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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也是美国东部最著名的中国学研究基地之一。“拜访史景迁教授”自然成了我访问这所著名学府的重点计划。史景迁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也是耶鲁中国学研究的核心领导人。不久前,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内置花园,拜访了先生。 史景迁先生的英文名字是Jonathan Spence,1936年8月出身于英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因钟情于古代中国文明,1959年毕业后,即到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先生在耶鲁大学求学时期的指导教师主要有两位,一位是芮玛丽(Mary C. Wright)教授,一位是房兆楹教授。芮玛丽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献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费正清的挚交,她的专著《同治中兴》被认为是美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丈夫芮沃寿（Authur F.Wright）也是中国文明的研究权威,著有《中国佛学史》等专著。夫妇俩曾在中国有比较长时间的学术访问,对中国文明理解至深。史景迁主要是在芮玛丽的指导下发展的。也由于培养了象史景迁这样的大学者,耶鲁大学对芮玛丽尊敬有加,她被列入耶鲁最有成就的名人。 比较起来,也许房兆楹在中国文明研究方面的影响要比芮玛丽更大些。史景迁在撰写博士论文《曹寅和康熙皇帝》时,曾专门到澳洲拜读于房兆楹门下。这是芮玛丽介绍的。房兆楹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潜移默化地陶冶着这位青年学者,使得史景迁对这个悠久文明的国度产生了由衷的景仰之心。史景迁在专著《中国走马灯》中,称其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终生铭记。 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自己之所以取名史景迁,就是崇敬中国文明、崇敬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并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历史学家。史景迁教授著述等身。迄今为止,已经撰写了著作10多部。主要有《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1969)、《中国的皇帝,1654-1722:康熙皇帝自画像》(1974)、《王女子之死》(1978)、《从明到清》(1979)、《天安门》(1981)、《利玛窦的中国宫殿记忆》(1984)、《胡若望的疑问》(1988)、《追寻现代中国》(1990)、《中国走马灯》(1992)、《上帝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1996)、《西方人思想中的中国》(1998)、《毛泽东》(1999)、《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等。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自己的著作。其著作在西方、中国的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十分畅销。先生高兴地对我说,自己的著作在台湾,很多被翻译了;在中国内地,也被翻印了一些。看得出,他很在乎自己的著作是否有中文的版本。这也许是他对自己学术成就评价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史景迁的声名和哈佛大学的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Fred eric J. J. Wakeman）教授一样,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最好的几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如果说,孔飞力研究的特色是理论深刻、剖析精细,魏克曼的研究特点是大气磅礴、宏观洞察,那么,史景迁研究的特色则在于,以潇洒和生动的笔触,将前人的史事重现于纸笔。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浅出,趣味性和知识性结合,以致洛阳纸贵,拥有很多西方读者并深受尊敬。 《中国的皇帝,1654-1722:康熙皇帝自画像》是他最早尝试用活跃的笔触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之一。大概是受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叙事方法的影响,这本著作的通篇文字,没有作者的主观判断,但作者对这位皇帝的基本价值取向,却是每个读者心知肚明的。史景迁利用了所有能查阅到的康熙的诏书及其相关资料,用第一人称的语言表述,将这位大帝的文治武功、性格特点及其历史贡献表述得淋漓尽致。这本著作一出版,就被认为是“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几年后出版的《天安门》一书,再次生动地展现了他这样的撰史风格及特色。在这本著作中,也没有冗长的资料的引用和烦琐的经籍考证,作者将所有知道的史料烂熟于胸,以最平实、风采的语言将自己的见解阐述出来。这本著作中,作者成功地介绍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积极推进,并着重研究了康有为、鲁迅和丁玲。作者表述这样的思想:“在我考察的这些中国人身上,可以反复看到,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这也许有助于清楚我们西方主流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 《天安门》被视为史景迁史学编撰模式的代表之作。费正清说:这部书,“显然是个重要的创造性突破,由建筑于社会科学框架基础上的中国历史研究模式,转向文学和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中国史研究……是辉煌的成就。”这是对史景迁研究模式的非凡褒扬,对一种新的史学编撰模式的肯定和期待。这种期待的重要思想企求,就是希望史学家的撰著重视社会接受的问题。史景迁著作的最大成功,正在于十分地重视这种社会接受。这种编撰思想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努力,显然是成功的,得到了社会的回报和尊重。这种社会接受,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就是:“史景迁书写历史的魅力就在于他掌握到读者面对历史时的微妙心境:希望历史不是那么冰冷遥远,而是可供读者投射情感、释放想象的私人场域。这些人或为寻常的平民百姓,或是限于海角的外国传教士,对历史即使有所影响,也显得迂回而间接,但是却有助于酝酿读者的私密感。”史景迁的编撰思想及其社会实际反馈,证明了他的史学思想及其方法是成功的,值得史学工作者研究和总结。 西方很多人了解中国甚至始于史景迁。史景迁教授在耶鲁的中国问题授课座无虚席,他为此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31万美金的巨额奖教金。然而,史景迁史学著作讲究斐然文采和社会接受,并非忽略史学研究常规。恰恰相反,他的研究中,史料收集和史料考证,尤其引用,都十分精心。他非常注意从历史文献和逸闻奇事的观察中,发掘历史发展的原本面目。在撰写《中国的皇帝,1654-1722:康熙皇帝自画像》时,他就是这样做的:仅175页的康熙传,脚注就长达42页,而且个个经得起核对。 《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的撰写也一样。先生饶有兴致地向我介绍了这部专著,这是他新近完成的。先生说他喜欢雍正而不喜欢乾隆,所以撰写了这本专著。他说,《雍正皇帝之大义觉迷》参考的基本史料是《大义觉迷录》,是在《大义觉迷录》基础上撰写的。当然还参考了大量宫廷奏折。这本著作很快被中国台湾地区的出版界看中,翻译成中文。主持这本著作翻译的台湾译者认为,是著关于史料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忠实于史料,二是对史料的阐释形式作灵活安排。译者道:“史景迁以《大义觉迷录》的内容为经,辅以大量的奏折,复参酌各家说法”。其主要特点在于,“在庞大的资料交织下穿针引线,不能违逆资料,又要营造气氛,维持叙述张力”,“这正是史景迁过人之处。作者过人之处,便是译者挑战所在……由于资料细密,回复为中文仍是极为艰巨的工作。” 在向史景迁请教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提了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的所有著作中,比较而言,哪本最得意?史景迁看着我,笑道:“这问题Sharp”。挠了一下络腮胡后又道:“都可以呀,每本都有它自身的意义”,但,“你可以再看一下我写的《利玛窦的中国宫殿记忆》”。 这大概是先生对自己著作成果的一个表态。为什么史景迁教授要我特别去看这本书?这是不是他默认的自己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为理解这一问题,我也专门查看了原著。《利玛窦的中国宫殿记忆》撰写于1984年,纽约Viking Penguin出版社出版,350页。说起利玛窦,谁都知道,他是西方到中国的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从1583年1610年,一直生活在中国。史景迁的这部著作就写他。不过,与通常的传记写法不一样,他把利玛窦的思想和理念,放到自己的思维框架中去观察,其中一部分涉及西方的圣经,另一半涉及中国的文化。这样,这本著作的叙述不只是主人公在意大利、印度和中国的生活,而是一个关于全球史的工作,包括了对思想、社会、军事、海事、宗教的探索,以及对正在演变的欧洲和中国明代的探索。 关于这一点,先生在1989年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再次作了表述。他认为利玛窦不是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但他当之无愧是最有智慧的文化交流使者”。他写道,利玛窦在中国的时候,明代实际上已经很腐朽了,但他还要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为什么?史景迁说,这就不得不“考察一下利玛窦的历史背景”了,他认为,与当时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明代已经达到了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稳定水准”。就是说,对当时的西方国家而言,说明中国强大这一点至关重要。也许正是这一点,成了史景迁对自己著作满意的最关键之处。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再看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对史景迁教授讲话的评语。北京大学出版史景迁演讲集后,乐教授做了序。她写道,史景迁最重视的,实际是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她说,不同文化间的交叉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那么,什么因素如此打动西方呢?乐教授认为,在史景迁的价值体系中,“西方自身的需要和问题”是最重要的,创造一个“他性”以满足“自我”,这对他们非常关键。所以,“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乐教授强调,研究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非常有意义和富有挑战性,“不仅对中国文化的重构”,“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一样。这一分析,说明史景迁这样看重自己的利玛窦研究,确实不是偶然的。 1992年,史景迁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中国走马灯》,再次强调跨文化研究和利玛窦研究。他认为对中国的研究,必须有对世界背景,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互动的联系考察。他写道:“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这是他对“他性”的一种深切期待。温恰溢先生作过这样的评价:“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一直以来就是史景迁著述的主题,从康熙到曹寅、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游历欧洲的胡若望、乃至马可波罗、洪秀全,学贯中西的史氏,每能透过奇绝的叙事布局和斐然文采,让笔下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我以为这位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说明史景迁中国学研究的很大学术冲动,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交流,在所有这些著作中,《利玛窦》是较先专门论述西方人士的著作。此后,在1998年,他的又一部关于西方人士的著作《西方人思想中的中国》出版,是书介绍了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印象,主题词还是前面所说的:“他者”重要。 史景迁对利玛窦研究的强调,还反映了他史学研究的某种诉求和理念。与重视中西文化交流一样,史景迁是关注史学经世问题的。他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反映出他这样的治史动机。打开他1969年撰写的关于西方顾问在中国的著作《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很明确,而当时苏联正撤出在中国的专家。史景迁的著作中始终有根线,这根线和他早年的学术缘起有关,和他的中国名字有关,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治史宗旨有关。诚然,也和全人类的治史宗旨有关。东西方史学平行发展的很多特点是相似的。 如果说,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有个治乱兴衰的探究问题,而且这也是司马迁所留下的传统,那么,史景迁的史学思想中就有这样的影子。他一直在寻找中国历史变革的轨迹。由他主编的《从明到清》这部著作,就显示了这样的学术企图。他认为从明到清是中华帝国的至关重要的转变,他希望究明转折的原因。撰写这部著作的学者有魏克曼等明清史的重要专家。比较而言,史景迁在上世纪90年代所撰写的《追寻现代中国》目的性更明确。在这本著作中,他特别强调了追溯中国历史源流及其动因对于西方世界的意义。他在全书的序言里还明确表述了这样的想法:“本书用意在于,欲认识今日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没有一个社会能象中国般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旧绵延不绝,并且不惮其烦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个细节”,“我们可以从任一切入点钻进这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并以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方式与现今呼应。”史景迁所思考的,正在于把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相对照,思索何以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史景迁很注重看似细微不起眼的技术细节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在千端万缕的细节中,拣选、过滤有意义的事件,并将之汇集,与历史的大走向挂钩。” 在访问中,我还向史景迁教授请教了如何看待当今美国中国学发展特点的问题。先生并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意见,而是介绍了他的一些研究生的情况。他说,他现在的博士生在整体发展上呈现出这样几个变化:其一是来源上的变化。他说,他招收的学生中,每年都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但与以往的生源比,来自内地的学生要比以前多。其二是博士论文选题的变化。他说,主要是研究时段下移,研究清代史和民国史的研究生在增多。其三是研究区域的变化。他说,以往比较多的是城市史研究、沿海地区史研究,现在变化了,内地研究的比例在提高,尤其是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其四,科技史、妇女史等研究方向的比例增高,多学科、交叉学科的情况在发展。 史景迁虽然讲的是研究生的情况,实际上折射出他对美国中国学界研究特点的一些看法,概然地描绘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情势。虽然很简洁,但话中有话,值得细细品味。史景迁显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思潮特点掌握得非常清楚。当然,我还想请教他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影响的问题。我也知道他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些基本态度。美国学术界的朋友认为,史景迁对后现代主义是欣赏的,其著作也有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痕迹。但因为时间关系,未来得及。 时间过得飞快,一小时很快过去了,这是十分难忘的会见,我请先生一起合影,他欣然允诺。其中,一张留影的背景,是先生特意提议的一座雕塑———“知识牛”。有意思的是,这头雕塑牛的全身上下,绘满了一册册图书和文具用品,灵性和“牛气”十足。我对史景迁教授的访问也定格在这张照片里。 我经常会拿起这张照片,回忆当时访问先生的情景。去年,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是美国历史学界的至尊之位。作为驰骋国际学术界的历史学家和中国学大家,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经验,值得中国学者研究和取鉴。特别是他的中国学研究理念。为什么研究?目的是什么?他对中外文化密切交流和促进这种交流的期待是非常真诚的,胸襟可谓博大。他对追求历史真谛的信念也十分坦诚,并刻苦地实践。他的研究方法和编撰技巧尤其令人感佩。有时候,我们还不屑于做这样的历史文学的尝试,以为非驴非马。实际上,史景迁颇得了我们老祖宗司马迁的真谛,把一部史书写得活灵活现。当然,因为价值观念的不一,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总之,史景迁成为这样的国际汉学大家不是偶然的,很值得中国史学工作者研究,而类似史景迁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还有好多。对于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界和相关的学术媒体,都有必要开展这一探索工作。对中国史学史的探索,要有世界眼光,要放到世界史学史和中国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做联系的考察,包括比较研究。中国的史学史工作者和海外交流不多,大概在所有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它是对外交流较少的学科之一。事实上,恰恰是中国史学史,海外不乏研究者,而我们却了解很少。也许有人会问:海外中国史学史是你们应该研究的吗?好象这是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利。我想,史景迁的谈话多少能打破这方面的疑惑。一句话:知识要更新,学术要创新,此为学科发展昌盛之道。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05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03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