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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都很不理想。不是材料太简、叙述枝蔓，就是观点偏颇，其中代表日本学者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写的《日本汉文学史》一书也存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因而，都不能反映日本汉文学史的起初面貌。无论从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需要，还是显现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都应该重写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从宗旨、纲目、分期、撰述的方法与具体材料的处理都应该提出新的独立的见解。 关键词 日本 汉文学 历史 中国人 一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本国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也不超过十种；中国非但没有人写过，甚至连翻译出版的这类书也没有。 日本最早在大学里开设汉文学史课的，是芳贺矢一(1867—1927)教授。第一部《日本汉文学史》，就是根据明治四十一、四十二年(1908、1909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讲课的记录，加上他的部分手稿，由他的学生佐野保太郎等人在他身后整理的。该书除总论外，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章，写到江户时期为止。此书的特色，一是作为这方面的第一部书，具有开创性；二是基本上紧紧围绕汉文学来讲，也注意论述汉文学与国文学的关系，但枝蔓不多。其不足处，一是未经本人修订审定，有的诗文引例整理者找不到出处；二是缺了明治、大正时期一段生气勃勃的历史；三是比较简单粗疏，如五山时期仅提及十来人，但其中却写了中国诗僧，江户时期诗人也写得太少，且大多只是提一下名字而已。全书如译成中文，大概只有十二万字左右。 冈田正之(1864—1927)是继芳贺矢一后，也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汉文学史课的教授。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长泽规矩也等人根据听课笔记和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及手稿，整理成第二部《日本汉文学史》。该书在“序说”以外，分“朝绅文学时代”、“缁流文学时代”二篇(每篇又各分四期)，写到五山时期即中辍了。该书的论述要比芳贺详细，颇有见地，篇幅几近芳贺一书的两倍；可惜写的历史反而比前一书还短，连江户时期都还没写到。另外，该书在王朝时代的学校与学制、《文选》和《白氏文集》的流行、宋学之传来、训点与抄写汉籍等等方面写得过多，显得芜杂。 此后，又有山岸德平(1894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一)》和小野矶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虽然书名也很大，但均名不副实。山岸写的载1931年共立社《汉文学讲座》第二卷内，因该讲座停止而仅发表“序说”及启蒙时代开头一段。小野写的为1932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原拟从上古写到江户时代，后亦仅出一小册，篇幅仅及芳贺一书的二成，时间仅写到五山时代，极为简略。 又有安井小太郎(1858—1938)的《日本儒学史》，其实包含两部书，后半本即《日本汉文学史》。这是安井在东京文理科大学及大东文化学院的讲义，有稿本，亦在他逝世后由其学生(未写上名字)整理出版。该书仅写三期：上古，近江奈良朝、平安朝，镰仓时代。连五山文学也未写全。全书字数不及芳贺一书的一半，过于简略、残缺。书中偶有利用中国方面的史料写到僧天祥、机先等人的汉诗，可算是其亮点。 户田浩晓(1910－?)的《日本汉文学通史》，则是由著者本人在生前出版，而且又较完整(一直写到大正时期)的第一部汉文学史。全书有“序说”，继而又分五个时代论述：大和时代(宫廷文学时代)，平安镰仓时代(贵族文学时代)，吉野室町安土桃山时代(僧倡文学时代)，江户时代(儒者文学时代)，及明治大正时代。此书是作者根据他在玉川大学通信教育部编写的教材改写的。字数大概只有芳贺一书的一半略多。其特点是过于简略，并附有较多的例文(诗)以及对例文(诗)的解释和评赏，还附了不少书影和插图。此书体现了函授教材的特色，对引导一般读者走近汉文学可能有用，但对专家和研究者来说也许价值就不大了。 千叶大学教授绪方惟精(1907－?)也写了一部《日本汉文学史讲义》。共分五章：大和时代(宫廷文学时代)，平安时代(贵族文学时代)，镰仓室町时代(僧侣文学时代)，江户时代(士人文学、儒者文学时代)，明治大正时代。此书在所述时代上也比较全，篇幅比上一种要多一倍，比芳贺一书也略多一二成。据作者说，他作为大学讲义使用、修改已经十年。但此书仍嫌简略，并亦稍有枝蔓杂芜，如对金泽文库、足利学校等都写有专节，并无必要。 信州大学教授市川本太郎的《日本汉文学史概说》，也是在大学作为一学年使用的教材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由“序论”和“大和时代”、“平安朝时代”、“镰仓时代”、“吉野朝(南北朝)时代”、“室町安土桃山时代”、“江户时代”等六章组成。该书篇幅与上书相仿佛，约为芳贺一书的一倍半，也嫌简略。书后首次附载了汉文学史年表。但书中也写了一些不必多写的内容，如飞鸟朝的冠位制、近江朝的学制、和歌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一些汉字音韵书的介绍、中国作品的日译等等，浪费了宝贵的篇幅。 以上诸书，如译成汉语，多在十几万字以下；唯冈田的一本最厚，也不过二十五万字左右，而且只写到五山时期。可以说都不足以较全面地反映日本汉文学史。直到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猪口笃志(1915－1986)的《日本汉文学史》，才是写得时间最全(到昭和年代)、写到作家最多、引用作品也最多的一部。它的篇幅也最巨，约是芳贺的四倍。如译为中文，估计约近五十万字。全书由“序论”和七章组成：上古，近江、奈良朝，平安朝，镰仓、室町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昭和时代。书后附有比市川一书详细得多的汉文学史年表。此书亦从讲义改写而来，但显然在大学课堂上是讲不完这么多内容的。它已成为一部研究专著了。此书尽管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显然已远远超过上述诸书，达到这方面的最高水平。此书问世二十多年来，日本再也没有出过汉文学史。看来，日本人已经很难再超越它了。 除了上述全称概念的汉文学史书外，日本还出过几本书名是断代的或专题的汉文学史书。如《上代日本汉文学史》(柿村重松，1947)、《平安朝汉文学》(川口久雄，1981)、《五山文学史稿》(北村泽吉，1941)、《近世汉文学史》(山岸德平，1987)以及《日本汉诗史》(菅谷军次郎，1941)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二 猪口笃志的《日本汉文学史》可以说代表日本汉文学史著作的最高水平，但是书中存在的问题，在同类的专题史研究中带有普遍性。 第一，猪口一书的篇幅虽然已经很大，但对汉文学作家作品的论述仍有重要遗漏。例如，书中对“词”这一重要汉文学品种几乎毫不提及，而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日本填词史话》已在该书出版前十九年就问世了(更不说神田的有关论文更早已在刊物上发表了)，猪口不写到那么多填词作家和作品是没道理的。还有一些较重要的或在当时有影响的作家，书中不写到也是不妥的，这方面我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主要填词的作者还不在内)，如大智祖继、古剑妙快、贝原益轩、笠原云溪、柳川沧洲、堀南湖、百拙、南山(释)、梅痴、松蔼、服部自贲、入江若水、福田渭水、浦池镇俊、后藤松阴、奥野小山、山田翠雨、青山佩弦斋、青山松溪、青山柳庵、横山致堂、金本摩斋、江源琴峰、尾池桐阳、长谷梅外、源桂阁、阪口五峰、宫崎晴澜、森鸥外、正冈子规、永井荷风、河上肇、富长蝶如、杉田鹑山、内藤湖南、狩野君山、盐谷节山、吉川善之……这么多名作家不写到，是很遗憾的。 第二，与重要遗漏相对应的是，猪口书中却又写了很多不必多写或者不应写入的内容。首先，有些是非文学的汉文论著。如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源顺的《倭名类聚抄》、清原夏野的《令义解》、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昌住的《新撰字镜》等等。其次，有些论述的是用汉字写的非汉文学的作品。如所谓“变体汉文”的《天寿国曼陀罗绣帐铭》。(如果这也算是汉文学的话，岂非整部《万叶集》也可称为汉文学了?)又如《吾妻镜》、《玉叶》、《明月记》这类日记类作品，也是和、汉混淆的变体汉文。还有狂诗、戏文，是汉文学的怪异的变种，书中亦不宜多写。再次，有些论述的甚至是用日文写的作品。如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娼妓绢丽》、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之类“翻案传奇小说”，本身就不是用汉文写的，书中竟然还专写了一节。书中还有《俳句、川柳(杂俳)与汉文学》一节，篇幅很长，论述的却是松尾芭蕉和柄井川柳的纯“国文学”及其与“汉文学”的关系，而这里说的“汉文学”实际却是中国文学!再次，有些论述的是非日本人的作品。如“五山文学”一章中写到并引用作品的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都是中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写的并不是日本汉文学本身，如百济的灭亡与归化人、白居易诗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原因、宽政的学制改革和三博士之功过之类，即使需要提到一下，也不必写得那么多。 第三，书中引录了很多汉文学作品，但我觉得有的所引作品的水平(思想、艺术或史料价值)不高；而我很喜欢或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作品，很多则未见猪口引录。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这里就不举了。 第四，书中所分章节也有可议处。如最后一章为《大正、昭和汉文学》，但所述作者作品多无法与明治时期割断。如写到的饭蟓西湖，引录的诗作却都写于明治时期(对分期、分章的问题，下面再讲)。猪口自己还承认，此书执笔时间间隔较久，因此难免有体例不一、详略不一等情况出现。 第五，书中有一些见解、论述不合史实或立论有误。如说《怀风藻》书中没有七言诗，其实《怀风藻》以五言诗为主，但七言诗也有几首。又如，书中对一些涉及军国主义内容的作品，没有批评谴责。还有，书中把有的作家的生卒年、师承关系等等说错了，或对有的作品所涉及的典故史实解释不了或解释错误，对有的作品的标点点错了等等，这里不一一举例了。至于书中经常出现的笔误、引文字句遗漏、排印错误等等，就更不用多说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实在有必要重新撰写一部《日本汉文学史》。 三 不但日本学者应该再写出更高水平的《日本汉文学史》，而且，我认为中国学者更应该自己来撰著一部《日本汉文学史》。理由有三： 首先，日本汉文学是世界汉文文学之一种。甚至像神田喜一郎说的，是“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是以中国文学为基础的派生物。既然它是中日两国共有的文学财产，就值得两国人民共同来珍视和研究。那么，这么多年来在我们偌大的中国，竟然还没有一部《日本汉文学史》，真正是说不过去的。这不仅影响我们对日本文学历史的全面了解，而且对中目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等，甚至对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都是很不利的。 其次，据我所知，当代日本人中研究汉文学史者越来越少，老者凋谢后继无人，似呈“断流”之势。而且，似乎还有一些日本人不愿意提到汉文学史，有人还认为这是“殖民地化”的东西，是他们的耻辱。因此，希望日本学者要在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上再超越一步，以目前状况已经很难。 再说，同样研究日本汉文学，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方式不同，得出的结果就会有不同，本来就应该“争鸣”，更何况在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各自的文学观、文学史观，以至历史观、世界观，也是不能强求一致的。上面我提到的对日本人写的《日本汉文学史》的不同意见，主要也是出自这些原因。 因此，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跳过翻译介绍，由国人自己来撰写一部综观日本汉文学全局的通史性专著，已为当务之急。但中国学者，要是只懂日文而对中国古典文学根基差的，或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不懂日文的，都显然无法从事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笔者不揣浅陋，就中国人如何撰著《日本汉文学史》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第一，我非常赞同猪口笃志在他的书前序言中的一个观点，即如果抽去具体的作品、资料而来作泛泛的史论、概说，那就像不让看照片而讲述一个人的容貌一样，读者很难有深切的感受。因此，与其空论，还不如多引录一些实际作品，可以让读者印象深刻。猪口还谈到，在现在日本，有关汉文学的文献很难找，即使能找到某些书，售价也很贵。因此他为读者着想，便在书中较多较完整地引录了一些作品、资料。他在“凡例”中还把这一点称作是“本书的特色”。他还提到，现在的日本人读汉文(诗)的水平很低，必须对那些作品加上“返点”和“送假名”(指日本人的训读法)，还要加上很多译注。这样不仅大大增加了他的工作量，而且在排版印刷上也大大增加了成本。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要找寻那些日本汉文学作品，比起日本人来更要困难千百倍。自1882年陈鸿诰编选《日本同人诗选》和略后俞樾编选《东瀛诗选》时起，直到1985年才有刘砚、马沁编选的《日本汉诗新编》出版。此后，1988年有程千帆、孙望选评的《日本汉诗选评》、1995年有王福祥等编的《日本汉诗撷英》，2004年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一书中附有《日本汉诗精选五百首》。这些，据我所知，也就是在中国出版的几乎全部日本汉诗了。这些近年来出版的几本诗选中，选得最多的也只有二百来人、千余首诗；且印数极少，现在未必还能买到；而且我认为有的选得也不够高明。再说，汉诗还不是汉文学的全部。因此，我认为在新撰写的书中应该向猪口学习，较多地选录一些日本汉文学作 品，有些优秀作品，即使较长，也有充分的理由被选人。何况，在目前中国读者对日本汉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如光强调“理论”，徒作空谈，更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加强史料的引述。 第二，《日本汉文学史》的分期分章，我认为可划为四个时代、四大章，即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以后。这样分，既能显示出日本汉文学发展的大节，也简单明了。早在1929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吉田学轩《平安朝时代的诗》一书中，吉田便作了这样的分期，并取名日：翰林时代、丛林时代、儒林时代、士林时代。这一命名主要着眼于汉文学(汉诗)主要作者的身份。特地用了四个“林”字，似乎显得巧妙；但多少有点牵强，儒林与士林又有何区别呢?其实，猪口在1980年出版的《日本汉诗鉴赏辞典》的“序言”中，也正是这样划分的；后来写《日本汉文学史》时分为七章，反而不好。《日本汉诗鉴赏辞典》“序言”中的标目是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维新以后。这样的分期与猪口的标目，已经得到很多研究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认可与趋同，例如刘砚、马沁、肖瑞峰、王福祥、马歌东等人，都是这样分的。 第三，中国人撰著《日本汉文学史》，最力求做到的当是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放出中国人的眼光，来对日本汉文学进行审视、鉴赏、品评、研究。既充分参考日本学者的论著，又坚持独立思考。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注意揭露日本汉文学中一度游荡的军国主义幽魂；也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带着过分的文化优越感来对待日本汉文学。在论述中，应力求做到史学与美学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坚持论从史出，尽可能广博地占有史料，包括少量保存于中国古籍中的史料。采铜于山，不炒冷饭。做到纵横结合：纵的方面，力求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并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横的方面，尽可能网罗汉文学各类品种，更注意不能遗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四 宗旨既定，纲目已立，接下来便是大量的细节与材料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是写好《日本汉文学史》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应该特别注重论述那些反映中日人民友谊的汉文学作品及其“本事”。如遣华使、入华僧的有关作品。更应该注意发掘一些正直的日本人在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的一些作品。例如，我曾在中国和日本的典籍中，分别读到过一位在少年时被倭寇掳至日本，二十年后有机会生还祖国的明朝人，在他回国时有好几位日本朋友写了深情的赠别诗。尽管那是些无名诗人，我认为也有必有写入书中。又如明治时代著名学者、汉文学家中村敬宇，在作品中明确反对侵略中国，我认为应该给予高度评价。至如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河上肇的诗，在目人的汉文学史书中是连提也不提的，我们写的书中则应作重点介绍。再如，战后在中日尚未建交、日本追随美国反华的不正常年代，吉川善之在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时赋诗热烈歌颂新中国。这样的佳作，当然也应该大书一笔。 在引用论述时，我认为应注意发掘和评论那些生动反映日本社会、民生的作品。例如，对平安朝汉文学大作家菅原道真，我们不能像日本学者那样看重他在朝当官“春风得意”时的“贵族文学”，也不该欣赏他那些歌颂皇恩、强调忠君的作品，而应将着重评介他在两个贬谪时期写作的面向社会低层的悲怨呼号的诗文。日本汉文学史上同情和描写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诗文不是很多，因此像梅辻春樵的《米贵行》、摩岛松南的《荒岁咏》、村上佛山的《鹈岛孀妇行》、国分青压的《泣孤岛》等作品，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我们当然应该尽可能引录优秀作品，但有两条要提请撰著者注意。一条是这些作品既然是经过千挑百选，当然是代表了当时汉文学的较高水平，与当时汉文学一般达到的普通水平还不一样。而且还必须说明一点，陈鸿诰在《日本同人诗选》的“凡例”中说：日本汉诗“于声调格律，即近体中亦有错误，而古体则尤甚者，是编……不揣冒昧，均为一一酌正”。俞樾在《东瀛诗选》的“例言”中也说：“东国之诗，于音律多有未谐。”“施之律诗，殊欠谐美。如此之类，不得不从芟薙。间或以佳句可爱，未忍弃遗，辄私易其一二字，以期协律。代斫伤手，所弗辞矣。”又说：该书既选自其手，又在中国刻版，故凡中国“例应敬避之字”便“必应改易”。这样一来，后人凡复选自《东瀛诗选》及《日本同人诗选》的诗，就有可能已经经过俞樾和陈鸿诰的修改，即使只是“易其一二字”，也有可能提高了原诗的水平。而且，据说日人江村北海选《日本诗选》时，也偶有为人修改之处。第二条是书中所选引的，除了主要是优秀作品外，也有些是因为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是作为反面的供批判的目的而引录的，须提醒读者切不可误将这些也当成优秀作品。例如，我觉得释松蔼写的捧读南朝艳诗的一首诗，和释道雅的月夜读《西厢》诗，很值得在书中介绍。并不见得这两首诗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可以从中看出江户时期诗风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影响如何之广甚至波及僧诗。再如，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时写的一首诗，我认为也应该引用，当然绝非把他也算作优秀汉诗人，更非肯定这首屠城诗是优秀作品，乃是为了说明日本汉诗史上曾经有过如此血腥的一页! 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民族的血泪史。我也希望中日两国读者都不要忘记这些。我见神田喜一郎选编的《明治汉诗文集》的“后记”中说：关于日清战役(即甲午战争)的汉诗文非常之多，野口宁斋就曾编选过一本叫《大纛余光》的书，神田因其中流露了军国主义思想，认为欠妥，就不选了。神田的考虑不能说不对，但我倒认为在中国人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中可以挑选一些这样的“作品”来作为反面材料。此外，我还知道有土居香国的《征台集》等，是写侵略我国台湾的。明治以后，有的汉诗人本身就是军国主义者、侵略者，如副岛种臣、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松井石根等；有的却是大文学家，如竹井添添、国分青压、森槐南、森川竹磎、本田种竹、斋藤拙堂、大槻磐溪等；还有的是像狩野君山这样的大学者。甚至在明治以前，也有像吉田松阴这样的名人流露出强烈的侵略思想。凡写到这些人，这类作品，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必要的批判。另外，日本在明治前期悍然吞并了琉球王国，该国现已成为日本的一个县，而琉球国也有汉文学。日本人写的汉文学史都不写到琉球汉文学，琉球汉文学当然不属于日本汉文学；但琉球(今冲绳)现已归日本版图，其地历史上的汉文学难道一笔勾销，谁也不提?我建议，可以作为特殊情况，专写一章《琉球汉文学概述》，附于《明治以后》一章后。 写文学史脱离不了“考据”。例如，应该注意“溯源”，对日本最早的汉文游记，最早的祭孔文、祭孔诗，最早最漂亮的墓志铭，最早的赋，最早的书信体小说，最早的传奇(戏剧)，以及日本最早的女诗人是谁等等，可以写在书中。又如在写到江户诗人大畠九龄的《浦岛行》和薮孤山的《仙游悲》时，就可指出它们与日本最早的汉文小说《浦岛子传》的关系。在这样的比照、联系中，甚至还可看到一些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抄袭或雷同现象。如早期的《怀风藻》中的诗，多有明显模仿中国六朝诗的，像某台湾研究者吹捧的纪末茂的《临水观鱼》一首，其实就可称之为抄袭中国诗人之作。我还发现森川竹磎最早发表的一首词，实是袭自横山兰洲。又如，桥本蓉塘比村上佛山小三十四岁，桥本的诗句“星彩射江鱼脊闪，霜威压野鹤身寒”，很可能是抄袭了村上的“一江星彩闪鱼脊，大野霜威彻鹤身”。岩溪裳川与小室屈山二人年龄相仿，前者的诗句“海龙归窟金灯灭，雨送余腥人乱松”与后者的“出窟神龙卷风雨，余腥吹人乱松中”，也不知是谁抄谁的(当然，中国诗人中也早有相似诗句，二人均仿自中国诗也有可能)。又如年龄相仿的冈本黄石和村上佛山，描写农民割稻插秧的诗句居然如出一辙，也不知是否真的巧合如此，还是有人抄袭。我想，书中如写到这些，至少也可活跃一下气氛，增加一点趣味。 还应该顺便指出的是，不少日本人写的汉文学史书中存在史实性错误。如江户诗僧南山，《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竟把他误认为就是菅原南山了；我考证出其所以致误，乃因中国俞樾将僧南山的籍贯写错而引起的。又如，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和山岸德平《近世汉文学史》都写到龙草庐创作过一幅酒店的对联，而其实早在龙草庐约一百四十年前的中国小说中，就已有了这幅妙联。再如，日本研究者菅谷军次郎、绪方惟精、市川本太郎等人都认为橘在列是回文诗的最早的作者，但早在橘氏几十年前都良香就写过回文诗；此外，冈田正之、绪方惟精、市川本太郎又都说橘在列是离合诗的最早作者，其实比橘氏早百多年的空海就写过离合诗。再如，近藤春雄和长泽孝三的书中，都称明治诗人高桥白山是坂本天山的学生，然而我查出天山早在白山出生前三十多年已经去世；猪口笃志和长泽孝三的书中又都称明治诗人丹羽花南是奥田莺谷的学生，但我查出莺谷也在花南出生前十多年已逝世。这类例子也多多，在此不再举了。另外，还有中国研究者竟然把和歌的汉译(且是当代中国人翻译的)也算作日本汉诗，这样的荒唐错误，在书中就不应该出现了。至于日本学者(包括一些中国研究者)对日本古代汉诗文中的一些典故(有的确实是僻典)注不出或注错了的，就更多了。对此应该给予圆满的释惑解疑。 日本汉文学还有大量史料尚未发掘出来。例如，我曾看到著名仙台诗人大槻磐溪盛赞“仙台二井”的诗为佳，我并考出二人名为油井牧山和松井竹山，但是根本就查找不到他们的诗作。我读到过俞樾为桥口诚轩的汉诗集写的序文，评价甚高，但是在日本的汉文学史书中都找不到此人的名字，我也未能看到他的诗。我又曾读到郭沫若于1933年5月写给田中庆太郎的信，信中说：“土居香国门下故芝香女史著《九华仙馆诗草》 (大正七年出版)，有法购求否?其诗甚清隽，斯文中人远非所及。”郭沫若不轻易许人，芝香其人其作肯定值得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未来中国人撰写《日本汉文学史》所应该努力的。 原载：《学术月刊》 2007年第1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95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