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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公与龙公 1981年的某个秋日，我刚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第一次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1]教授见面闲聊，他便跟我提起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先生。龙公是荷兰人，出身于欧洲汉学重镇莱顿（Leiden）大学，但长年在英国任教，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1972-1987），专长是中国书目学、版本学、道教、明清小说戏曲和宗教仪式研究等等，是西方汉学界的一位「高人」[2]。他的学生包括杜德桥（Glen Dudbridge，曾任剑桥、牛津汉学讲座教授，2005年退休），以及教我西方汉学的王秋桂老师。我后来才发现，原来龙公竟也是杜公早年的老师之一。 或许因为这层「同门」的关系，后来五年我在普大念博士，和杜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对我一直是宽厚仁慈的，在课业上没有给我太多压力。1986年夏天我从普大毕业以后离开美国，长期在香港、马来西亚、台湾等地飘泊，没有机会再见到杜公（除了1988年夏短暂回美再见过一次外），但不时还保持书信联系。2005年初，我的新书《唐代基层文官》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曾经邮寄赠送他一册。他回了一封电邮，美言几句，并且希望我将来能够写个英文版：「如果你能写个英文本……你会帮西方汉学一个忙。」（You would do western sinology a favour if…you write an English version.）[3]可是，杜公在2006年2月过世后，我在这方面的意愿好像越来越低了，主要当然是因为「知音人」已经不在了。 1990年，龙公七十岁生日时，杜公主编的老牌汉学期刊Asia Major（3卷1期）出了个纪念专号。龙公的学生和朋友都撰文为他祝寿，杜公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旧唐书》〈音乐志〉（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in Chiu T’ang shu）。在论文一开头，他以一种感性的笔调，这样回忆他从前向龙公问学的一段经历（为免失真，我直引他优雅的英文原文，后附中译）： Almost forty years ago, when I was beginning work on my Ph.D. dissertation, I spent many enjoyable evenings reading through the “Monograph on Finance” of the Chiu T’ang shu（旧唐书）with Piet van der Loon, attempting to relate its text with other T’ang period sources, and to see what it is possible to deduce about the way in which Chiu T’ang shu was put together over a period of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It therefore seems appropriate to offer this brief study of the “Monograph on Music” from the same history to my friend and erstwhile teach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doubly so since music, ritual, and dramatic performance have been a central part of his scholarly interest. [4] （译文：将近四十年前，我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便和龙彼得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尝试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时期史料的关系，并且试着从中推论《旧唐书》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间编纂成书的。现在，我的朋友和从前的老师过七十岁生日，能够给他献上这篇短论，论同一本史书中的〈音乐志〉，看来是很恰当的，而且，更因为他学术兴趣的中心在音乐、仪式和戏曲表演，献上这篇短论应当就加倍适当了。） 这一段文字虽然简短，意蕴却非常丰富。最难得的是，这是杜公夫子自道，最为可信，不但披露了他的汉学师承（这点似鲜为人所知），提到他一位「从前的老师」（erstwhile teacher），而且还把他自己一生治学的方向、方法和学术风格，都悄悄告诉我们了。 杜公文中的「将近四十年前」，指1950年之前，当时他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要把《旧唐书》〈食货志〉翻译成英文，然后写一篇很长的“Introduction”（导论），详论唐代财政制度的种种问题。在上一个世纪，这是英美和欧洲汉学界撰写博士论文或某一历史专题的一个好方法。有不少学者就在中国正史的志书部分，挑选他感兴趣的某一「志」，然后开始翻译、注释并撰写长篇的导论。 例如，杨联陞在哈佛所写的博士论文，选《晋书》〈食货志〉。[5]何丙郁呈给马来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选《晋书》〈天文志〉。[6]60年代末，萧启庆的哈佛博士论文选《元史》〈兵志〉。[7]甚至到了90年代，仍有学者在从事这种工作，如钱立方的哈佛博士论文，选《宋史》〈食货志〉榷盐的部分。[8]法国学者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以法文翻译《新唐书》的〈选举志〉、〈百官志〉和〈兵志〉，也属于这一类。[9] 翻译中国志书，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试过的人应当都知道。西方汉学的这种翻译，不但要求志书中每个中文字词都要能译成英文或其他西文，不能遗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求详细的注释，并且尽可能把原文的出典或出处找出来，详考其文本源流。例如，《旧唐书》〈食货志〉有这么一段话：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FS:Page]留后。”[10] 这段文字其实另有所本。它应当是《旧唐书》的编者，抄自《唐会要》卷 87〈转运盐铁总叙〉中的一段叙述：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是岁，得缗四十一万。茶之有税，自滂始也。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供张侵剥，不知纪极，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是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故盐铁副使之俸，至今独优。”[11]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这是《旧唐书》的编者，在「抄袭」《唐会要》，但又抄得不完全，把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细节给遗漏了，或有意删去了。结果，《旧唐书》〈食货志〉的这段文字，文意反而变得不是那么清楚，远不如它所本的《唐会要》叙述。所以，像杜公这类注重史源的现代史家，便常常要追本溯源，把更早或相关的材料找出来，以求得更佳的理解。可以说，他们不像许多中国史家那样「迷信」中国正史的权威，或仅仅满足于正史的记载，而经常要追问正史中的那些记载，是怎么来的？是根据甚么更原始的材料写成的？结果便是，他们往往能挖掘到比正史更早，更原始，可能也更有用的史料。 其实，找出《旧唐书》〈食货志〉这段记载源出于《唐会要》，杜公恐怕还不能满足。这时，他应当还会追问：《唐会要》的记载又是根据甚么？《唐会要》这本书又是怎么编成的？它有哪些早期的写本和刻本？它的传世历史如何？我们现在读到的《唐会要》，跟《旧唐书》的编者在后晋时代所见的，又有甚么相同或不同处？这些问题正是杜公后来在他那本专书《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中详细讨论过的。[12] 二、杜公的博士论文 在1950年左右，《旧唐书》〈食货志〉尚无笺注本。[13]《旧唐书》甚至跟许多其他正史一样，连一个校点本都没有，一直到1975年北京中华书局才出了个标点本。那时更没有现在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资料库，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制作的汉籍全文资料库。在那个时代，杜公要英译《旧唐书》〈食货志〉并探索其文本源流，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为甚么当时他会跟龙公「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并且「尝试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时期史料的关系」。 若非杜公夫子自道，我们很难猜到杜公当年是和龙公一起「读完《旧唐书》〈食货志〉」的。龙公并非专攻唐史的专家，但他的学问渊博，从中国书目版本源流到道教和明清小说戏曲，无不精通。或许正是他对中国古籍如何传世的深厚学养，[14]得以帮助杜公探索《旧唐书》〈食货志〉的文本源流。 1956年，杜公在香港大学出版的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上发表一篇论文〈《旧唐书》〈食货志〉文本源流考〉（The Deriv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Shih-huo chih’ of the Chiu T’ang Shu），便很能透露他治学的一个基调。此文是他一生发表的最早论文之一（算是第二篇，见本文末所附的杜公著作目录），是他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副产品，面世至今已超过五十年。虽然近年来中日学者已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此文在方法上，在探索史源的精细处，仍有许多地方可以给后人不少启示。杜公这种追溯史源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陈垣所提倡的「史源学」，但我觉得他应当不是受陈垣的影响。西方史学原就有很深厚的philology传统。此字不好中译，一般译为「语文学」、「训诂」或「考据」都易生误解，其要点是重视文字（特别是古文字和外来文字）的掌握，以及解读史料的一套严谨方法，和清代乾嘉之学不无相通之处。[15] 杜公所继承的，应当是欧洲汉学大师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传统，强调对中国史料文本的澈底了解，并常以一种高度「批判」（critical）的精神来看待所有史料。即使像中国正史那样「正经」的史料，也绝不能轻信，而要追本溯源，先对它做好基本工作：史料评估（source assessment）。这是任何尽责史家都应当做的。 杜公的博士论文，英译《旧唐书》〈食货志〉的部分后来并没有出版。但1980年代初，我在普大东亚系上他的唐史研讨课，有一个学期我们研读的史料正好是《旧唐书》〈食货志〉。上课时，他要求学生每人轮流做口头英译。这时，他便会把他当年博士论文的这一部分拿出来（是个有点老旧的大本子；普大东亚系老校友朱鸿林兄曾戏称之为杜公的「宝书」），摆在桌边，一边听学生的口译，一边不时对照他自己三十年前所做的英译，然后一一指正学生的翻译，并讲解原文背后的典章制度。 杜公博士论文的导论部分，后来发展成为他的第一本专书《唐朝的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此书大抵依《旧唐书》〈食货志〉的论述范围，分章讨论唐代财政史上的几个大问题，如均田制、租庸调、两税法、货币、盐政和漕运等。正文只有123页，但附录和注释却长达二百多页，注比正文还多，详细注明立论的根据，不发空言，不故扮高深，尽显欧洲汉学的朴实本色。此书出版至今快五十年了，但在西方仍无类似专书足以取代，[16]现在依然是欧美学者和学生在唐史方面经常需要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 我自己到现在仍不时在翻阅这本书，常会有所启发。比如，今年初我在修订我下一本新书《唐代中层文官》的书稿，涉及县令和录事参军等州县官，不免特别留意唐代的地方行政问题。有一天翻阅杜公此书，发现他在页120-123谈到唐代地方行政，竟有不少可贵的论点。例如，他提到节度使下面的马步院，有一些精细的观察，可说把握了唐代中叶以后地方行政的复杂面。所以后来我在〈论唐代的州县「摄」官〉这篇论文，[17]便特别引用了杜公这段见解。 三、杜公与被遗忘的史家柳芳 杜公注重史源和汉学基本功的治学风格，在几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 &nb[FS:Page]sp; 19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东亚学界发生过一场「汉学对社会科学」（Sinology versus social sciences）之争论。杜公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独自为汉学鼓掌打气〉（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18]独排众议，为传统汉学辩护，很有「打抱不平」的气概。这事件的起因是，当时美国年轻一辈的学者，觉得伯希和所代表的「老派欧洲汉学」已经过时了，觉得伯希和那种注重philology的治学方法有点「迂腐」，而提倡以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但杜公不以为然。他认为汉学的 philology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一样重要。两者其实不必互相排斥。汉学家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家要研究传统中国，当然也必须具备汉学家那种语文训练，才能读通中国古籍，才能评估他所使用的中国史料，否则不免沦于理论空谈。 杜公在此文中也夫子自道，透露他的学术背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出身于欧洲汉学的鼎盛传统」（graduated in the high tradition of European Sinology），[19]并且处处为 philology 的方法辩护，也为伯希和说了不少好话。 1979年，杜公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3册隋唐史部分出版，〈导论〉部分特别立有一节，讨论唐史的「史料问题」。这是一般断代史论著不会有的做法。但杜公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对唐朝的认识，大抵要依靠唐代史馆那一批史官所留下来的纪录。我们对唐代官方史家修史的过程，他们所用的方法，他们的意识型态和局限，都要有个澈底的了解，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唐代史官的偏见和成见，左右了我们对唐朝的认识。杜公这种治史的态度和他对唐代史学史的浓厚兴趣，导致他在1980年代，写了他晚年的一部力作《唐代正史的修撰》，于1992年出版，详考《旧唐书》是怎样编成的。他这本书有很长的一段孕育史。书前的〈序〉文这么说： “我构思这本书已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它的起源远在1950年，当时我开始认真研究唐代，有必要把唐代那批颇为单薄的史料，加以最深入的研究和评估，这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探溯史源和评估史料的基本功，也就是他在上引那篇献给龙公的论文中开头所说，要「推论《旧唐书》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间编纂成书的」。我觉得，这句话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杜公认为《旧唐书》的编纂期，长达「逾二百多年」，是一部历经多朝史家长期酝酿而成，有多层次内容，非常庞杂的史书。” 关于这个课题，国内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旧唐书》是在后晋天福六年（941）开始编纂，在开运二年（945）完工，只花了五年就修成。所以这部史书编得很草率，编得不好，以致北宋时宋祁和欧阳修等人要重修一次，也就是《新唐书》。但这是一种很「表相」的见解，也是一般对此问题无研究的学者常持有的看法。许多中国史学史一类的著作如此立论；许多念唐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如此吸收。在这观点下，《旧唐书》的编纂是后晋那几个史官的功劳。 但杜公的看法颇不相同。他认为，后晋那批史官其实并没有多少修史的功绩。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当时已有的《国史》和几种残存的实录，略加整理，草草了事。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旧唐书》，其核心部分应当就是柳芳等唐代史官的旧作，早在唐后半叶就已编好。后晋那几年是个乱世，战争不断，那些史官实在没有安定的环境来好好修史： “在这种情况下，唐史的修撰必然是件无关重要的活动。我们很容易理解，为甚么后晋那些史官愿意「整个照搬」柳芳《国史》中已完成的部分，而且，他们在撰写志书时，为什么那么深深依赖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比如《会要》和《续会要》。”[20] 当然这涉及非常复杂的史源问题，当中有不少争议。黄永年和谢保成等大陆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21]但我在这里不打算细论，以免卷入无谓的争论。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在《旧唐书》的编纂上，杜公非常重视柳芳这个唐代史官的贡献，而且认为柳芳是个有很「强烈个人意见」的史官，跟传统那种「沈默」的史官很不一样，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柳芳竟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专论唐代史学史的著作，在讨论到《旧唐书》的修撰时，几乎不会提到柳芳这个人。但杜公却对他另眼相看。为此他还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柳芳：被遗忘的唐朝史家〉（Liu Fang: A Forgotten T’ang Historian），详考柳芳的生平和他所修的《国史》。可惜此文从来不曾正式发表，只在1970年10月，在耶鲁大学一个中国和比较史学的研讨会上宣读。但我们这些跟杜公读书的唐史研究生，都读过他这篇精采的论文。杜公也让我影印了一份。 四、沉船遗宝 杜公对史籍传承的关注，自然引发他对中国印刷史的兴趣。1983年他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古中国的印刷和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原本是他在伦敦一个印刷学会所作的一个专题演讲，对唐宋的书籍形式和印刷发展，作了精要的论述。此书有不少精采的插图，都是杜公亲自挑选的。我觉得挑得非常精，非常有品味，充分显现他在中国印刷史和版本方面的精湛修养。我相信他这兴趣，应当也跟龙公有点关系，因为龙公正是一个出色的中国图书版本学家。 顺此一提，英国几个重要的汉学家，似乎都对中国古书的流传和版本，情有独锺。除了龙公和杜公外，龙公的得意门生杜德桥也是如此。他2000年在大英图书馆做了三次专题演讲，后来由大英图书馆出了本演讲集，就叫《中古中国的逸书》（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详论中国古书失传和后世辑逸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有不少精妙的论点，好些是中国学者没有留意的。最近，剑桥大学的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出了一本《中国书的社会史》，可说是英国汉学这种学风的延续。[22]周绍明在此书序文中透露，三十多年前龙公就劝他不要以这课题来写博士论文，因为资料太少，劝他先读书，找够材料再说。 杜公对史源和史学史的兴趣，更反映在他于1996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所作的三次专题演讲，后收在他的演讲集《史家、读者与时间的流逝》（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这一系列的演说，从《剑桥中国史》的编纂过程，讲到契丹与唐的渊源，甚至还[FS:Page]谈到现代那些在大学任教的「专业史家」的窘境，比如他们的出版和升等压力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当中杜公又再次提到唐代史书的史源问题，以及我们现代史家，如何受这些传统史官的影响。杜公这本演讲集后来由史语所出版，但流通似乎不广，许多大型研究图书馆都未收藏（包括我现在任教的清华大学），知道的人好像也很少。[23] 当然，杜公并非只注重史源。在青壮年（大约在1980年他转到普林斯顿任教之前），他便在唐代经济、财政史等方面，发表过不少专题论文，涉及佛教庄园、佛寺经济、国有土地制、中国正史列传问题、宰相陆贽、水利灌溉、唐令式、敦煌文献、士族问题、商业和市场、藩镇、人口和瘟疫问题、官员群和科举等等（见文末他的著作目录），从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威望。这些论文在发表时往往都很有开创意义，比如他的第一篇论文，论安史乱后的盐铁使，早在1954年就面世，当时台、中、港的唐史学界都还没有注意到这课题。大陆学者何汝泉等人的相关著作，要到文革以后才开始陆续出现。 对杜公这一代的汉学家来说，文革也造成若干深远的影响。以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3册（隋唐政治篇）为例，编纂期间正逢文革动乱那十年，大陆的唐史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各撰稿人也只能引用日本和台湾学人的著作。1979年此书出版时，文革才刚刚结束，但文革后二十多年，大陆的唐史研究突飞猛进，近年更是佳作不断，也开发了不少新领域。希望《剑桥中国史》第4册（隋唐制度篇）将来出版时可以迎头赶上。 杜公晚年除了撰写《唐代正史的修撰》和主编《剑桥中国史》外，同时也是汉学期刊Asia Major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的总编辑。Asia Major历史悠久，1923创刊，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史学界享誉很高、排名在最前面的西文期刊之一，现由中研院史语所负责出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则是一系列高质量的专书，对整个中国文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可惜这丛刊前几年因经费问题停止出书了。 即使在他年过65岁，杜公仍不断有新论文面世，而且在选题和创见上更胜于他青壮期的著作。其中有些还相当长篇，等于是一本小书。例如，他1996年发表的〈如何当皇帝〉（How To Be an Emperor）便长达102页，细论唐代的皇权，并且把唐太宗的〈金镜〉和〈帝范〉翻译成英文，加上非常详尽的背景讨论和注释，再次展现他欧洲汉学的踏实学风。他在2000年那篇论吐蕃（西藏）的专文〈唐朝大战略中的吐蕃〉（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论吐蕃和李唐争霸的种种，长达70多页，观点和国内史家很不相同，很有新见，值得留意。1994年那篇论〈唐朝的皇室〉（The T’ang Imperial Family），是这课题上很重要的一篇论文，长达60多页，厘清了李唐皇室的复杂面，特别是在各种皇室职官方面，至今中日唐史学界似还未有类似论著可比。 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那篇〈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n Wreck），也属长型论文。它甚至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和海洋考古的结合，利用十世纪在今印尼水域沉没的一艘五代沉船上所捞起的银锭和其他文物，细考这些银锭的来源和背后的经济、运输和海外贸易等问题，属杜公晚年最有创见的一篇力作。他年迈仍然这样奋力勤勉做研究，又不断有新着发表，常给我不少启示和鼓舞。 杜公去世前几年，健康不佳，对中国大陆唐史研究的快速发展，大概有一种「时不我予」的感触，有几次在电邮中跟我谈到此事。大约在2004年尾，我把兰州大学中文系王勋成教授那本力作《唐代铨选与文学》[24]寄了一本送给杜公，向他大力推荐，说是「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年来在唐代制度，特别是在科举和铨选方面最佳的一本着作」。我之所以寄赠此书给他，是因为我知道他负责撰写《剑桥中国史》第4册隋唐制度部分唐代官僚体系专章。这跟王勋成的论述范围有很大的关系。 杜公很快就有回信，也盛赞此书，并跟我说，王教授「不单写得很清楚，想法也很清楚」（He not only writes clearly, but also thinks clearly）。他这样回复，是因为之前我跟他说，王教授的中文写得十分「口语化」（我当时用的英文是colloquial），写得很清楚，让人读起来十足过瘾，不像如今许多学术著作，常把很简单的东西，用很复杂的文句去写，故扮「高深」。 杜公为《剑桥中国史》所写的唐代官僚体系初稿，我曾经见过麦大维（David McMullen）和包弼德（Peter Bol）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引用，仅简单称为“The Bureaucracy”。近年来我自己也在研究唐代的官员群体，很想拜读他这篇初稿。但2005年初杜公回信说，那还是一个稿本，缺注释等部分，还得「加工」云云。当时他说他正忙于其他事，不久就会「回去修订此稿」，有结果会寄一份给我。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下文。我猜想他没有完成这部分的工作。 五、最温馨的回忆 杜公的学术道路坦顺，一生都在英美的一流名校任教。1955年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的前一年，已开始在伦敦大学任教，1956年到1960他转到剑桥大学，1960年又回到伦敦大学，出任汉学讲座，那时他才不过35岁，可说是非常年轻的讲座教授。1967年他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相当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不过是42岁。1968年他重返剑桥，出任讲座，直到1980年。他在剑桥培养了两个杰出的学生，一是杜德桥，一是麦大维。两人后来都在唐代文史研究上有出色的表现。杜公转到美国任教后，他的剑桥讲座便由杜德桥接任。杜德桥后来转任牛津的汉学讲座，接替退休的龙公，这个剑桥讲座便由麦大维担任，可谓师徒相传。 1980年秋天，杜公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任教，不久出任普大首任胡应湘讲座教授（Gordon Wu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这是普大校友香港建筑商胡应湘所捐赠的一个讲座，直到1994才改为荣休（emeritus）教授。但他退休回剑桥老家，每年仍有一段时间回返普林斯顿，主持《剑桥中国史》的编务。我在1981年秋天入学后不久，便追随杜公念隋唐史，在他指导下写完博士论文毕业。回想起来，杜公在普大期间指导的博士生似[FS:Page]乎不算太多，而且少数几个唐史博士生当中，竟有多位是华裔。在我念博士那段时期，杜公的华裔学生，除了我之外，还有黄清连兄和王贞平兄。清连兄比我早几年入普大，当时任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现已退休，改任教于玄奘大学历史系。贞平兄是中国大陆知名学者王利器先生的公子，于1983年入学，比我稍晚两年，是第一个跟杜公读唐史博士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现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后来在杜公指导下写唐史博士论文的大陆学生，还有陆扬，1999年写完论文，毕业后曾留在母校普大东亚系任教多年，现转到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历史系。 1980年代的普大东亚系，师资阵容强大，可说是鼎盛时期。在我求学期间，有三位史学大将坐镇：杜公、宋史专家刘子健老师和明清史专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Mote）。英美的东亚系，中国史方面一般只有一两位老师。那时只有普大东亚系可以同时开设隋唐史、宋史和明清史的课程（近现代中国史则由历史系负责）。1986秋我毕业以后，余英时先生从耶鲁大学转到普大任教，普大东亚系恐怕是全美最好的一个。杜公是引领我走进隋唐史研究的老师。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对唐代史料那种高度批判的态度，不免让我也经常在关注唐代史料的传承，流传中所经历的传本，以及新史料出现所引起的种种新问题。比如，近年唐代墓志的大量面世和出版，大大改变了唐史研究的风貌，改变了我们对旧有史料的评估，也改变了我们的选题和可以做的研究课题。我们拿墓志和两《唐书》列传来比对，常会发现两《唐书》的记载太过简略了，删去了许多精采的细节。例如，唐人的官历和官衔（我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两《唐书》中经常是混乱的，不但年代不清楚，还常被省略不书，尤其是在《新唐书》。 可惜杜公晚年已来不及利用这些新出土的墓志。他的《唐代正史的修撰》没有探讨《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源，就是因为他在80年代写书时，唐代墓志正开始陆续出版，他觉得探究这些列传史源的时机还不成熟（premature，见该书页4）。否则，以他对唐代原始材料那种高度「批判」的态度和学风，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时代，有那么多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可以运用。他从前的一些看法和推测，也可以得到墓志的证实或修正。 几年前，有一次我写电邮给他，提到在我们这个网路时代，像中研院汉籍全文电子资料库那样的新研究工具，如何改变了唐史研究。杜公不无感触地回信说，「我其实一直没有喜欢上电脑」（I never really like computers），又补了一句：「我属于另一个时代」（I belong to another age）。实际上，杜公很早就在使用电脑。远在1980年代初，个人电脑还不是很流行的年代，我就见到他在研究室，用电话连线到普大电脑中心的大电脑，在进行《剑桥中国史》的文字编辑工作。那时他还跟我说起用电脑来修改文稿，是如何省时和容易的事。但或许他长年用书本和纸本来查找资料，对电子资料库这种新玩意，毕竟还有些抗拒。倒是他在《史家、读者与时间的流逝》这本演讲集中，有几处谈到了电子文本对现代史学研究的冲击。 我对杜公最温馨的一个回忆片段，常停留在1981年某个秋日下午五点左右。当时，天色快黑了。我刚从壮思堂（Jones Hall）的东亚系办公室走出来，拐过门外那条长廊，正要打开走道上那个侧边小门离去时，杜公正好在廊上另一端见到我。他快步走过来，把我叫住：「Mr. Lai，你甚么时候得空，可以来看看我吗？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呢。」 这是秋天开学不久的事。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叫过我一次，要我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知道，这会是小学徒见大师傅的第一次谈话，有点惶恐，得准备准备。但我那时初到异国，一切忙乱，实在还没有培养好足够的勇气，去拜见西方一位最权威的唐史专家。想不到，这位大师傅竟追过来，把小学徒叫住，那么亲切地要小学徒去见他，我还能拖延不去吗？于是，我跟他约好一个时间去拜会他。 就在第一次导生见导师的会面上，杜公跟我提起了他「从前的老师」，也是我「老师的老师」龙彼得龙公，从而开启了我们这段师徒之缘。 * 作者现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专任副教授。本文在修订期间，获得王秋桂老师、王贞平、陈珏、陆扬、冀小斌和朱玉麒诸兄及我的学生范玫宜提供改进意见或资料，特此致谢。 [1]杜公自己取的中文名是杜希德，但中国大陆学界经常称他为「崔瑞德」。他自己并不以为意。有一次我问起他，他说「没有关系，两个都可以」。 [2]关于龙公的生平传略和学术成就，见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2002年5月28日的一篇〈讣文〉（Obituary）。此〈讣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时，依该报的传统，没有署上作者名字，但作者是龙公的高徒杜德桥。有杜德桥署名的版本发表在EACS Newsletter no. 29 （Nov. 2002），Part 2，可从网上下载：http://www.soas.ac.uk/eacs/newsl/nl29b.doc.又见Judith Magee Boltz，“Obituary：Piet van der Loon（7 April 1920-22 May 2002）”，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2003）：361-364. [3]杜公的这封电邮全文，在他去世后，我把它贴在我的部落格希望保存他的一点遗墨，或许可供有心人编印杜公书信集之用：http://www.wretch.cc/blog/sflai53&article_id=11485584。 [4]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1（1990）：51. [5]导论部分后来发表为 Lien-sheng Yang，“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2（1946）：107-185. [6]后出版为Ho Peng Yoke，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Chin Shu：With Amendments，Full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Paris: Mouton[FS:Page] & Co.，1966）。何丙郁是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长期合作者，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关于他「纵横四海」，很不平凡的生平和学术经历，见他的英文自传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Science，Humanities，and Joseph Needham（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5）。 [7]后出书为Ch’i-ch’ing Hsiao，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8]后出为专书Cecilia Lee-fang Chien，Salt and State：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4）。 [9]Le traité des examens（Paris：Ernest Leroux，1932）；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Leiden：E. J. Brill，1947-8）。 [10]《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校点本），卷49，页2119。 [11]《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校点本），卷87，页1886-1887。 [12]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9-118. [13]潘镛的《旧唐书食货志笺证》在1989年始由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相关的著作是谭英华的《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也迟至1988年才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印行。 [14]龙公的若干重要著作，都跟古书的文本源流有关，例如他早年的论文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 Tzu，T’oung Pao 41（1952）：357-393以及他后来的专书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Oxford Oriental Institute Monographs no. 7；Oxford：Ithaca Press，1984）。 [15]David B. Honey有专书论及此点：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Philadelphia：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感谢朱玉麒兄提醒我这本书的存在。 [16]中文著作方面，比较旧的有鞠清远，《唐代财政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3）；比较新的则是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全5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新版。原书在1995年分上卷3册；2000年分下卷2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7]赖瑞和，〈论唐代的州县「摄」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18]此文的标题显然用了一个典故，暗示英国小说家E. M. Forster那篇名文“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19]若再往上追溯，杜公较早的老师是剑桥第四任汉学教授夏伦（Gustav Haloun，1898-1951）。他是德国汉学莱比锡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哥廷根大学创立了汉学研究所。二战前夕，纳粹横行，他被剑桥大学聘请为讲座，为英国汉学建立了欧洲根基。此点蒙朱玉麒兄来信提示，特此感谢。 [20]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p. 194. [21]两人都研究过《旧唐书》的编纂历史，也都有这方面的专论出版。黄永年著有《旧唐书与新唐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及《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2002新修订版）。谢保成撰《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又有一专题论文〈《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刊《唐研究》第1卷（1995），页353-376。 [22]周绍明，《中国书的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对中国印刷出版史有兴趣的英国学者，还包括伦敦大学的一位唐代思想史家Timothy Barrett，他写过一系列相关的论文，特别是“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2001）。 [23]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普大学兄黄清连，几年前赠我一册杜公的这本演讲集。 [24]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 附录：杜希德教授著作目录 [FS:Page] （一）专书 1963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 ed. 1970. 1992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专题演讲集 1962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出任伦敦大学汉学讲座的就职演讲Inaugural Lecture） 1976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no.18，London：China Society. 1983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New York: Frederic C. Beil. 1997 The Historian，His Readers，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Fu Ssu-nien Memorial Lectures 1996. Taip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此演讲集中的第一篇有王贞平的中译本〈关于《剑桥中国史》的编撰〉，《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23-46。） （三）编著 1962 With Arthur F. Wright，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With Arthur F. Wright，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With P. J. M. Geelan，eds.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London: Times Books. 197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Sui and T’ang China，586-906.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此书有台湾和中国大陆两种中译本。杜公也是《剑桥中国史》从上古到民国时期各册的主编或共同编辑，此不尽列。） （四）单篇论著 1954 The Salt Commissioners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sia Major New Series 4.1: 60-89. 1956 The Derivation of the Text of the‘Shih-huo chih’of the Chiu T’ang shu.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 48-62. 1956 The Government of T’ang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8.2: 322-330. Monastic Estates in T’ang China. Asia Major New Series 5.2: 123-146. 1957 The Fragment of the T’ang Ordinan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Waterways Discovered at Tun-hu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6: 23-79. The 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 526-549. 1959 With Anthony Christie.“A Medieval Burmese Orchestra.”Asia Major New Series 7.1-2: 176-195. &[FS:Page]nbsp;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1050-1760. Confucianism in Action. Eds. David S. Nivison and Wright Arthur 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ds under State Cultiv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 162-203; 353-336. 1960 Documents on Clan Administration I: The Rule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ritable Estate of the Fan Clan. Asia Major New Series 8: 1-35. 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 T’oung Pao 48: 175-194. 1961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eds.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5-114. 1962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s.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39. Lu Chih（754-805）：Imperial Adviser and Court Official.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s.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4-122. 1964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09-112.（有高勇等人中译本，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314-317。） 1965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11.2: 211-232. 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0:28-41.（有李弘祺中译本〈评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几本近着〉，《思与言》13卷2期，1975年7月，页63-67。） 1966 The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New Series 12.2: 202-248.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or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ast and Present 35: 28-53. 1967 A Note on the Tun-huang Fragments of the T’ang Regulations, ko.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0.2: 369-381. Niida Noboru and Chinese Legal History. Asia Major New Series 13.1-2: 218-228. 1968 Merchants，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14.1: 63-95. 1969 Local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T’ang Tim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15.1: 82-114. 197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s.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47-85.（有何冠环中译本〈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分〉，国立编译馆主编《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页80-130。） A Confucian’s View of the Taxation of Comme[FS:Page]rce：Ts’ui Jung’s Memorial of 703.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6.2: 429-445. 1976 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 Essays on T’ang Society. eds.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Leiden: E. J. Brill. pp. 90-109. 1979 Hsuan-tsung（reign 712-5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 e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3-463. With Howard J. Wechsler. “Kao-tsung（Reign 649-83）and the Empress Wu：the Inheritor and the Usurp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e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2-289. 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p. 35-68. 1986 The Inner Palace Diary（Nei ch’i-chü chu）. T’ang Studies 4:1-9. 1988 The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 Yu Ti and His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ies. 1.2: 29-63. With Tilemann Grimm.“The Cheng-T’ung, Ching-t’ai，and T’ien-Shun Reigns，1436-146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Part 1，eds.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5-342. 1989 Po Chü-I’s Government Ox. T’ang Studies 7:23-38. 1990 A Note on the‘Monograph on Music’in Chiu T’ang shu. Asia Major 3rd. Series 3.1: 51-62. 1993 With Wallace Johnson.“Criminal Procedure in T’ang China.”Asia Major 3rd. Series 6.2: 113-146. 1994 The T’ang Imperial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ies 7.2:1-61. With Klaus-Peter Tietze.“The Liao.”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eds.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3-153. 1995 With Donald Holzman.“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des Rotours.”T’ang Studies 13: 13-31.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5.2:245-252. 1996 How to be an Emperor：T’ang T’ai-tsung’s Vision of His Role. Asia Major 3rd. Series 9.1-2: 1-102. 2000 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 Leiden: Brill. pp. 106-179. 2002 With Ja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