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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世界汉学大会上，周宁教授对跨文化形象学的反思以及对汉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什么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什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其研究的前提、对象、观念与方法如何，理论价值与意义何在？2004年周宁曾出版《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共分八卷：《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系统勾画了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奠定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资料基础与研究范围。而新近出版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理论总结，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前提、研究范型、学科领域以及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 《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集周宁10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领域的理论奠基之作。他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像；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对象不是中国现实，而是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意义过程与观念视野。“一位西方作家关于中国的描述，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心理；与其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如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想像和这种想像所意味的他们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自足结构。”西方的中国形象所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以“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为根源的一个整体，各种类型的文本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整体之中，共同完成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叙述与塑造。 《天朝遥远》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提出三个层次上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形象学就自然而然地从形式主义话语系统转换到更开放的、更具有综合意义的文化研究话语系统中。周宁坦言自己的研究深受福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在的，在形象学的文化转向中，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作为一个视点（权力的眼睛）存在的。这个视点将纯客观的形象学改造成了权力关系学，即由纯客观的形象历史的考证，转变为对形象形成、分配、演变中想像者与被想像者的权力关系的研究。 《天朝遥远》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及其转换中研究中国形象，具有某种“宏大叙事”的结构。该书上卷主要讨论启蒙运动前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提出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国形象的一个核心概念——现代性，在逻辑结构上规划出中国形象的意义幅度：作为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两种中国形象类型的相互对立、转化、依存的意义域。下卷讨论后启蒙运动时代三种中国形象。进步大叙事、自由大叙事、文明大叙事，构筑起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意义，同时设定停滞、专制、野蛮的中华帝国的“他者”形象。西方现代性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中国形象参与西方现代性文化身份的自我确定工程。这是一个在“文化间性”空间思考的跨文化的观念史的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周宁教授一系列著作的出版，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范型已经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学术界从理论设想变为学术研究的现实。他说：“一个人的能力，一套书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我希望能够发动这个研究领域，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那时候，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才真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 我们期待着相关研究领域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并将中国形象研究从西方推进到其他文明区与国家去。 原载：《文艺报》2007-07-14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61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