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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在业师狄百瑞、费正清等著名汉学家指导下，经过大量史料的整理爬梳，对几百年西方汉学的发展和流变作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和考察，揭示出汉学从兴起到成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悲剧性历程及其原因。在概括汉学所取得的可观的学术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汉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和无奈，并对振兴汉学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一 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乔纳珊·D·斯宾瑟教授讲过一个故事：在1694年的法国巴黎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一个中国的公主被海盗掳到了这儿，据说这是法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女人。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人说她是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她被皇帝嫁给日本的皇子。但不幸在海上被荷兰海盗掳去，伴陪她的母亲死在了海上，她则被荷兰海盗带往欧洲。这艘船后又被与之交战的法国船俘获。这样，这位中国公主就被带到了巴黎。这一切，都是这位公主用磕磕绊绊的法语叙述的。 这件事在300年前的法国当然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大家都争来看看这个东方人，这个中国皇帝的女儿啥模样。一些最有名的法国贵妇人，甚至皇族都来认她作干女儿，给她买最高贵的华服，吃丰馔珍馐，给她最好的照顾，教她最高贵的宫廷礼仪，并劝她放弃中国宗教信仰而皈依神圣天主教。这一切都闹得极其热火朝天。不巧得很，这轰动一时的巨大传闻当然也震动了当时巴黎研究中国或对中国学问有兴趣的小圈子。（严格地讲，那时还谈不上有汉学）一位恰巧在中国传教20年刚回巴黎的耶稣会修士闻得此讯，辗转托门路去会见这中国公主。可不幸，当他用汉语同这位“中国公主”交谈时，她一点儿也听不懂，她用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同这修士交谈并坚称她说的才是正宗的“汉语”。在当时，因为没有其他懂汉语的人可以判断，人们只能听信“中国公主”说的是纯正的汉语而修士说的不是。 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中国公主”的马脚露出得愈来愈多，以致于最后几乎没人再听信她的辩言。那么，一个外国女人为什么要冒充中国人，要冒充中国皇帝的女儿呢？直到她的风烛残年，这个女人才给予了痛切的回答：“我是一个十分贫寒的法国女人。如果我是法国人，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照顾我。但只要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我所有的好年景都会来了。”〔1〕 从这个使人哭笑不能的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那块神奇的土地在那时是多么地富有魅力，又是多么地富有号召力！作为那时代西方文化先锋代表的法国人又是多么地景仰那圣地般的中国。几乎在那个冒充中国公主的无名法国女人时代的前300多年，中国，在西方已经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瑰丽的梦境了。14世纪中叶意大利人马克·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已经轰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中国成了西方人憧憬不已的文明之域，成了它们的“理想国”和奋斗目标。这种局面不仅延续到了“中国公主”的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初叶。 在“中国公主”事件轰动法国上百年后，世界著名的大文豪歌德在他的晚年迷上了中国。这位伟大的诗人用他最柔美的诗章赞美中国，在他晚年同他的秘书爱克曼的对话中称中国是个最文明、最人道的国家。他读了译成西文的中国小说《好逑传》、《玉娇李》后激动得不能自持，同他的秘书阔论中国文明的伟大，开化历史的悠久，然后大发感慨：“在我们的祖宗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中国就有了这么精致优雅伟大的文明……”〔2〕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师们也极力称颂过中国。哲学大师伏尔泰盛赞过中国文明的伟大感化力，并坚称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不是圣经纪年的时代而应以中华文明为发端。伏尔泰特别赞誉中国的法律不仅为了惩恶而且还扬善，这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此外，伏尔泰还颂扬了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的审美观。另，据史书记载，美国著名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曾购买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书加以探讨，他甚至企图派大员们到中国去代表“年轻的美国”学习古老的中国法律。而另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美国总统，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竟称誉中国人是“天生的贵族。”〔3〕 在这些先贤和西方老百姓的眼里，中国曾是何等的风光！中国人是何等的伟大！ 中国学亦即汉学就是这么带着夺目的光环走入西方文化视野的。前面我们引述过大文豪歌德曾经怀着那么崇高的热忱和自贬的心理礼赞过中国文化，其实受到了德国学术界景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歌德的这段话同早他100年的一位前辈，自诩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普鲁士早期汉学家贝耶的议论对照一下，我们会知道歌德的评论是早有其学术渊源的。贝耶在他的煌煌两大卷巨著《汉学博览》绪论中说“中国第一次活脱脱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的人民受过那么良好的教化，遵循着他们祖上先贤的礼乐诗书的陶冶，他们礼貌、优雅、品性高贵。它的这些光荣足以胜过我们这些欧洲国家。”〔4〕 贝耶169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位画家，他在中学及大学里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古典语言。在他19岁时，像得到了神示似的，他忽然立志要研创汉学——那个在东方与他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神秘国度的学问。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描写了自己那瞬时灵感和雷殛一般的感情：“1713年的一天，当我呆在乡下时，发生了一件大事，突如其来地我被一种强烈的想学习汉语的情感攫住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着魔般地搜寻、学习和思考着怎样才能进入那神秘的疆域。我曾想道，如果我在这个领域里哪怕我能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也会自豪地把我列入众神之孙和众王之王。就象一只怀孕的母兔子，我收集了所有的东西在我的洞穴里——我找了所能找到的字典和介绍汉语，中国文学规则的所有资料。”〔5〕经过17个年头，1730年，贝耶终于出版了他两巨册的《汉学博览》。它被称作欧洲研究汉语的第一部著作。〔6〕《汉学博览》被认为是一部气度恢宏但荒诞不经的著作。贝耶蛰伏在洞穴里“怀孕”那么久生出来的成果不久便被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家们批得体无完肤。可怜的贝耶读了这些刻薄的书评旋即郁郁而终。 据现代西方汉学家考据，贝耶的书并非那么无价值和荒唐。他收集了在他那个时代所能得到的重要材源，总结分析了各家成果；但遗憾的是，他依然陷入了那个时代欧洲东方学家传统的窠臼，总是竭力去找寻解读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个神秘的泥沼后面的规律的那个“万能钥匙”，以为这个钥匙一朝在手，一声“芝麻开门”则万事迎刃而解。这个命题起点的虚假性导致了它最终亡于死胡同。但是贝耶的勇敢和真诚还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艰难的境遇下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梦想与失败被喻为早期西方汉学发展道路曲折命运艰难的一种文化象征。 贝耶的著作应该是有建设性的。他的本意是想更正早期学者的谬误——在汉学萌芽初期，有些学者和传教士仅凭勇气作为拓荒者去涉足东方世界，但并没花足够的时间和气力去学好汉语。有感于此，贝耶想补救并矫正他们的过失。他综合研究了当时人们的所有成果，从他的书目和研究名单上我们可看出他博采欧洲众家之说。尽管这些学说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当时英国学者约翰·韦伯终其毕生学术生涯求证汉语是世界上第一种语言，因此它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母亲”。荷兰学者伊萨克·沃休斯认为中国的艺术与科学遥遥领先于所有国家，而且他“强烈表示他宁愿被生为中国人而胜于自己的欧洲世界”。法国学者菲利普·麦逊曾“证明”汉语是古希伯来语中的一支方言，它的知识可诠释旧约中的一切语言学上的难解之谜。瑞典学者奥拉欧斯·拉德贝克认为汉语是离古哥特语最近的平行的一支。贝耶本身对上述学者的态度是兼收并蓄，“批判地继承”，他认为尽管上面诸说有其“模糊与肤浅”，但在他们的热情背后亦有其深刻智慧和勤勉的一面。最可称奇的是贝耶在他书中评价安迪亚斯·缪勒的生平和学术时，贝耶认为尽管他中文方块字写得很坏，而且时常误释中文的意思，但他在研究汉语的特质上却有建设性的理论意义。比如他用音叉去测量汉语四声的音度音位：“就像他在想象整个中华民族都正在一个晚宴上歌唱——有的是在四重唱，有的是八音阶组唱，更有十六音阶组唱！”贝耶对缪勒的评价是很宽容的：尽管他有许多舛谬之处，但他始终是个“充满激情和理解的渴望而且具有令人敬佩的创造力的学者。”〔7〕 我认为，贝耶对缪勒的宽容评价也足可以作为慕志铭概括他本人的努力、宽厚而又悲剧性的一生。可是他的读者们并没有他的那份对先贤的宽容。他的毕生之作受到了法国的汉学家埃蒂恩·福尔芒的酷评，使他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在临死前给朋友的信中他仍然称他尊重福尔芒的学识，这种敬重并不因福氏对他著作的刻薄和残忍而稍减。他说出了最后的感人的，值得所有做学问的人终生记取的话：“我敬重我的对手的真正的优异和价值，哪怕它是属于一个敌人。”〔8〕 二 西方汉学界作过回顾，如果不算那充满传说和炫耀色彩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西方“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是在1570年2月出版的葡萄牙人盖斯帕尔·达·克鲁兹写的《中华博物风土志》。这部洋洋29大章的著作虽竭力写实，但也是一曲绚丽的颂歌。达·克鲁兹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凭着他传教的雄心及对天生的爱、他与葡萄牙探险家的交情以及少得可怜的一点汉语知识，他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在这个梦一般的国度里他兴奋地生活了许多时日，记下了很多事。这些日常琐事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新鲜奇异。克鲁兹不是要人，居中国的日子多混迹于市井，书中所述没有马可·波罗所写那么富有传奇色彩；尽管如此，在好奇的西方人眼中，那亦足以大饱眼福，因而在西方引起了轰动。 我不知道克鲁兹的教育背景和他是否受过文学专业训练，但他的书确实是很煽情的。他在他的大书前开宗明义地先声明：距离遥远的事情往往听起来比其本身有魅力而易于被夸大，但他敢保证，在他描写中国的这本书里，恰恰相反，不管怎么描写都难以言传中国的伟大与辉煌。〔9〕其实，今天看来，克鲁兹的书无非是在广东传教时的见闻，如广东音乐，广东人调教夜莺，雌雄分笼饲养，刺激其恋慕于冬夜唱出三春的啼鸣之类市井细事。这些都成了这位早期中国通的灵感，也给神秘的中国和汉学罩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我们前面读到的贝耶，乃至歌德们关于中国，关于汉学的知识以及对它的景仰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根据上面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西方人从文艺复兴至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是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们怀着赞美、夸大及一厢情愿的心情描述着遥远的中华帝国的富庶、华贵、秩序、道德及伦理、智慧上的优越。 但是渐渐出现了“不谐合音”，西方早期汉学家不可能亲自去中国，囿于时、地、语言及科技限制，他们也无从与中国的学术界产生对话。他们研究中国所能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大都是上面所述的著作。但一，随着西方传教人士在中国人数增多，带回去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更是多方面的，补充和纠正了前述著作因无知和臆测而造成的误导。二，随着宗教派斗争和政治分歧，早期教士的威信受到质疑，他们关于中国的纪录报导渐失其影响力。三，启蒙时期的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盛赞中国也有其深刻的文化、宗教背景与思想目的性。有的学者并非真正了解中国而只想以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系来批判当时欧洲中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宗教神权制度的沉滞和黑暗，如启蒙运动的几乎所有杰出的大师都抒写过中国赞美诗。大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研究《易经》及中国秩序、伦理制度，大文豪伏尔泰写《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和卢梭在著作里把中国当作圣地和理想国等。直到19世纪末年，中国已经积贫积弱，西方已经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她依然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是个美丽飘渺的远梦。不仅是对普通老百姓，对杰出的人物也是这样。其例可见早期拿破仑谈到中国，如今被当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是“睡狮”的预言。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对中国的崇拜迷狂等等——这都是后话。〔10〕 除了上面三个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随着工业革命西方诸国逐渐强大，诸列强开始对外殖民化，强占了亚非美澳等洲的许多土地，它们对中国的情感也由赞美而觊觎，直到最后想占有。这种心情很复杂；作为历史的进程，它也是经历过许多反复和曲折的。 按心理发展规律，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往、越神化其目的物。但是一般而言，达到目的后，会出现两种结果，即：或继续陶醉、享受这一成果，并力图保持住它；或失望于原来对目的物的错爱而冷淡并弃之。但走向成熟期的中国热却走了完全不同于上面所述的另一条道路。它既非“始乱终弃”，亦非“生死恋情”也不是“若即若离”，反串一句现成的话，它始终被规范在“中为洋用”的基础上的。西方对它的认识渐处于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优越与攫取——不论是在物质上或精神上。西方对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主流是有着很强的致用目的的，它享用着它而又贬抑着它。了解这一背景以后，我们就不难明了下面对其产生原因的几点分析。 一、即然中国那么富有丰裕，像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那么，渴望富庶，特别是刚从1000年黑暗停滞的中世纪崛起的西方为什么不能从它那儿捞点什么，取而代之或至少分一杯羹呢？这种愿望虽存在已久，但18世纪及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及军事的强大给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经商和航海术的进步更给这种觊觎贡献了机会和可行性潜力。 二、随着与中国交往的增多和商业活动，不仅传教士、商人及各色人等皆进入中国。外来经济对沿海自给自足的旧有经济形式有所干扰，一向自大的中国对西方的“蕃邦”及洋鬼子并无好感。一方面，这种鄙视和敌意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另一方面，各色西方人等进入中国社会，得以较深入观察中国，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弱点，如女人裹小脚、溺毙女婴、买卖儿童、包办婚姻、佛道巫术活动猖獗，妓女泛滥，士大夫的虚伪和耽溺于男风……这些相反的观点一时又很容易为好奇和喜新厌旧的西方人接受。这种情势在主观上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在客观上又为对中国怀有野心，热衷于殖民主义掠夺的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为其今后侵略、瓜分占有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 三、另一个内在原因是中国自身的。中国历史发展几千年，有其内在的成功与缺陷。可时至清朝，中国的科技与国势已落在了后边。但强大的帝国自恃泱泱，金玉其外而积贫积弱，其势汹汹却不堪一击。以至在鸦片战争失败于英国以后西方群狼跟进，从此，这个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在西方面前受尽了轻蔑和凌辱。 其实，对史料细心些的学者早在18世纪时已经能听出这遥远的不谐合音了。英国著名作家，因写富有侵略性而顽强拼搏精神小说《鲁滨逊飘流记》闻名的笛福就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国充满鄙视和敌意；另一位英国船长乔治·安森也在1745年因他写了污蔑中国的航海回忆录而一举成为“作家”，名噪一时。〔11〕 在学术界，1763年，尼克拉斯·勃朗哥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勃朗哥大拾启蒙思想家的牙慧，说中国人守法并不是伦理高尚而是怕被惩罚；中国式的教育毁坏人的性格多于陶冶人的性格云云。而到了19世纪的初叶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则把中国说成了是游离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的一个异数，它超越了现代西方文化所评判的自由和成长的主题之外，永远地封冻在人文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12〕而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在19世纪中叶则说得更为露骨，他认为，中国要想进入当代世界，必须为西方重新塑造。中国曾经是“世界童年阶段的游戏场”，但是现在它则必须被逼着来长大。〔13〕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势日衰，中国逐步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到了19世纪中后期，原来带着那么美丽光环的中国已经完全被刻毒和污蔑的文字蹂躏得惨不忍睹。中国的形象已经完全转向负面。而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家”们大多迎合其政府与一般民众，为虎作伥，把中国描绘成怪物：文化封闭、人性卑鄙、唯利是图，诡诈而无良知。中国人缺乏诚信，无革新能力，服从权威，俯首贴耳，是天生的奴隶。不幸的是，自那以后，上述中国人落后、无理性的结论竟变成了一种正宗或者传统的观点，成为西方社会，特别是非学术界的一般大众及舆论界认定东方亦或中国人的不成文的模式。 在今天我们考察历史的时候，可以平心静气地去追溯这一段事实。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面对着这些刻骨铭心的耻辱和累累伤痕，我们的确难以平静。 19世纪初关于中国的舆论误导和风向突转是与这一时期的所谓汉学家们的推波助澜的污蔑是有直接关系的。随着中国的衰弱，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野心的逐步暴露，清廷为了自保，开始排外。这当然刺激了这些早期宗教虔信者和冒险家。特别是在19世纪开初，清廷为了杜绝鸦片和传教士造成的中国内乱，彻底闭关自守，杜绝西方传教士、商人入境。于是这些被拒的传教士和商人恼羞成怒，为了得到他们国内人民的声援和支持，继续赚钱和行骗，他们开始作舆论准备，办杂志、出书报，极写中国人的不人道、残酷无情及非理性，中国人多么需要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教化，他们的工作如何受到中国人的阻挠，他们的殉道献身精神多么伟大等等。为了举出实例，这批人当然也顺便写一些中国的风土民情、地理民俗知识等。这正是西方早期的某些汉学杂志和“汉学”知识所产生的背景。 本着这样的目的和居心叵测的出发点，这些出版物当然不能公正地评价和介绍中国。其中的偏见、误导、无知的批评和污蔑漫骂是如此之刻毒，以至于今天稍有良知的欧美学者都对之不忍卒读。〔14〕由于这些杂志书籍的出版全仗教会和商人们的金融支持，当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们的传声筒。这批出版物大都是由英、美人主办，它们自然成了那时不论是学者还是一般民众关于中国知识的主要来源。 这些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人在马六甲出版的《印度支那集粹》（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以及流产了的《印度支那宝典》（Indo—Chinese Repository）；德国传教士办的月刊《暹逻—天津旅航杂志》（Journal of a Voyage from Siam to Tientsin）以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合办的臭名昭著的《中国通》（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它们的宣传大都为西方诸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张目，为敦请其政府逼迫中国打开门户，允许传教、经商自由而呼吁。由于它们都有国内外教会、商界募捐及私人支持，因此发行量都较大，并广泛投寄到大的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媒体，范围广及欧、亚、美、非诸大洲，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继鸦片战争英国胜利以后，教士和商人可以直奔中国，他们不再需要这些杂志为他们造势，而这批杂志造舆论的功能尽失，得不到经济支持，也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了。西方评论家谈到这一点时不无幽默地认为这些杂志为打开中国门户而大肆叫嚣，而一旦达到目的，它们自己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15〕而在评论这批杂志内容和质量时，西方论者认为它们“包含着明显的偏见”，“带着基督教烙印……去恶评中国和她的文明”〔16〕。论者对它们的批评和鄙夷是显而易见的。 杂志的质量是如此，那么这一时期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情况又如何呢？《中国通》在1849年第18卷8月号上有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报道的是在1849年用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目的一览表。其中分为4大类外带12子目。全部合计达403种图书。〔17 〕考虑到这仅是一年的出版量，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数字。 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遍查权威的《伦敦大不列颠出版物目录索引》，在1816到1851这36年间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仅36本书，〔18〕平均一年刚刚一本；这36年累积的总和尚不如《中国通》报导的仅1849年一年出版中国书目的1/10。如果我们再搜寻得远一点，从1801年到1852年这53年间，在《大不列颠书目》及《英国书目》中加起来所列的全部关于中国的书是42本。〔19〕与《中国通》所列数字比例的悬殊更是令人瞠目。 我并不愿简单贸然定论《中国通》撒谎，但我更愿相信国家图书馆缜密权威的统计数字。那么，对于《中国通》的统计学只能有两种解释：比较客气的解释是也许《中国通》所报道的数字是因这些著作大约发行量很小或只在私人小圈子里，难以进入公开场合和国家图书机构的统计，没能为广大读者使用而进入公共循环；换句话说，它们大都是些闲书和废书。另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书”是否能被称为书而被正规图书馆收集、典藏和编入目录。据西方学者伊莉莎白·马尔孔考证，这些出版物大多产生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其作者大都是商人、下层官吏和士兵，他们的货色远不能引起严肃的学者们的关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大部分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极端无知，他们通常也只是混迹下层和市灝细民打交道”。〔20〕知道了这些“书”的作者，我们大致就可以明了早期的“汉学家”是些什么样的货色与乌合之众了。但不幸的是，那时期偏偏是这些青皮浪荡子有活力，“有种”去闯荡中国这个未知的世界，而真正的贵族学者和读书人很少敢斗胆冒险来到动荡的中国。声称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上述人等在人们不知真情的状态下确实能蒙蔽一些人并有号召力的。 三 “汉学”（Sinology）——这个今天提起来多少有些使中国人来精神的词儿说来可叹。直到今天，在欧美主要的大型百科全书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等都找不见这个辞条。也就是说，不论是学术价值和一般意义，它都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中国辞书上对“汉学”有所解释，比如《辞海》与《中文大辞典》上对“汉学”有几种解释，即一，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亦称“朴学”。二、指隋代专力于训诂、辨伪的乾嘉学派，与“宋学”对称。三、外国人称中国学术多为“汉学”，研究中国学术的人为“汉学家”。〔21〕从字面意义上看，第一、二两个解释显然有别于本文的题旨。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应是第三个义项，即是外国人专门研究中国学术称汉学，而欧美经典的工具书却连不经意的介绍都缺席，我们可知它所受的冷遇。笔者写作此文时竟找不到一本像样的汉学史概论之类的著作而需从万千资料里一一爬梳，我不抱怨工作的艰难，但却可见在学术深厚，资讯发达的欧美汉学的地位之一斑。 台湾学者在上列工具书中介绍“日本称中国学术曰汉学”。但在日本人所编《大汉和辞典》中却称之为“支那学”，解释它发端于应神天皇时代，而于奈良、平安朝盛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礼乐制度，于缣仓、室町时代衰微。〔22〕 倒是前苏联编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第23卷中对汉学给予了慎重科学的定义与完整的评价。汉学在这儿被界定为“中国研究”，它的范畴包括研究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23〕，并不只限于古代经典、文献和文学里面。汉学是整个东方学的一支，19世纪下半叶以来，汉学在西方政治、殖民扩张领域起了许多作用；西欧、美国、日本汉学是因其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和统治圈子利益的刺激而发展的，汉学研究较严肃深入的开展也是因东方人民的斗争以及“欧洲中心论”的失败而激励成长的。〔24〕50年代以来，我们虽因苏联的左倾和机会主义论点而吃尽了苏联理论的亏，以致到最近我们对苏联的结论总是给予警惕性地引用；但对照汉学发展的真实历史，我是尊重他们的这种评价的。据学者们考证，汉学最早是在德国滥觞的。而在德语中“汉学”Sinologie这个字眼（与英文词Chinaman 一样）在使用初期不是一个中性的纯学术名词。它多少带有轻蔑的意味和殖民的色彩。其背景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详述了。 真正当代学术意义上的汉学萌发于西欧，最早钻研汉学而有成就的当推法国17—18世纪之交的传教士J·H·普雷麦尔，J·F·古卜林，麦拉等。科学地研究汉学的基础的建立应推J·P·阿贝尔·雷马萨之功。他最早于1814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中国语言学课程。在俄国，17世纪外交官和传道士P·I·古都诺夫，N·G·斯巴法里等人就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汉学的著作。后来其他外交及宗教界人士如A·L·雷昂蒂夫及I·K·罗索金，N·伊阿·毕曲林翻译并编撰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学、地理志和语言学著作，对俄国汉学的贡献居功至伟。早在1837年，D·西韦洛夫就在俄国开出了最早的汉语课，而V·P·瓦西列夫于1851年在喀山大学开设中国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的作者。圣彼得堡大学于1855年相继也开出汉学课程，在1845年及1851年，俄国地理学会和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也创设了汉学部，同时研究中国历史、满州史、中蒙历史、佛教史的著作大量出现，还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中国古代史、中国神话学、中国古代文字书写系统的著作也大量出现，编写了中俄字典等等。P.S.波波夫翻译了《论语》和《孟子》，A.O.伊凡诺夫撰著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中国古币学、文化志及中国文学的著作。这批学者的弟子们则把他们的事业延续下来，如A.I.伊凡诺夫翻译了《韩非子》；N.V.昆纳尔对中国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历史的研究以及A.V.卢达科夫关于太平天国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等等。 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汉学研究受到政治气候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欧洲一些学者仍对其作出了贡献。如英国的著名汉学家J·里格翻译了孔子的典籍，H·吉勒斯编辑了汉英辞典和中国文学史著作。德国汉学家H·冯·德·格贝林茨出版了中国基本语法的著作；W·格鲁伯研究中国宗教和文学卓有建树等。法国此期汉学家有S·格伏瑞尔，他编辑了汉法辞典并翻译了孔子的典籍；S·于连和E·夏凡尼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同时，英国学者H·莫尔斯还撰写了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著作，此期日本的汉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 本世纪20年代以来，西欧、美国及日本基于其政治目的，对汉学研究更加注目。大量的新的学术机构、科研中心和学会在西方应运而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汉学家P·彼里奥，H·科尔蒂，M·葛兰奈，H·玛斯皮娄和P·蒂米耶维尔；德国汉学家O·弗兰克，A·福尔科，R·威廉，E·赫尼斯科和F·赫斯；意大利汉学家G·杜齐；尼德兰汉学家J·杜文达；美国汉学家H·克雷，I·克德雷奇，A·休梅尔；瑞典汉学家J·安德林等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历史及中国思想的著作。此外，瑞典汉学家B·卡尔格林重构了中古和上古汉语的语音并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语言学的本文分析；英国的汉学家A·威尔利；奥地利汉学家E·冯·札克，法国汉学家G·马尔古利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对汉字发展贡献很大。 进入本世纪30年代，经历了十月革命，苏联的汉学界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其汉学研究，拓宽了其视野，并开始留意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以P·A·密夫等汉学家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研究；以米凯尔·维林等对中国群众运动和农民运动史问题的研究；由A·伊阿·坎特洛维奇等人对帝国主义侵华史问题的研究；A·A·佩特罗夫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G·M·安德列夫等人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研究等等。著名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才华横溢，在中国文字、美学、文学批评，民俗学、戏剧、写作、词汇学等各个领域都有所造诣，同时也是最早对汉语进行语音实验分析研究的学者，卓然成为这一时期的大师。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也成绩斐然；同时，对商代甲骨文研究，对通古斯和基坦斯等上古书写系统的判读也取得了成就。K·K·弗禄格研究了中国绘画史；E·D·波利凡诺夫研究了中国语音学并开创了对汉语语法的科学性研究；A·A·德拉古诺夫重构了元代的语音学，发现了湘方言群，并奠定了汉语语法的研究基础；A·A·德拉古诺夫还和A·G·谢普伦琴等其他汉学家一道最早研创把汉语书写拼音化的尝试，V·S·克鲁克娄夫还编过一种这样的新型字典。 自1949年以后，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汉学开始转向专注于对中国当代事务的研究，诸如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著作大量出现，这些汉学家大都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如英国的S·舒拉姆及美国的H·亨顿，A·D·巴奈特，R·斯卡拉皮诺，A·怀丁和B·施瓦茨等人。 但是传统的汉学课题仍不断有研究专著涌现。如美国以D·鲍德为首的一批汉学家；法国的E·拉兹；联邦德国的H·弗兰克等人；尼德兰的A·F·胡尔瑟维；英国的M·洛依维等人对中国古代和中古历史研究的著作。另外，对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也受到很大重视，如美国的以J·费正清为首的汉学家们；联邦德国的W·弗兰克；英国的V·蒲尔瑟等人的大批著作。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有专门汉学家如美国的A·埃克斯泰恩和澳大利亚的A·唐尼瑟恩等人悉心研究。同时，中国的哲学及文化史领域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被称为当代西方汉学三大支柱之一的J·狄百瑞和美国汉学家，英国以S·格雷费恩为首的汉学家都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的研究专著和译著，提高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素质。而对中国科学技术及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则以英国学人李约瑟《中国科技文明史》而闻名于世。 20世纪中后期的汉学研究范围开拓更宽广，有时事研究、社会政治研究、外交政策及外交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各门类研究等。同时在时空领域也进入了更新层次的拓展。而在纯学术领域更为细致精密的分类学研究在此期亦获很大进展。如中国的人文思想研究，中国文化的革新与传统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和美学思想，中外交流、冲突史的研讨等。而在文学研究上也更加注意结合其时代文化背景。而对汉语语言学的研讨也从语言结构、语言学、符号学推向对语形论、造句法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方法的应用，对古汉语的研究以及对使用翻译机器把汉语译为西方文字的研究尝试等都很有启发意义。另外，海外汉学敦煌学的研究如法国P·德米埃维叶，日本的一些学者（如Fujeda Akira等）和苏联的L·N·门什科夫等人都有着卓越的成果。特别是苏联东方研究所敦煌文献目录和敦煌变文本文的出版，E·S·斯图洛娃的列宁格勒木刻敦煌资料的开放对研究汉学和后期佛学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 从上章所述我们可知，汉学在历代西方各类学人的努力下，是有可观的成就的。特别是在使用科学的概念方法，与西方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结合，以及运用西方学术概念、逻辑归纳等传统治学方式来规范崇尚灵感、不羁于规律、不屑于条分缕析便于传承的中国旧式治学等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参照系，以便古老的中国学问获知这门学科如何从合适的角度走向当代，走向世界。西方人重逻辑、爱找寻规律和理论，这对器重才华，得意忘言的中国学风是一种有效的补充。特别在汉语语法规律的找寻、研究、奠定以及语言语音等基础汉学知识研究上，西方汉学界的成就是巨大的，它不仅使西方人学习汉语找到了捷径，我们今天中国人学习汉语的规律也颇得益于此。西方哲学理论发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多受其影响，特别是近现代心理学同人文、社会科学结盟，大大助益认识论和哲学思想的深化。现代汉学家受哲学观念的启发，往往从新角度、视界探讨中国文化，新意迭出（尽管“新意”并不都是正确的意义），往往具有启示的功能。特别是，西方汉学界为了对中国文化进行国际性探讨，它们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内涵规范化而使用国际学术的共同语言进行对话，这种对概念、原则、理论的规范，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意义极大。 我们上面列述了西方汉学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看上去硕果累累。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它是十数个国家、多少代人的努力；而这些成果中又有许多肤浅、误解、舛谬，甚至很多荒诞的东西时，我们对汉学的成长和传统的理解就要打一个折扣了。 在欧美，我们时常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汉学家”，操着音色蹩脚半通不通的中文指指戳戳地批评着中国。对中国文化、学术没进行过真正严肃的研究，粗粗学过几年中文的人士都敢僭冒汉学家而俨然一副权威姿态；可惜的是，一些对自己文化素有造诣和学养的中国人却对这类“汉学家”奉若神圣，每有奇谈必呼应之，美之为“震聋发聩”并能为之考据穿凿，找出一大堆论据——有这样的崇拜者和奴才，当今的伪汉学者能不骄矜？西方的“汉学”能不红火？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关于明代以来中国文明为什么衰落，为什么西方崛起而中国却由强势文明颓然坍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有害还是有益这个题目而言，西方汉学界曾给予过很热烈的讨论，其观点不可谓不栢，花样不可谓不新，诸如中国文明太古老，像一个老人，没有文化内动力啦；中国儒家文化的守旧、秩序是中国落后的祸根啦；中国的中央集权、灌溉系统统治人民太死而缺乏革新能力啦；中国是士大夫文化，不重视科技文明啦；中国文明发展过于成熟，由于开发太早而把地力已用尽啦；帝国主义入侵刺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中国近代发展有功啦；帝国主义入侵对中国无益也无害，中国是那么一个偌大帝国，任何外来对它的刺激都象一只苍蝇在骚扰一头大象，既难真正惹怒它，也根本不能改变它云云。恕我不在这儿再加罗列。我并不认为上面的课题没有意义，也不否认上面的议题都有某种程度的深刻、警辟和发人深省。但综合起来看，其结论却都有某种雾里观花，隔靴骚痒的感觉。在数学上一加一等于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部分真理的集合或相加并不成为绝对的真理，有时甚或成为相反的东西。 上面的偏差一是地理环境所致，另外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西方汉学家多未受过我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正规训练，莫说对经、史、子、集有深入的见解，其中国旧学根底大致不如旧时中国一般上过私塾的童生。中国近代学人经历了中国史上最屈辱的一叶，这种悲怆、浃骨浸髓的国耻远非闲坐书斋，万里以外的西洋人所能理解。再加上由于科技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经济、政治上的强势，助长了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怀着那份居高临下的心情和俯视的态度，我们怎能期待他们对中国问题给予真正的关心，切题和得出公正的结论呢。另外，有些客观的限制也造成了难以避免的文化罅隙。语言不通、文化相隔造成的资料限制；师承关系、学术的偏好也桎梏了学者的眼光。随着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和竞争节奏的增快，更少有甘愿数十年如一日深入钻研，为学问而献身坐冷板凳的学者。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以为欧美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的偏见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正如夜郎国和井蛙们所持的只是偏见并非完全是错误一样。只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迷人，真正的天有多大，我相信他们会改变观点。东方人当作圣经一样翻译介绍了那么多西方经典，为什么不反过来，把自己的货色也翻译、兜售出一些？不怕货比货，也让西洋人瞠目，见识一下；或者换句土话说，震他们一回。如果东方或中国不能把自己的美处、长处完全展示出来，不能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和成果去服人，终是窃窃抱怨欧美人的“西方中心论”是没有用的。 五 前面谈了汉学在西方的悲剧，那么它在中国的命运呢？（尽管我前面定义“汉学”，应专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而言，但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界也常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作“汉学”）。 不要说过去，——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了解西方与远比西方人了解中国多得多。随便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狄更斯；而在美国，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中文专业——约占万分之几的比例——除外）能知道李白、曹雪芹或鲁迅的几乎没有。纵使是文科的教授，对中国先哲的了解也几乎都是除孔夫子外一片空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这样，那么对其自己的文化根源，出身之地的希腊、欧洲文化的了解呢？答案也几乎是使人诧异的。美国文科大学生、研究生对欧洲经典作家的知识和了解并不比中国文科学生的知识丰富。笔者在国内时曾讲授欧美文学经年，对中国文科教学大纲和学生一般水准算是了解的。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一般文科学生对欧美文、史、哲经典的知识远比美国同类学生丰富得多。考虑到我测试的对象不是美国普通的高校而是在全美和世界都闻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这一点时，更加证实了我前面的结论。 能用英文阅读莎士比亚、萨克雷、狄更斯及其他经典作家，以及能用法文阅读巴尔扎克的中国学者在对照阅读了原文和译文后几乎无不敬佩译者的才华。那一支生花的译笔竟是那样地点铁成金，把那些笨重的文学弄得那么服服贴贴、意象万千、美不胜收！可是遗憾得很，真正中国文学的精华译为英文时则大多尽失其光华，使人不忍卒读。不仅是韵律本身难以把握的唐诗宋词，就连那些较容易表现的叙述文学如中国古典小说的情形也大抵是这样。我们当然不能全怪译者。因为中国小说所表现的那种文化氛围往往是聚文史哲儒佛道，中国人的文化伦理观念，人物臧否是同人生理想为一体的，没有对这种文化的深悟就很难传达出其意境。即使有对这种文化的深悟，也很难向西方那些对中国文化懵然无知的一般读者传递出那种本文之外隽永的意味，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要用作品本身说话，是不作兴象翻译论著那样可以掉书袋用一大系列注释来说明其言外之意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这正如一位娇袅的苏州少女在向咱们山东老农演唱侬软的苏州评弹。虽然用的是汉语，中文的句法，但唱者有意，听者有心，大家都努力，却总难互相理解，更难说融洽或传达其韵味——不幸的是，西方人却大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 尽管已经惨不忍睹到了这种地步，西方人所能读到的中国作品仍是少得可怜。大约是除了几种经典和名著外寥寥无几。如果归咎于翻译水平差，那么为什么又有前述那华丽瑰美的西译中极品。如果说翻译水准够，那么为什么这百年来仅西译中作品充斥于市，而中译西的著作竟是那么少得不成比例呢？ 中国人对汉学贡献较少的第二个原因说起来应是个技术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症结却几乎是致命或难以克服的，那就是在中国搞古典学问的大多不通西文，而通西文的又大多不治古典之学。我不愿意仅仅从传统和教育体制上去找原因。我国在古典文献、文学研究方面有很多杰出的专才，在研究西方语言方面也有不少俊彦，但为什么能综合二者的人是那么少而又少呢？这种缺乏中西文皆通学者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为地割断了中国古典学术同国际的联系，即难把自己的优秀成果介绍出去，使国际汉学界对我国杰出的成就有所了解而不沉迷在自己的夜郎自大；又使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与国际同行隔绝，不知西方在搞什么，不理解他们的思路和方法，从而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对西方盲目崇拜，一是对它们盲目贬斥和轻视。我国专治古典的学者缺乏深厚的外语训练，难以用西语自如地表达学术思想，从而难以用一种国际学术的共同语言走上世界意义的汉学论坛。而精通西语的学者虽有语言优势，但缺乏学科训练而没有敏感的专业眼光，纵使能译介西方汉学成果，但其针对性和适应性则要大打折扣了。语言问题虽是个很难的症结，但并非绝对不能克服，西方学者或专门家往往一人精通多种语言；我国老一代的学者或治古典学问专才也大都精通一门或几门国际语言。回顾本世纪的人文学科历史，我们更易看到这种局限的严重性。笔者认为，这也是我国迄今的“汉学”和古典研究很难超过三、四十年代甚至“古史辨”学派的一个症结所在。我在此这样说，可能会有人要辩驳我。我知道，虽有钱钟书那样的老先生在，但已属凤毛麟角，这样的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只是我们说起来值得自豪的一个圭臬。而做学问是需要集团冲锋、需要梯队，需要大规模作战的。 汉学悲剧第三个命定关系是它诞生于一种弱势文化背景，当时它很难打进西方的学术领域或文化市场；而纵使今天有了合适的气候与环境，它却错过了机遇。如前面所叙汉学经过了大起大落仯随着中国国势衰败和政治因素影响，西方的汉学家不再为纯学术动机的驱使而多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为实用趋利目的的指使，从事针对性的研究。中国真正的典籍和灿烂文明被系统地介绍很少。西方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汉学和中国文献一是早期那些神化中国的文字，一是中后期那些污蔑中国的文字，搞得他们莫衷一是。加之其后的一二百年一直没有真正的大批翻译介绍，使人们渐渐淡化了对中国和汉学的兴趣，以为中国只是一个远梦，中国的文明只是一个银样蜡枪头。随着与西方交流的增多，近代留学生遣往西方和西方人自身的努力，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典籍评介到西方渐多一些。但经历了后工业革命时代的欧美人已更趋实利而偏重于工商与科技，忙于赚钱和谋生，正如西方老一代学者们所叹的，这是一个没有贵族，没有优雅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我在前面说过，西方名牌大学的学生对西方经典知识都那么缺乏，那么不屑于去用功夫——因为它们和谋生，和挣钱、身份与体面并无多少关系——那么，谁又愿拿出闲心闲力去读那无关经济致仕，毫无谋财经商指南意义的中国故纸堆呢？试想不要说在欧美，在今日的中国又有几人真能坐得住冷板凳，又有几人能不因献身学问而被嘲为不识时务和书呆子呢！我曾设想，如果在18或19世纪，汉学以一种正常情形进入西方并扎下深厚的学术根基，那么，它在今天的发展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演也不容假设，它嘲弄任何柔弱的白日梦和一厢情愿，而是要以坚强的铁与血的实力去证实自己的。 中国与汉学悲剧的最后一点还在于几百年来始终难以摆正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态度。与“西方中心论”一样，中国从古即有“大汉族主义”。不仅西方人，连自己周边的少数民族在汉人眼里也非蛮即夷。西方诸国被称为“藩”和“胡”。甚至直到晚清与外国人打仗败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之时仍然忘不了吹牛自慰。与外国人联系交涉的国家机构不叫外交部而叫“理藩院”——尽管洋老毛子打败了我们，却仍需要我们的“修理”。在嘴强心强却本事不强的统治者和怀着“大中国”阿Q情结的士大夫心里，不管怎么落后，他们抵死不服西方的科技，西方不管什么先进的玩艺儿他们总能在祖宗玩剩的故纸堆里找到“中国古已有之”的先例。反映在当代学术心理上，国内读书界仍有儒家思想的使命感和骨子里唯有读书高的孤傲，虽对西方汉学缺少了解，却总有和外国人比试一下、报愃国联军之仇的愿望。朋辈每有书来或对西方奉若神圣以为其观点一定深刻独到；或则充满豪迈以为自己的成就填补空白，超越老外，即使在西方其贡献也堪称不赖。殊不知套用一句纽约人的口头禅是“Who Cares？”——谁搭理那档子闲事！汉学远不是那么为人关注，不管这个领域里发明了什么或毁灭了什么，在另一个国度充其量也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人生最惨的不是失败，却是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后那分无声无息无人理睬的寂莫。尽管大家都知道学问并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但有些人总难耐失去了假想的敌手或看客的那种委屈。 另一种态度则正好相反，完全迎合洋大人，骂翻自己的祖宗来投其所好。如这几年某些“走向世界”的书籍与电影（包括台湾作品）讨好西方，暴露自己的丑恶，鼓励西方人的优越感和怜悯心。为让洋大人感到刺激有趣甚至捏造一些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丑恶贴上“中国”的标签以博洋人的好感、美金和“国际声誉”。与这种媚外不同的变例则是缺乏内心底气的吹嘘。如有些著名的大报或海外版经常吹嘘“国际掀起汉学热啦”，“中文热遍五大洲啦”云云。吹嘘者其实不知道，无论什么东西，一形成“热”，就一定意味着不正常，特别是学问。更何况几个读书人搞点跨国际的学问探讨在任何学问界都属平常，其他学科的这种文化交流就更频繁了兓海外的唐人街为谋生教教汉语或西方人为了同中国人做生意及其他目的学学中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在西方并没有“热”到应有的程度，它的影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它几乎只在华人小圈子内流通。不要说它不如欧洲语言使用频率和引人去学，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远不如日语在西方受到尊重（如欧美许多城市路标、旅游指南、博物馆导游或小册子上只有日文而无中文），读到这一点，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的心情不仅仅是能用“不平静”和“沉痛”所能概括得了的。 六 那末，汉学发展到了今天，它还有没有出路呢？ 任何一种学科的兴衰，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汉学也是这样。只要有世界对它的需要，有它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它就不会亡绝。既用不着杞人忧天，也难对其揠苗助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积极的态度和努力的空间的。 我以为，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端正学风，克服浅视和急功近利的治学态度，真正鼓励和培养出一批献身学问的非功利型学人。 幼时读佛经，记得《天祖坛经》有一段故事很好笑。梁武帝曾问达摩：“联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曰：“实无功德”。后来韦剌史以此相问，六祖答得好：“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其实这段故事具有很深的象征寓意，它不仅讲的是积德成佛，也在讲如何做学问，做人。 前不久读到我的朋友王小盾先生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文学研究作为职业》，谈得真好，它尽浇我心中块垒。多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界总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做学问既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又是晋身之阶，而且又能为“稻梁谋”。有时红火得反常，有时又寂寞得可怕。究其原因，可能是“闲人”混进这一行业太多的缘故。现在国内经济改革，各行各业面临挑战和重新组合，做学问和“文学研究”这一行也不例外，有人退休、告病、请假、吃劳保、停薪留职、开公司下海（注：上面所列皆是象征符号意指称，并无贬意和批评性所指）都不必惊慌，这样反而纯洁了队伍。我一直认为，做学问不是大游行、做买卖和搞运动，它始终应该是——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经历了这一场波折，大浪淘沙愿走者走，真正眷恋的留下来，其实并没什么不好——尽管愿留下来的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走，同时也不意味着比走了的就一定素质好一些。做学问和搞研究只有在还其本质，去掉了一切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为其自身的价值和使命而存在的时候，它才真正有意义，或有被光大的可能。我想，对汉学的发展尤其是这样。 第二种思路是改革某种培养人才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和圈子内培养“通才”。 通才式教育是西方古典教育的一种模式。它既不同于我国旧式私塾，也不和现在的教育结构类似，而是渊源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对古典知识有严格的训练。既然强调人文主义的探索精神，通才教育必然就着重学习数、理、化、文、史、哲等基础知识，而且着重对所学知识的融汇贯通。事实证明，这种通才式教育是很有成果的，在文艺复兴那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的欧洲的确产生了一批象达·芬奇、拉伯雷那样的通才，精通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医学、生物、宗教、哲学、科技、文艺，同时掌握数种古典语言和外语，为社会的进步、科学和文化的革新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回顾现代中国学术史，五四以后的那一代学者的教育背景最接近古典的通才教育传统。他们大多数有良好的家学渊源，自幼饱读诗书，在浓厚的严格的学术气氛中受到旧学的培养；后又接触了西学从而受到了某种科学方法的训练，大都有一门或几门的外语知识，能同国际学术界对话并汲取外面的最新方法与知识。总的来讲，当时研究国学的成就还是很多的。可惜由于列强割据、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安不下一张书桌，此期的研究没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没得出它所应得出的成果。虽然如此，这期学人功不可没。他们的成果在90年后的今天仍被奉为圭皋而频频引用就说明他们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的悲哀。在今天，虽然有了好得多的客观环境，但缺少了那种训练和那种人才，所以对今天的国学能否超过五四及30年代，超过“古史辨”学派我们仍不敢乐观。最起码，当时那批学人是站在国际汉学研究的最前沿，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为自视颇高的洋鬼子们不敢小觑的。 尽管时光流转了这么多年，我个人以为，汉学仍然只能是通才的领地。它涉及了中国文明的整个领域，没有真正的功底，没有高远的境界，尽管有精通的专门知识，但仍只如盲人摸象，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或许连发现问题的可能都没有。一通百通，这正是“通家”、“名家”与“专家”的不同。 第三个方面，我以为今天的汉学发展应与人类学研究进行更密切的结合。 实际上，从汉学的名称设立、学科内容和研讨的课题上看，它的终极目的是一个比较文化的问题。它的视角不仅在研究中国文明文化，而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视野来比较研究。简单地说，如汉学与东方学（近东、阿拉伯及远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与佛学、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与埃及学、圣经学以及其他几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联系，中外交通、比较神话、母题的渊源，影响研究等等。要想比较深入地解决上述问题，我想，不扩展汉学研究的视界，不引入人类学的理论方式和操作技巧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人类学在西方的地位举足轻重，从古希腊逶迤至今，几乎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研究人和人的文化的一门专业学科。故而有的学者就直呼人类学为“文化学”〔25〕或“比较文化”。〔26〕它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人类学在我国则显得比较年轻和陌生。由于诸种原因，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了阻遏，近年来才骤然被人看重和提起。但是，由于人类学在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正常的酝酿和成熟阶段，缺少正规的训练和学术传承，所以它的介绍仍很不系统，比如今天尝试人类学方法去研究文史的学者仍较热衷于人类学中较陈旧的上世纪和本纪世初的理论。这并不是坏事。路总要一步一步地去走，在不能奔跑时兢兢业业努力去爬、去走不是耻辱。年轻的中国人类学能否为古老的汉学研究作出贡献或尽一份力还是未知数，但我却诚心地期待着，并愿为之效力。虽然年轻而力弱，但中国的人类学毕竟是指向着未来的，而且当今欧美的汉学研究相当大的部分借鉴了人类学的成果，甚至有的直接移师到人类学的麾下，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趋势。 最后，引进新理论，新方法，完善学科建设也应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这一点和上面谈到的是相辅相成的。汉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需要年轻化和不断革新，革新并不是对古老的研究对象进行改头换面大施手术，而是指用新的理论、方法手段、新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立体的全新的透视。尽管前人或我们已经做过类似地探讨，但如果角度不一样，目的要求不同，就会得出新的结论或会有新的启示。孔夫子当年读《易》能读到韦编三绝，可见他每读一遍总是有新的收获的。更何况我们用新理论新方法全方位的重新透视。这种对新方法的采用并不仅指抽象和思想上的。好的技术手段，如用电脑操作技术对古典进行定位、模式和频率性分析等等都是不无可取的。而且，在今天，它也不是那么难。关键是要有点子，有想法，具体的操作是极易把握的。当代哲学、当代心理学及其他实验科学对汉学研究的发展也将是有促进意义的。比如较抽象的符号学、社会生物学，较具体的生化模拟技术（在西方被用作甲骨学拟刻痕研究等）与同位素碳测率技术对考古学的文化意义。另外，近年来兴起的与田野考古方法相对的文化模拟考古学方式等对国学发展研究都将是有意义的。 其实，汉学无论是在海外，在中国，在今天，在将来发达不发达都不是一件要紧的事，它不需要拯救。 前面我陆续谈到过，在西方，不仅汉学，西方人自己的祖宗之学——古典学问早已吃不开了，几乎没人再留心和钻研究文化遗产、古典哲学、古典作家甚至现代作家。换句话说，没人再留心文学。说某人是诗人与说某人是白痴同样是讽刺。希腊和罗马的荣光与繁华已经随着旺达尔人的铁蹄成了千年的幽梦，欧洲人曾有典雅和风流蕴藉只是逝去的永远的浩歌，如废墟般在残阳中努力保持自尊和挣扎，闪烁着那么无奈的圣殿灵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期待汉学的命运在这儿会更好一些呢？不管孔夫子还是亚理斯多德在今天都不会被复兴，他们只是大哲，当作祖宗牌位被供奉着。 同时正如今天再厉害的武功也敌不过枪炮一样，科学技术和国势的强大才是第一位的。正因为这，欧洲人虽嘲笑美国人没有文化，不尊重文化，但也叹服美国的富有和强势。文化根柢深厚的意大利仍滞留在农业国，守着祖宗典籍和文化宫殿叹穷。刚来美国的欧洲学者常笑话美国人对典籍和旧学的无知。但后来想，他们需要那些与挣钱、科技、抢占统治地位“无关的”知识干什么？知识与需要在这儿是直接挂钩的。想到我国传统教育培养下的旧式文人，有情趣、品位却五谷不分，风雅而不务实，广涉而不专，有修养而无技能，近百年来中国为什么失败或许能找到一定的答案了。但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一切仅从功利出发总会走向其反动，受到历史的报复的。只是，作为宏观的历史进程，这种报复或许几十年，甚或几百年，这样长的潜伏期和因果关系，有时容易被急性的学者忽略掉。汉学的振兴并非永远无望。小小日本，人口土地古文明都不比中国强大，在本世纪50年代几乎和中国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努力了几十年到现在，即使美国人对它也不敢轻瞧，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汉学要想真正振兴，首先在于中国的强大。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强势，汉学的真正振兴才是有希望的。中国真正强大了，不必提倡，你挡都挡不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顺便再说一句，“汉学”这个术语其实不确切，应用“中国学”来纠正它。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不止汉族，它是中国几十个少数民族，甚至有外来文化影响共同创造的成果。中国人会有一天还中国学的本来意义，创出成果，改变西方的偏见和潮流趋势，执中国学之牛耳，真正使其体现反映中华文化的目的。 尽管现在乐观还为时太早，但我还是怀着那份自信：如果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开发人类的潜能，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在最大限度满足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升华人类的精神追求，那么它必然不能割断历史。不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之前人们是多么地步履匆匆惊惶失措地前行，但总有一天人们会细心地整理自己行为的历史和文化征程。任何断缺的链节都将被小心翼翼地一一衔接起来。到那时候，不仅汉学，包括东方经典、西方经典，各类土著文化，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过的学问都将被人们重整，捧到人类文明最圣洁的祭坛。 〔1〕〔6〕Jonathan D.Spence, To Change Europc:The FirstChinese in France, 168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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