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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中国学的发展很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古典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但是，西方中国学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我的观察，西方的中国研究存在着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障碍。 价值观方面：带着“改造”中国的目的“认识”中国 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但这仅仅是个理想。“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西方人相信，他们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他们要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了。 方法论方面：削足适履或盲人摸象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 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一些人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批评（或者赞扬）多于解释，只问“为什么”，而不问“是什么”。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来越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科学了。 西方社会科学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有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中国显然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适时宜。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可与西方沟通的知识体系 当前，中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我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它知识体系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的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且可以和西方沟通的知识体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学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中国研究任重道远。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为作者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演讲节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