所决定的，“支那民族性”中天生地就“排外”，因而“排日”、“抗日”不是日本侵略的结果，而是由“支那民族性”所决定、所造成的！ 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以客观公正自诩，而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⑤一书中又进一步打出了“科学”的幌子。实际上，此书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歧视、敌视与偏见，可以说是山崎百治所描绘的“丑陋的支那人”之大全。作为一个研究农业科学的农学博士，山崎百治在《这就是支那人》的写作上，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自然科学著作的那种形式，即每一章先分条罗列能够体现有关“支那人”某方面“民族性”的“事例”，然后是“摘要·考察·概括”，并在其中做出自己的结论。全书分两编，第一编是《现实中的支那民族性》，第二编是《支那民族性的史的考察》，共分十六章，从现实而及历史，罗列出了他眼中的“支那民族性”的方方面面，亦即“支那人”的丑恶形象。包括“现实·现世·实利主义·商人根性”；“诡辩·谎言·强辩·矛盾·婉曲”的语言方式；“掠夺·盗窃·抢劫·走私进口·欺骗·共产”的行为习惯；“伪和·伪造·模造”的以假乱真的才能；人人都想做“官宪·官僚·统治阶级”的官本位思想；“兵·兵匪·军阀”横行、兵与匪不分的黑暗现状；善于鼓吹和“宣传”，言论与实践、形式与实际相分离的言行不一；对与自我无关的事物概不顾及的冷漠；追求性欲刺激的、常常处于饥渴状态的强烈性欲；鸦片泛滥、吸烟成瘾、赌博成风、吃喝玩乐成风；为了生存与享乐而不择手段的忍耐与执著；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帮派意识的拉帮结伙；只顾眼前利害得失的鼠目寸光的“机会主义”等等，在十六章中用了十五章历数“支那民族性”的恶劣。山崎百治认为，要改正中国人的这些民族性，除了由日本人“来领导他们以外，别无办法”。在“总结”中，山崎百治称：“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活着的人总有善恶两面，不过是善的素质多的被称为‘善人’，恶的素质多的，被称为‘恶人’罢了。”或许他自己也觉得把“支那民族性”说得一无是处，有损于他的“科学的解析”之“科学”，所以他把上述的“支那民族性”分为“支那恶”和“支那善”两类。其中，“支那恶”共占十五条，“支那善”只占七条，而且在这七条中，有些“善”在山崎笔下实际上已经不是“善”，如“宣传”、“直观”、“中华思想”之类，他本来已基本上做了否定。看来所谓“支那善”，不过是山崎标榜“科学解析”、“支那恶”的几条陪衬罢了。 山崎百治对“支那国民性”的所谓“科学的解析”，在今天几乎没有再予以“解析”的价值，因为全书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加恶语中伤。作者抱着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乃至敌意，露骨地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简直把中国及中国人描绘成了堕落的泥潭和罪恶的渊薮。他有意识地将旧中国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加以集中放大，进而将人类社会——也包括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负面文化说成是“支那人”特有的“民族性”。例如，“实利主义、商人根性”，稍懂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乃至现实中，找出大量的事例；“掠夺、盗窃、欺诈、兵匪、军阀”等在日本历代横行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荒淫无耻的“性欲”在日本从古到今的所谓“好色”文学中更是俯拾皆是。山崎如此“解析”“支那民族性”，不但使他丧失了一个常人应有的理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博士”的起码文德和良知。究其根源，则显然出于他对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的仇视心理，于是就以所谓“国民性解析”的方式在日本读者中煽动反华和侵华的狂热。他还在该书“结语”中，把“抗日”的中国人民说成是“支那恶”的代表，把投降的汉奸说成是“支那善”的化身，把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说成是“日本善”。 在该书的“后记”中，山崎又说： 现在的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对于支那民族的直接的报恩的行动。 一，“日本善”彻底打倒“支那恶”的元凶、巨魁，把被统治者从数千年的涂炭之苦中解救出来。 二，以“日本善”，援助远见卓识之士，使其发挥“支那善”。 三，让支那民族实现数千年来憧憬的孔〔子〕、孟〔子〕、老〔子〕的愿望。 自有史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的报恩行动绝对没有。我把它叫做“圣战”，意味就在这里。⑥ 山崎百治的这些画龙点睛的“点题”之语，明确地说明了他的“支那民族性”的“解析”及他罗列、凸现所谓“支那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日本善”来打倒“支那恶”，为了服务于对中国的所谓“圣战”，为此，他把“科学的解析”变成了所谓“文武两战”中的“文战”，亦即文化侵略的工具，并且还无耻地把日本的侵华称为对中国的“报恩”行动。由此，强盗加无赖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直接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支那国民性研究” 将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与侵略中国密切结合起来的典型案例，是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⑦一书。大谷孝太郎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做过教授，也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此前著有《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研究》、《最近支那经济要论》等书。经济学的背景使他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与现实问题、与日本侵华的需要更加贴近。该书由绪论“支那国民性的实体性”和前后两编构成。前编是“支那人的性格与世界观”，后编是“支那人经济生活及其经济精神”。其中“前编”观点较为集中，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分析其前编。 大谷孝太郎认为：“典型的支那人的精神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构造形式是散文的，基本的内容是群的保身。”在这里他用了“散文的”、“群的保身”两个概念。他解释说：“支那人的生活的根本形式是散文的。支那人从来不试图把人生世界整体地统一起来，不把人生世界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达到全体的统一。……支那人的世界复杂而散乱，各个部分可以发出美妙的音乐，而整体却没有和谐的旋律。这就是我用‘散文的’这个词来比喻的原因。从支那人根本生活形式的散文性中，可以看出尊大、虚无、无自信和过分自信，冷漠和激情，安分、合理、矛盾、乐天等诸种属性。”什么是“群的保身”？大谷孝太郎说：“在这散文式的状态中，支那人最为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支那人的生活是以群的保身为基础发出旋律并运转着的。”“支那人最追求的是群的保身，是在群体中安居乐业，是把安居乐业置于群之中，而不是为了安居乐业而群。群居、经济与生命维持是浑然的复合。”他还将“支那国民性”与日本作了比较，说：“我们日本人生活在对国体的信仰中，具有自信力，具有感动的精神的生产力，带有英雄的狂醉的要素，缺乏安分性，虽有点沉不住气，但决不歇斯底里；具有人性而不残忍，也有因不太矛盾的矛盾而发生的烦恼，比较起来〔与支那人〕颇有不同。”大谷孝太郎认为，这种“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发端时期和经过时期都有表现。 关于“支那国民性”在“支那事变”发端期的表现，大谷孝太郎归纳为六条。第一，“支那人本来就有民族结合的基础，加上近来炽烈的民族意识的爆发，其民族意识是激情式的，所以民族运动也从内部建设而转向对外”，使“准备并不充分的民族主义者和与之同床异梦的共产党人一起，驱使族人走向对日战争”；第二，“由于支那人自身并不能产生民族自信力，所以一旦从外部获得了自信，就具有了超过其实力的极端的自信，因此，依靠时代思潮和列国对支那的媚态而获得自信力，自己不顾自身的实力而自信力膨胀，热衷于对外反拨，疯狂抗日侮日，反反复复，终于酿成了事变”；第三，“支那人一旦遇上强大对手……出于憎恶而发生歇斯底里症，破罐子破摔，甚至不惜‘饮鸩解渴’，敢于‘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第四，“支那人长于局部富有合理性的算计，但过犹不及，却导致非合理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从全局看采取的是歇斯底里发作时的行动”；第五，“支那人只注意局部的合理性却堕入非合理性，从而陷于矛盾境地，越陷越深，终于成为不可自拔的喜剧人物”；第六，“支那人是一种无感动的合理主义者，缺乏英雄狂醉的要素，因而支那人中难以出现真正的英雄。蒋介石被封为‘民族英雄’，但他没有创造精神，不是个真正的英雄，如上所说，毋宁说他是蹩脚的喜剧演员”。 关于“事变经过中表现出的支那人的世界观”及“支那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又归纳了十二条，他断言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日是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理，认为“支那人性极尊大……稍有得意的事情便得意洋洋，是矛盾的乐天派，因而，即使一朝被攻下了一城，一夕被拔掉了一堡，节节败退，一般也没有失败感。失败时也以善战相安慰，无论遭遇多大的倒霉事也不气馁，看上去就是高高兴兴地失败”。在他看来，中国人都是些妄自尊大、顾此失彼、歇斯底里、性格矛盾、自暴自弃的人，而这些“支那国民性”对于“日、满、支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制约因素”，是一个“障碍”。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想方设法地完成“现代支那人性格的超克”。可见，大谷孝太郎是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中国人民抗战、对所谓“支那国民性”加以观察和总结的，他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焕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最后胜利的乐观信念等，都是不得不正视的事实，但他以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和眼光，对这些事实做了歪曲的、荒唐的解释，断言这是中国人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孝太郎把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试图以此来解释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战行为，但他最终也不会理解、当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作为“群的保身”的中国人，那么希望“安居乐业”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侵略又会奋不顾身，有着“与汝偕亡”、“吃了砒霜毒死老虎”的斗志，和日本进行所谓殊死的“彻底战”！？大谷只能把这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归结为“散文的构造”，即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不具备所谓“性格性”，即矛盾、混乱、不统一、非理性、歇斯底里等等。满脑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大谷孝次郎面对中国人民的决死抗战，在惊诧、困惑之中，只能做出如此皮相、荒谬的解释，这并不奇怪。 大谷进一步运用他的这种“支那国民性理论”来解释侵华——抗日战争。在该书的第三章《在大陆上的彻底战》中，他惊诧于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卓绝，写道：“我国军人在谈到自己体验的时候，认为在我们的敌人中，支那兵最强，苏联兵次之，英国兵再次，澳洲兵又次，最后是印度兵，这是值得三思的。”大谷把战争分为“不彻底战”和“彻底战”两种类型，而把中日这场战争称为“彻底战”，并把“彻底战”作为“蒋共支那在支那大陆和日本展开的一种特异的战争类型”，认为此种“彻底战”是“发自于支那人的世界观，支那人独特的世界观才是‘彻底战’的基础”，即“尊大”的心理和“信义”观念。为了自尊，为了信义，生命财产在所不惜；对不讲“信义”者，“支那人”厌恶至极，一旦对手逼上来，就会“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的症状大发作”，鉴于这种国民性格，“支那人突入对日战争，以非人性的、物性的‘彻底战’应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面对这种“彻底战”，大谷认为要改变这种“支那国民性”极不容易，而要“超克”这种“彻底战”，“所能够想出的办法有两条，第一，就是面对蒋共的‘彻底战’，我方亦挥泪以‘彻底战’应对之。要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可以考虑的第二种办法，就是要把支那人认为日本没有信义道义的误解清除干净、予以根绝，以此把他们拉到信义道义的共同地盘上来，由‘彻底战’变为‘不彻底战’”。他强调不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实力。 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理论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正明显走向失败的1943年出笼的，因而书中处处流露出了对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恐惧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从战争现实中总结出的这些“支那国民性”，当然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且，与其说他总结的是“支那国民性”，倒不如说他很好地总结了日本的国民性。要问在侵华战场上“歇斯底里、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妄自尊大”的究竟是谁？历史早已经做出了回答。在日本败相毕露时，却扬言“攻入重庆和昆明，彻底地把蒋共歼灭”——岂不正是暴露了大谷孝太郎们的“歇斯底里”、“妄自尊大”吗？！ 最后，还有一位名叫杉山平助的文学评论家所写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⑧一书也值得一提。杉山平助在“七七事变”后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前线采访，这本书是杉山平助在华北各地观察采访而写成的随笔文集。其中，有一组文章题为《论支那人》，对中国人及其国民性问题的议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辱骂，集中代表了当时一些日本文人在目睹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后而产生的一种气急败坏的心态。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挖支那人的灵魂”的办法其实就是辱骂。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和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体面和自豪丧失殆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我们所敬畏的古代支那人，和今天的支那人毫无相似之处”。杉山平助尤其对中国人的“自尊”感到难以忍受。他说：“支那人开口闭口轻蔑地说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一切都是模仿的，是从自己的祖先这里传去的。然而，他们所引为骄傲的文化，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糟粕。”他写道：“像支那人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除了惊叹之外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这样想：此次日本军队大振武威，打击他们，会使他们觉醒来，尊敬日本吧？可是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今天，他们从心底里仍然顽固得很，深信自己和日本之类的国家比起来要优秀得多，所以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早一点看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把中国人与日本的性格做了一番对比，说：“正直、性急、喜怒形于色的阳性的日本人，面对富有耐性、口是心非的阴性的支那人，在搞阴谋方面绝对会败给他们。在支那人眼里，日本人简直就是黄口孺儿”；“古典支那人的优秀的头脑，到了现代支那人就变成了可怕的罪恶”。杉山平助一方面认为日本人在智谋方面不是中国人的对手，提醒日本人小心，一方面又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他说：“最初我错把他们的性格看得坚硬，而后来我才明白事实上支那民族的动脉已经硬化了，是交织着老年的狡黠和冥顽的那种硬化。看起来是强硬处，实际上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妨碍生命的癌变。”为此他提出，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日本在战术上应避实就虚，既然“玩阴谋”玩不过中国人，那就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他们；既然中国人不会从内心屈服，那就只有彻底战胜他们。他在该书前言中叫嚷：“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 杉山平助并不是中国问题及“支那国民性”的研究者，而只是一个肆意放言的文学评论家。他在中国转了一圈后，被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抗战所激怒，于是就有了上述的气急败坏的詈骂。但杉山在“支那国民性”的评论中颇有代表性，他的言论表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国民性”的“研究”，与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对“支那人”及其性格的詈骂，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由以上评述和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的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不同程度地充满了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傲慢、偏见、歧视、蔑视和仇视，具有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背景，其中有不少“研究”为日本侵略中国寻求理论根据，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及对华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这些所谓的“支那国民性研究”也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反华、蔑华的思想渊源之一。 注释： ①当时日本人认为中国具有“中心之国”之意，而拒绝使用“中国”这一概念，而是将中国称为“支那”，贪有蔑视、贬低之意。 ②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年版。 ③该书的中文译本见《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评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④加藤虎之亮：《支那の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年版。 ⑤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学的解析》，东京：栗田书店1941年版。 ⑥山崎百治：《これが支那だ——支那民族性の科学的解析》，东京：粟田书店1941年版，第476页。 ⑦大谷孝太郎：《支那国民性と经济精神》，东京：严松堂书店1943年版。 ⑧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と日本》，东京：改造社1938年版。 原载：《江海学刊》2006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78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