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中国学到底成果如何，有什么特点，对美国中国学长远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应该弄清楚。看到一些文章对这一阶段的中国学、汉学成果比较模糊，所以试图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这方面资料也正好在积累。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第一，它到底有多少成果，第二，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把成果归为四类，就是：队伍的大体形成、中国文献的大幅度增长、中文教学和研究平台的建立、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来归纳将近50年里它所取得的成就，这跟20世纪以前是大不一样的。 首先,关于队伍的情况，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汉学研究队伍。因为在这以前主要是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为主的一支队伍，20世纪以后专业研究队伍基本形成，是专家队伍、教授队伍、学者队伍。主要是指柔克义、贾德、恒慕义、德效蹇、卜德、芮沃寿、顾里雅、韦慕廷、拉铁摩尔，费正清等，这支队伍是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说他们是一支专家队伍，主要是他们拿出了一批很硬的学术成果，跟20世纪前的队伍有明显区别。 其二就是一批中文资料的出现，而且基本上形成了规模，以后的发展也是在这个规模的基础上前进的。20世纪以前美国关于中国的书籍微乎其微，主要就是1869年美国国会得到中国政府的一批赠书，以及耶鲁大学得到容闳的一些赠书，还有加利福利亚大学所收到傅兰雅的赠书，那就比较早了。进入20世纪以后，就开始比较有规模地积累，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包括宾州大学。有一本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钱承训先生写的，题目是《中美书缘》，他在这方面有详细资料，比较具体介绍了20世纪后这些大学所收到资料及其研究情况。当时宾州大学的中文资料是卜德负责收集的，他也写了回忆录，专门回忆这个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馆，从1927年到1941年，藏书就从8万册扩充到20万册，整个美国中文藏书这个阶段有比较明显的发展。认识它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是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它的出现本身就是资料积累的结果。没那么多的中文书籍、东方书籍，何必要去做分类的处理？这个方案一直沿用了很多年。 1935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还出版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对史料和根据的观察》，也是认识美国中文文献发展的一个标志。这本书对美国地区中文资料收集情况的记载还是比较详细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注意到中文教学机构和研究平台建立。在这50年里面得到了比较大的扩展，基本奠定了以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规模。教学机构往往是汉学职业化的一个标志，1742年法国皇家汉学院开始讲授汉学，1796年设立巴黎东方语言学院，1844年设立汉学课程，这些是法国开始走向职业化道路的标志性事件。在美国，开始汉学教学的标志性事件在耶鲁大学，是1876年。不久，又有中国人戈鲲化到哈佛大学教中文。但是它的比较大的增长是在20世纪后。20世纪以后，有些学校相继开展中文讲座和东方语言教学，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还有就是研究机构。20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很多。实际上有几个是值得特别关注、对美国中国学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研究机构。一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在后来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1919年成立。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也大体上在这个时候建立，对推动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起了作用。这些机构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专职的研究机构，象燕京学社等；第二类是政策咨询性质的机构，如外交政策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还有就是民间交流、研究机构，如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西雅图中国俱乐部等，这些机构也大体上在这一时候有了一定规模。 第四方面就是颇多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诞生。产生了一些到今天都认为是汉学经典的著作，学术含金量很高，象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等。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段时间有大批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文章，主要刊登在《哈佛亚洲学报》。当时经常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注。当然也包括一些新闻记者的东西。 概括这四个方面，美国中国学在这个时期，确实在研究队伍、研究资料、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几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而且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区域格局、院校配置、资料规模大体在这时候形成，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是应该看到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一阶段美国中国学的特点，有些什么现象？我觉得有四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一，非常关注中国学术及其学术思潮新发展，也就是说，当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受到中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我们是做史学史研究的，中外史学交流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中国学术到底怎么样影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或者说，美国人的哪些著作体现了中国史学的影响，这是我们搞史学史的人应该搞清楚的。现在我还是发现了几个例子，当然更多的例子还需要下工夫去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的《中国前汉奴隶制度》，这本书实际上受到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因为他当时正好在中国，又赶上安阳考古新发现，而且也注意到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他两边观点都听的很仔细，陶希圣、郭沫若的观点他听得非常仔细。回去后他说我要写，但不受中国观点的影响。他从《汉书》里面找了128个地方，从这些史料中判断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规模和特点如何，然后写了一篇，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不久出版了。这本著作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另一个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他1930年到中国，访问了3年，也赶上安阳考古发现，接触了一批中国学者，包括顾颉刚、陈寅恪、李济、梅光迪、傅斯年、柳饴徵、董作宾、徐中舒等，和他们个人关系都非常好，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中国的诞生》。毕晓普给他作序。他自己的前言很明确，就是深受中国学者的影响，是在中国朋友的支持、鼓励、帮助下写成的。另外还有古史辩，古史辩派确实也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的恒慕义，也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把顾颉刚的《<古史辩>序》全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加了非常具体的注释，再写了自己的序。这个序被认为是当时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中国古史辩派的重要文献。因为我们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想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对认识我们的古史辩派是重要的。另外也有些事情，很难说到底受了哪一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明美国学者非常关注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如芮沃寿，和中国相当友好，到中国以后，因为抗日战争被日本人关到集中营3年，出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1941年——1945年的北平汉学研究》，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这是很重要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汉学研究做了详尽梳理和概括，是认识中国学术的很重要文献。另外还有如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他当时已经在美国。 第二个问题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受德国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影响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到，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外来移入成分。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因素，象夏德、劳费尔等都是。还要注意到，美国一些很重要的学者，也是来自欧洲大学的，像恒慕义，留学荷兰，是莱顿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卜德，宾州大学汉学奠基人，也留学过莱顿大学，攻读中国哲学。费正清，也留学英国。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是欧洲培养出来的。再有个因素，应该看到中国学者和华人学者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到那里去，对美国汉学发展产生影响，包括洪业、杨联陞、陈寅恪、翁独健、齐思和、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等，他们带去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影响了美国汉学。他们参与培养了一批美国汉学弟子。象我们知道的史华慈，他的论文答辩导师，一个是克拉克洪，一个是费正清，还有一个就是杨联陞。 第三，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这个影响当时美国人的中国观。整个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抗战中一系列格局的变化，都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19世纪以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所写的中国人，几乎全是劣根性，没什么好的了。但在这个时候，你去看30、4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著作，和明恩溥写的完全不一样，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敬意。当时很多书的序言，都提到“中华文明的伟大”、“中国人了不起”的问题。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强调，如果没有中国的文明，欧美人还将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赛珍珠，她当时关于中国的小说，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成为美国诺贝尔奖首位女性获得者。她当时用一种非常平和、尊敬的语气来写中国农民的形象。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形势的变化，造成美国人中国观极大的变化。当时，还造成很多新闻记者作品的诞生，这也是当时特殊时代的产物。它的评价如何，大家有各自看法。我想补充一点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确实非常感谢象斯诺这样的介绍，要不然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世界上是不知道的，它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象史华慈这些的美国学者，都对新闻记者的作品表示过批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政府被* ，美国朝野有一个为什么会丢失中国、责任在谁的讨论。史华慈的一个观点就是新闻记者有责任。我认为他不是纯粹从政治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能仅是一种口述或调查，而应该从文献上来了解。所以他后来写了《毛的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他的这本书完全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来写的。他认为中共的发展完全和苏联是不一样的，思路不一样，传统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苏联共产党和中共内在理路上有分歧。他写这本书是1951年，那时候正是我们“莫斯科——北京”的歌曲唱得最响亮的时候。后来证实他的话有预见，就是说文化不一样。他的意思就是应该根据文献来了解* ，他主要从这一方面来批评新闻记者。如果说二战以前美国中国学有几个特点的话，这确实是一个特点。怎么样来认识新闻记者，新闻记者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很大的反响。在此，还要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由于战争影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学还出现了一个和我们中国差不多的情况：一批中国通史著作和中国民族史著作出现。当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解放区发行量很大。而这时候，拉铁摩尔、赖德烈等中国学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的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著作。这些书在美国战区发行量很大。这个现象很有趣，很值得研究，也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 第四个特点，就是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的作用。现在已经有很多学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中国社科院资中筠教授作了很深入研究，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大的问题。基金会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这个阶段也很典型。最典型的事件，是1928年12月1日召开的“美国首届促进中国会议”，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关于推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会议。会议留下了一系列文件，我们也做了收集。这个会议就是在洛克费勒基金会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参与了，领导人就是恒慕义。洛克费勒基金会还投钱，资助翻译中国历史的著作，资助建设搞图书馆。前面我们这时候讲资料增长，就是因为这时候有资金投下去。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都在这个时候都拿到洛克费勒基金会的钱。为什么宾州大学中国图书收集特别好，也主要是钱投下去以后，卜德亲自管理这些钱，亲自到东方去采购资料。基金会在这个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包括人才培养。所以应该把这个问题看得重一点，花点时间研究。还有一个很典型例子就是燕京学社，一直在起作用，推动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总之，美国中国学的一些特点，影响以后的特点，这个时候大体形成了。一个是它与中国学术有千丝万缕联系，来自中国的学者或华人学者始终在美国中国学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第二，这一阶段的中国学，和这个国家移民特征一样，一度受外来学者影响比较大，但又很快转入以美国学者为主体队伍的时期。第三，深深受到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很有针对性。第四，基金会和研究机构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的组织和推进作用、调控作用很大。 [编者说明:本文是作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