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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到今天，海外中国学研究已发展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学术情报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沉寂已久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了解国外学术研究及其动态。在此学术和社会背景之下，国内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开始复兴。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显著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由孙越生担任室主任的 "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这一研究室在孙越生的主持下开展了大量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调查的基础工作，如编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筹划"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出版不定期刊物《外国研究中国》。与此相呼应，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于1977年起开始编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也陆续刊登严绍璗等学者撰写的关于日本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综合报道及其研究成果。 在孙越生等人的倡导推动之下，国内学术界相继开展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是时，学术界开始恢复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学术交流，王钟书、章开沅、李学勤等中国学者应邀赴国外访学交流；费正清、魏斐德、史华慈等海外汉学家亦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介绍、翻译海外中国研究论著的工作也开始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自1979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基本上每期都有海外中国研究的论文或相关译文。在了解海外中国研究的同时，国内学术界还致力于调查各国中国研究的基本状况，出版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国外西藏研究概述》、《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以及冯蒸主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等，这些著作大都是关于海外各国中国研究专家、机构、著述、期刊、资料等基本状况的介绍。很显然，这一时期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还停留于探明各国中国学基本状况之层面，因此被学者们称之为学术情报阶段，或曰"情报型学术"；但它冲破了"文革"期间学术界闭目塞听的状况，为学术界打开了一扇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 初步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继续致力于调查了解海外各国的中国研究基本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及国际合作局合编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和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国内对海外优秀中国学作品翻译的力度也在加大，多家出版社推出海外中国研究著作译丛，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等汉学"译丛"。 在继续调查了解各国中国学基本状况及引介海外中国研究优秀作品的同时，国内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探索。创办以研究海外中国学为主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四川外国语学院于1991年率先创办"国外中国学研究所"。之后，清华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学术刊物方面，张春良主编的《国外中国研究》于1991年出版后，《国际汉学》、《法国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也陆续问世。学术界还尝试将海外中国学研究引入大学讲台。1983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正式开设日本中国学课程，并于1985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又于1994年开始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内设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研究生。继北京大学之后，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1996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学界出现了对一些国家"中国学"形成、发展、演变研究的专著，如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候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等。这些成果表明，国内学界已开始把海外中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加以把握，对海外各国中国研究之发展阶段和演变进行探索和分析。 初步深入阶段 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日益关注，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研究较以前有更明显进展。举例言之，专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日渐增多。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成立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也在增加。2004年，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汉学集刊》发刊；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亦问世。中国学术界与海外中国学家的交流更趋活跃和多样，除世界各国著名中国学家纷纷来中国访学之外，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组织召开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5年在海南召开"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清华大学主办了"20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主办了"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翻译海外各国中国研究著作方面，更为注重学术著作的权威性、前沿性和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江南城市研究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等即是范例。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较之以前，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为深入，一批有深度的海外汉学史专著相继出现，如韩铁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就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阐述分析了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发展史的关系；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作者在对美国中国学进行为期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之后，结合其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多年思考而著成，该书不仅材料比较新颖，也融汇了感性的认识，对美国中国学有其独到见解。其他还有李庆的《日本汉学史》、吴孟雪的《明代欧洲汉学史》、陈君静的《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等。 若干问题的思考 伴随着时代的变革，近30年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已成为一门内涵日趋丰富的学问；但也应看到目前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一些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比如，学术发展的连续性问题。国内学者在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上，往往对以前的成果和经验很少关注。历史有着延续性，学术发展亦有着连续性。我们应充分了解1949年之前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不作无谓的重复劳动，才能有更深入的探析。再如，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任何学术的发展必须植根于基础资料建设，缺乏坚实的基础资料，所谓的深入研究都是空谈。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问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周振鹤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体现了学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但中国学术界所做的基础建设还远不够。以美国中国学为例，国内学术界出版不少研究专著，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基础资料远未受到足够重视，如赖德烈于1930年主编的《美国中国研究之进展》、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等大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资料至今未见中译本。这些都是研究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史料和经典文章，应该尽早地翻译过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文献。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应联合起来，有规划、有选择、有分工、有重点、有系统地开展基础资料的建设。 另外，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规范其建设已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话题，涉及诸多学科，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完成对它的全面研究。要真正开展研究，只能"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各个学科按照自己的学科规范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未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是学科群研究的局面。当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形成之日，即是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之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8日，第2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