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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 津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3) 内容提要：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已经认识到研究汉语的必要性，通过在俄罗斯本土开办的翻译学校和派驻北京的东正教宗教使团，奠定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基础。但由于当时俄国官僚政治的保守和短视，对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物质支持。同时汉语教学方法落后，缺少掌握科学教学法的教师，汉语人才培养时间过长且出路不佳，使18世纪俄国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处于不大规模和较低水平。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发端 中俄两国在历史上相距遥远，两国人民的直接接触最早发生在公元13世纪蒙古入侵欧洲时期。中国的《元史》中曾记载蒙古人将战争中俘获的俄罗斯青壮男子编成“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屯田于北京北部。但这些人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16世纪，俄罗斯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加强，开始向东进行领土扩张。16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先后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在大约七十年(1582-1648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已把自己的边界推进到现在俄国北部、东部和南部边境的某些地区。”[1](p1)这就使俄罗斯统治的地区逐渐接近了中国。 地域的接近使俄国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特别是西欧人这时也在努力寻找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最短的陆上道路，这引起沙皇俄国的高度警觉，力图把从俄罗斯到华北地区的商路抓到自己手中。从17世纪初开始，俄国先后向中国派出多批使团，有些使团甚至到达了中国明朝的首都北京，并带回了中国皇帝用汉字写的文书。但由于当时的俄罗斯无人知晓汉语汉文。这些文书被束之高阁达半个多世纪之久。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国内改朝换代，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中俄两国在领土问题与经贸关系的外交活动中，有了积极的接触。但在当时充当语言交流中介的是中国清朝官方的满语和在俄罗斯东部相当普及的蒙语。比如1655年以Ф•И•巴伊可夫为首的俄罗斯第一个官方使团在北京的会谈，就是用蒙语进行的。 第一个认识到研究汉语必要性的俄国沙皇是彼得大帝。他所推行的改革政策，以及向黑海和波斯地区进军的战略，需要稳定的东部后方，尤其需要在同东方的贸易中，获得巨大的财源。此外，彼得大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科学与学术，其中包括吸收西欧汉学的研究成果。他于1724年在彼得堡创立科学艺术院，第二年就聘请来自柯尼斯堡(现名加里宁格勒，属俄罗斯联邦)的德国历史学、语文学家郭特里伯•吉格弗里德•拜耶尔(Bayer，1694-1738)任古希腊和罗马语教授。拜耶尔有卓越的语言天赋，掌握拉丁语、希腊语、汉语、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①、亚美尼亚语和其他多种语言。从1734年开始改任东方语教授。虽然拜耶尔开始研究汉语是在柯尼斯堡和柏林，但恰是在彼得堡使他享有汉学家的声誉。在这里他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还编辑了汉语——拉丁语词典。1730年在彼得堡出版了拜耶尔的主要东方学著作《中国学纪念集(欧洲汉学著作的历史概述)》。尽管其中有不少错误，但这部著作是欧洲人科学地研究汉语的第一步。尤其是他在彼得堡出版的用汉字印刷的文章，是在欧洲印刷中国方块字的最初尝试。 拜耶尔在彼得堡一直工作到1738年，但是他不懂俄语，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校，也没培养出任何学生。至于俄罗斯本国最早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机构，则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 1700年，彼得一世下令基辅都主教选拔候选人任托博尔斯克主教职位，并下谕挑选“两三个素质好、有学问并且年龄不太老的修士”派往中国。谕旨要求“他们能学会汉语、蒙语和中国文书，以及了解中国人的迷信信仰。”以便把他们带到“对耶稣的信仰”，这有助于俄罗斯的政治和商业利益。[2](P15)经过长时间谈判，中国清朝康熙皇帝于1712年批准向北京派遣俄罗斯宗教使团。1715年，第一个根据彼得一世给托博尔斯克大主教和西伯利亚州长的谕旨组成的宗教使团随同从俄罗斯返回的中国使节图里琛到达北京。这个使团中有3名神职人员和8名下级服务人员，领队为基辅神学院毕业生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他们中间谁懂汉语，没有资料记载，只知其中有个下级服务人员约西普•齐亚柯诺夫(达维多夫)懂满语，由他来担任翻译。[2](P15) 俄罗斯东正教会创办的蒙语学校在俄罗斯汉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1724年10月24日，东正教主教公会发布了关于在伊尔库茨克教会人员子弟和孤儿中开办培养汉语和蒙语翻译的学校的命令。关于创办这类学校的动因，沃兹涅辛斯基修道院蒙语学校的奠基人、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波拉托柯夫斯基写道：“特派公使列夫•伊兹马伊洛夫被派往中国为沙皇办事，在他动身赴中国之前，我正在他那里。有一封寄给他的蒙古文书信，但在俄国人中间竟找不到一个能翻译这份文件的人。公使先生为此感到很烦闷，……当时公使先生对我说，我们国家的边境城市很近，但僧侣们却没有为孩子们办蒙古语学校，他还补充说，从欧洲来的耶稣会教士……通常都能懂语言，而我们的僧侣却不懂得边境语言。也就是在这时，公使先生建议我招收孩子开办蒙古语学校。”[3](p16)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伊尔库茨克蒙语学校毕业生伊拉里昂•卡里诺维奇•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1707或1717-1761)，就是通过蒙语来研究中国的。 1727年10月21日，俄国与中国清政府签订《恰克图条约》。该条约第五条允许俄方派遣“四名年轻的和两名年纪大一点的、懂俄语和拉丁语的学生，……留在北京学习语言。”[4](p38)实际上，俄国早在是年9月11日已经向北京派出了四名宗教使团学员：鲁加•沃耶伊科夫、伊万•舍斯托巴罗夫、伊万•布哈尔特和费德尔•特列契亚柯夫。这些人就成了俄罗斯驻北京宗教使团的第一批学员。 驻北京的俄罗斯宗教使团里汉语教学的方法很简单，基本课程设置是：中国老师(先生)授课；学员借助天主教会教士编辑的拉丁—汉语词典研究语言；学员到中国机关(衙门)中去工作，以深入汉语环境。象使团学员И•К•罗索欣、Н•К•沃伊科夫、А•Л•列昂契耶夫等人，都在清朝理藩院担任过翻译和在中国官方办的俄语学校里当过教师。中国教师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语言教学和写作都直接以中国古典书籍为教材。并非所有使团学员都掌握了汉语。据当时人回忆，在第二批使团的6名学生中只有4个“适合学习”。其中学得最好的是罗索欣。以后比较出类拔萃的是1781年到北京的阿列克赛•弗拉德金(А•Г•Владыкин，1761-1811)。 北京俄罗斯宗教使团中不只是学员必须学习汉语。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公会在1742年10月13日派出第四届使团时曾下令要求使团成员“在北京必须同当地居民自由交谈，以便改善传道方法。”[5](第6册，p328)但要求宗教使团成员掌握汉语口语的命令并没有很好地实现。F•弗拉德金曾向主教公会报告说：“修士大司祭戈尔瓦西以及跟随他的其他神职人员都不懂汉语，并且据说要了解它，那些在北京住了七年的人都不能做到。”[5](第6册，p329) 驻北京宗教使团从一开始就着手编写俄华词典和教科书。第二届使团首领安东尼曾寄给主教公会一本“名为ДЗЕ—ЛУИ(疑为“字录”——笔者)的中国识字课本，其中有1030个汉字。”[5](第5册，P128)俄国外交部指示宗教使团学员把它译成俄语。在18世纪，宗教使团学员编写出了第一批俄—汉—满语教科书和词典。到18世纪末，驻北京宗教使团成员中开始有人撰写严肃的汉学研究著作。如第七届使团成员伊万•奥尔洛夫在莫斯科出版了两卷集的研究专著《中华帝国历史地理最新详述》。作者在序言中指出，直到今天俄国社会都是通过翻译欧洲的研究来了解中国的，而他的著作则是独立的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我本人到过中国，并在它的首都北京的宗教使团里生活了7年，在那里，在我生活在那里的7年间，我尽可能了解当地的汉语和满语，同当地居民，也就是汉人和满族人，按照他们的日常礼节友好地交往和相识。”[6] (P4) 在整个18世纪，俄罗斯向北京总共派出了8批宗教使团，人员有上百人次。其中近一半人研究汉语。但他们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根据俄国外交部1755年2月6日的命令，为使宗教使团学员能充分掌握汉语，他们在中国学习的期限为12年。但在18世纪派驻北京的总共27名学员中，有12人没能活着回家。那些能够活着回到俄罗斯的使团学员，寻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也很不容易。只有不多的人得到外交部或科学院的翻译工作，大多数人只能留在边境地区做翻译。只有当外交部的中文翻译中有人死去时，才有人被填补空缺召回彼得堡。 俄罗斯僧侣派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是俄罗斯汉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与其并列，相辅相成发挥作用的，是学院派的教学与研究。 18世纪30年代末，俄罗斯开始着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培养汉语和满语翻译。最初的教师是俄国人1734年从托博尔斯克找来、于1737年接受了东正教洗礼的中国人周戈(Чжоу Гэ，音译。俄人称其名为“卓噶”Джога，又有俄名“费得尔•彼得罗夫”)。他于1738年开始在彼得堡教授一个名叫И•И•鲍里索夫的学生。1739年，俄国外交部又要求主教公会派给已被调到外交部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周戈两名东正教-希腊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А•列昂契耶夫和А•卡纳耶夫。周戈独自进行的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740年底。1741年俄国教师罗索欣从北京学成回国，周戈便被指派为他的助手，其任务是“用话语的声音向学生展示重音和发声，解释难词和字，然后给他们指出这两种语言(汉语和满语——笔者)的微妙之处。”[7](p75)由于科学院无法解决中国教师的薪酬问题，伊丽莎白女皇甚至在1742年9月下谕说：“不可能在科学院里同时发给罗索欣和卓噶两人薪水”，周戈被授予准尉军衔，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卫戍部队，1751年3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由费德尔-卓噶开创的莫斯科汉语满语学校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开辟了俄罗斯的汉语教学事业。卓噶的学生А•列昂契耶夫后来被派往北京，也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第一位俄罗斯本国的汉学家和汉语教师是伊拉里昂•卡里诺维奇•罗索欣，他是西伯利亚人，伊尔库茨克蒙语学校毕业生，驻北京俄罗斯宗教使团学员。1741年3月22日根据俄国科学院的命令，他被列入“汉满语翻译与教学人员”编制。在这一年派给他四名学生，都是卫戍部队士兵的子弟，有Я•沃尔阔夫、Л•萨维里耶夫、С•柯列林和С•切克马列夫。 1741年6月28日俄国参政院颁布了中文学校教学大纲，包括“中国字与汉语会话教学”，和“展示全部中国礼节，以便学生随时了解中国政治。”[7](P76) И•К•罗索欣在教学中采用传统的中国教学法，如背诵古书等等。他使用的教科书是从北京带回来的《学生简明汉满语会话》，还有由他本人翻译的《三字经》以及“四书”的一些片段。罗索欣编辑了第一部用俄文字母注音的中国字表，但他采用的是满语语音。他的一些学生也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比较知名的有他的学生Я•沃尔阔夫翻译的中国古籍。除教学工作外，罗索欣还翻译中国书籍，他的许多译著成为俄罗斯和欧洲学者研究中亚、东亚历史地理的基础。 由于汉语学校毕业生和北京宗教使团学员很难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18世纪中期十年多时间在俄罗斯没有开设汉语翻译学校。因此到1762年，俄罗斯仅剩下2名汉语翻译。这使得俄国外交部不得不重新创办汉语学校。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10月25日的命令，派给外交部4名宗教学校学生以研究汉语。1863年初，从诺夫戈罗得宗教学校修辞班(宗教学校里最低级的一班，其上为哲学班，再上为神学班——笔者)派给А•Л•列昂契耶夫4名学生。但列昂契耶夫只留下其中的两人，又自己从彼得堡神学院选了两名学生。为了帮助列昂契耶夫，还从斯塔夫罗波尔派来一个受过洗礼的中国人А•瓦西里耶夫。列昂契耶夫的教学活动颇有成绩，曾不止一次获得奖金，1770年还被晋升了官衔。以后他的学校停办，他本人继续在外交部任翻译，并作了大量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如：《大学》、《春秋》和部分《易经》等。 1798年.俄罗斯外交部开办了培养汉语、满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鞑靼语翻译的学校。А•Г•弗拉德金被任命为该校教师。他在北京住过14年，并于1794年被任命为外交部汉语和满语翻译。与以往不同，被选入这所学校学习的不是宗教学校学生，而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子弟。А•Г•弗拉德金教3个学生，直到1801年。学校里的课程除语言外，还有算术和东正教教义简明问答。弗拉德金在1799年报告学校工作说，他的学生：“能认读2000个左右带有俄文和满文翻译的中国字。……此外还能把简短的文章从这种语言译成俄语和满语。”[4](P81)弗拉德金学校里还为研究汉语编写了日常生活话题的会话教材。 18世纪期间，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科学院与外交部先后4次举办过汉满语翻译学校，积累了一定的在俄罗斯进行汉语教学的经验，出版了一批教材。但其教学原则、内容与方法还是恪守传统的中国教学方法，这已经不适应欧洲在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水平。建立高水平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基地的任务，在18世纪中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俄罗斯创办第一所现代大学起，就提出了开办东方学教学的设想。第一个在大学设置“东方语言和古典文献”教研室的就是俄罗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М•罗蒙诺索夫。但是在18世纪50-60年代科学院和大学的三个计划草案中，仅只在大学哲学系的教研室设置中提到东方语言教研室。并且1755年莫斯科大学开办时，还没有东方语教学。 18世纪后半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代，俄罗斯中央政府吸取地方、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组织学习东方语言的经验，于1773年6月22日批准了参政院关于“在伊尔库茨克州长办公厅设置一名汉蒙语翻译”并由他用这两种语言教授学生的报告。[7](p95)政府举办的伊尔库茨克汉语学习班的命运，后来不甚了了，在俄国汉学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1789年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一所专业学校——鄂木斯克亚洲学校。起初它只招收哥萨克子弟，以后接收了在俄罗斯军队服役的鞑靼人和哈萨克人的子弟。这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研究土耳其语，也有一个班学习满语和蒙古语。鄂木斯克的亚洲东方语学校一直存在到19世纪60年代，它培养了一批翻译，其中包括对中国政府工作的翻译，但没有专门地学习汉语。 18世纪80年代，受叶卡捷琳娜二世委派，维也纳大学毕业生Ф•И•扬科维奇•德•米里耶沃起草了附有大纲和条例的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总规划。按照1786年通过的规划条例，国民教育总校教学大纲中包括两种语言，其中有一种是“邻国的”语言。这样一来，在俄罗斯普通学校中第一次和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规定了必须研究邻国的语言。1789年，在西伯利亚开办了3所国民教育总校，其中包括为东西伯利亚服务的教授蒙古语、汉语、满语和日本语的伊尔库茨克学校。在蒙语班登记的有32名学生，汉语和满语班有27人。可是，过了4年以后，由于缺少教师，这些语言的教学都停办了，只有日语班保留下来。[2](P24) 总之，18世纪在俄罗斯已经奠定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基础。产生了第一批对世界汉学做出一定贡献的汉学家，为建立汉学研究的俄国学派准备了土壤。尽管这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汉学科学学派，但形成了研究汉语和汉学的初步体系。这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俄罗斯本土的翻译学校和东正教驻北京宗教使团。在整个18世纪，俄罗斯人真正掌握汉语和进行较深入的汉学研究并取得成就的仅只有少数人。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官方与社会关注的热点一直是西方，对于严肃认真地研究东方、研究中国，尚未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同时由于沙皇俄国官僚政治的腐朽、保守和短视，对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物质支持。此外汉语教学方法落后，缺少掌握适合俄罗斯人学习的科学教学法的教师；汉语人才培养时间过长，毕业后又找不到适合的出路，这些都大大影响了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在俄罗斯的发展。18世纪俄罗斯帝国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的不大规模与较低水平，是与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可能与需要相适应的。 参考文献： [1]〔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В.Г.达奇生.俄罗斯帝国汉语研究史[M].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大学出版社，2000. [3]Н•С•尤尔佐夫斯基.西伯利亚教育史概要[M].第一卷，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西伯利亚州国家出版社，1923. [4]斯卡契科夫.俄国汉学史略[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7. [5]阿多拉茨基(尼古拉修士司祭).东正教使团在中国200年[M].圣彼得堡：东正教对话者出版社,1887. [6] И•奥尔洛夫.中华帝国历史地理最新详述[M].莫斯科：<.b出版社1820. [7]А•М•库里柯娃.俄罗斯立法文书中的东方学(17世纪末到1917年)[M].圣彼得堡：彼得堡东方学中心，1994. The Inchoation of Rus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Sinology LI Yi-jin,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3,China) Abstract: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Chinese has been realized in the period of Peter the Great. The basis of the Rus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Sinology was founded at that time. The translation schools in Russia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diplomatic corps in Beijing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s. Bu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level of the Russia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Sinology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cale was relatively small too. There were three factors mainly: the lack of the material support because of the conservatism and lack foresight of the Russian bureaucracy; the lack of the teachers who had the scientific teaching method; the training time was too long and there were not good outlets for the people who studied Chinese. Keywords: Russia Sinology inchoatio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