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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3) 内容提要∶世纪之交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意味着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巨变。曾在苏联时期受官方赞助的汉学研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今日俄罗斯汉学仍显示出不可低估的实力。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为适应市场需要，当前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选题大多转向紧密联系现实、市场卖点好的题目。如为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寻找摆脱困境药方的中国儒家、道家、法家的著作，中国性文学、风水预测学、中国文化与民俗习惯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改变了当年苏联文学批评单一的社会历史方法，出现了一批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点方法的力作。 主题词∶世纪之交 俄罗斯汉学 固守 开拓 创新 世纪之交，对于我们最大的北方邻邦──俄罗斯来说，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意味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急剧转轨、官方意识形态的改旗易帜。曾是世界汉学一方重镇的俄罗斯汉学，在这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有怎样的变化? 老的和新一代俄罗斯汉学家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这恐怕不只是中国学者，也是世界各国汉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世界迈进新世纪门坎的时候，笔者于1999-2000年受中国国家教育部派遣，到俄罗斯汉学的重要基地──圣·彼得堡访学一年，搜集了俄罗斯汉学的一些最新资料，结识了俄罗斯汉学界一批久负盛名的老学者和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这里，就对世纪之交俄罗斯汉学- 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一简要介绍，以供国内外学术同行参考。 一、困境中的固守与开拓 前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自1968年起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分所、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联合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全苏“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以及会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轮流出版的印刷精美的论文集；自1970年起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主持、每年召开一次的“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都使今天面对俄罗斯汉学窘境的人们，深为其往日的辉煌而唏嘘。今天彼得堡三大汉学研究基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俄国科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分馆东方部，都面临着队伍老化、资料陈旧、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的困境。经费不足、工资过低，致使年轻一代的汉语人才纷纷改弦更张，另求发展。 但令人钦佩的是，有着光荣学术传统的俄罗斯汉学界仍有一批恪守清贫、坚持自己学术追求的学者，在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同时，俄罗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即使今天的出版事业再难回到当年苏联时的盛况，但面对庞大的文化素养较高的读者群，在困境中仍每年有汉学新作出版，延续着世界文化大国的流风余韵。拿远离现实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来说，近年来就有И·С·斯米尔诺夫主编的《陶渊明诗选》 (1999年 ) 、《唐代诗歌选》 (1999年 ) 、《明代诗歌选》 (2000年 )(以上均为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 ；И·С·李谢维奇主编的《中国山水诗》 ( 两卷本，莫斯科“蚂蚁”出版社， 1999年版) ；Р·В·戈里申科娃主编的《杜甫，感伤诗百首》 ( 圣·彼得堡“水晶”出版社， 2000年版) ；Г·Н·费拉托娃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杨柳枝》、《中国四行诗( 绝句) ·离别苦》 ( 莫斯科“编年史”出版社2000年版) 等问世。但这些选集在某种程度上纯属满足文化市场需求的、“炒冷饭”式的“短平快”出版物，谈不上翻译与研究的更新。其所选诗篇大多是前苏联时期老一代汉文学翻译家Л ·艾德林、А·吉托维奇、М·帕斯马诺夫、Е·维克多夫斯卡娅、Г·雅洛斯拉夫采夫，以及女诗人А·阿赫玛托娃的译作。诗集的序言也往往照搬前苏联时期老一代学者写的论文。如《中国古典诗歌·杨柳枝》的序言用的是经过压缩的А·艾德林于197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古典诗歌》；《杜甫感伤诗百首》则以苏联老一代著名汉学家Н ·И ·康拉得1960年写的一篇文章为序言。这一方面反映了对老一代学者成果的尊重，同时也可看出俄罗斯汉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后继乏人的窘况。 不过，在俄罗斯近年来出版的众多中国文学译著中，也有一些独辟蹊径的翻译与研究力作。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女汉学家玛丽娜·克拉芙佐娃1994年出版的《古代中国诗歌》，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的由В·С·斯米尔诺夫翻译的《明代诗歌选》，圣·彼得堡“结晶”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副教授А· Г·斯塔拉茹克( 汉名索嘉威) 的学术专著《元稹──唐代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等等，都可以说是创新或填补空白之作。克拉芙佐娃的《古代中国诗歌》一书除了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颇具新意外，一个突出特点是书中附录的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尽管许多篇章早已有老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俄译，但全由作者重新译出。克拉芙佐娃在《古代中国诗歌》一书中自述其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则说∶“首先是最充分地保持原文的形式上的特点”，比如将“原文的一行诗句转译成俄文诗的一行，并且其中有效词的数量接近于汉字的数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原文的规模和韵律。”为此她“采用了最为多样的俄国韵脚系统的类型。” [1] ( P14 )在传达中国古典诗歌原文的文字特色方面，克拉芙佐娃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比如对楚辞中大量的同偏旁字，克拉芙佐娃巧妙地把它们译成同字母打头的俄文词，如将淮南小山赋《招隐士》中的“嵚岑碕礒兮，硱磳磈硊”一句，译作：“А кручи крутые кружаткрутизною & Громат грозясь громоздятся горою & ” ( 啊，被悬崖环绕着的陡峭的峭壁，重山迭嶂巨大可怕。 )[1](P16)由此可见克拉芙佐娃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方面独具的匠心和娴熟的翻译技巧。最近，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克拉芙佐娃的新著《永明诗歌》。该书完成于1986年，由于出版社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版。现在经过15年尘封之后，终于面世，不能不说是严肃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再度复兴的吉兆。该书重点研究了沈约、谢朓、王融、萧衍的生平与创作，旁及“竟陵八友”等南齐永明诗人的作品。探讨了永明诗歌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题材、主题与形象，分析了永明时代的山水诗、应制诗、爱情诗和友谊诗，并论述了“永明声病说”等与诗歌韵律有关理论和创作实践问题。书中所论，不仅填补了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项空白，即使在中国也是研究相对薄弱的领域。因此它的出版，实在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二、研究选题的适时转换 与苏联时期受官方资助的学院派研究不同，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俄罗斯汉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研究选题的现实性、迫切性，必须考虑自己产品的市场卖点。以往远离现实、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自然难以为继，被迫中止，适时随俗的选题开始大行其道。一些出版社将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改头换面，拆装重组，标上一个时髦的题目上市炒卖。如莫斯科“正方”出版社在1993年推出过一部名为《中国色情》的文集，内中收有圣·彼得堡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莫斯科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绘画馆收藏的中国和日本等国的春宫画。而其中收录的“中国色情文学”译文，多为前苏联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К ·И·戈雷金娜、Д·Н·沃斯克列辛斯基( 华克生) 、В·М·阿列克谢耶夫、В·С·马努辛等人的旧译。老材料新包装，再加上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医学方面研究论文的融合，构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性学”大全，自然引起不少俄国读者的青睐。 本来，在前苏联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对中国明清时代被禁“淫书”的翻译与研究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沃斯克列辛斯基的《隔帘花影》①研究②；戈雷金娜对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余话》的研究；马努辛和李福清的《金瓶梅》研究等等。最近莫斯科“古基亚尔- 波列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老翻译家L ·沃斯克列辛斯基翻译的《肉蒲团》③，书前附有沃斯克列辛斯基写的序言《中国唐·璜的命运》。译者把《肉蒲团》一书的主人公未央生与拜伦笔下的唐·璜作对照，指出∶“李渔的小说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到许多激动现代人的重要问题，它具有自己的建立起一定哲学潜台词的观念、自己的构造。它通过多姿多彩的风流韵事的外表，流露出人类命运、人类使命和人的自身存在的重要主题的轮廓。” [2](P10) 除中国的“性学”、“房中术”以外，《周易》预测、风水、相术等在政治动荡、经济低迷的今日俄罗斯也引起不少人的兴趣。近一两年问世的这方面的书出了不少。仅笔者在访学一年间见到的《周易》俄译本及研究著作就有大约四、五种之多。此外还有“中国风水”、“中国相面术”一类的小册子。 面对政治经济改革遇到的种种难题，俄罗斯急于向各方面寻求摆脱社会困境的良方，古老的中国智慧自然也成为他们汲取营养的源泉之一。汉学研究为现实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方向，已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初露端倪。如1998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被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俄国孔子学会会长列奥那尔得·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 汉名稽辽拉) 的研究专著《孔子，论语》。作者在书后用中文写的论文《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文化( 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 》中说∶“戈巴契夫( 即戈尔巴乔夫──笔者) 及盖达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国家制度，首先是美国型式为典范，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很深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因俄罗斯领导人无法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使俄国现今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了解，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文明化的经验。共产党人认为中共模式最适用于俄罗斯，而民主人士则认为是台湾模式。在此条件下，俄国政治家开始重视孔子的学说及儒家在该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国社会，其本身就象是脱离国家，找寻更有前瞻性的复兴之途，期盼能在孔子学说中得到解答。” [3](P458-459)贝列罗莫夫在1992-1993两年间出版了三本书∶《孔子言论》、《商君书》和《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其中关于孔子的两本书各自印行了一万册。可见这类著作在俄罗斯受欢迎的程度。 孔子儒家的著作之外，中国先秦诸子著作在俄罗斯翻译研究最多的还数老子的《道德经》，这也是俄国汉学的一个传统。早在帝俄时代，汉学家丹尼尔(西维洛夫， 1798-1871 )就已译出《道德经》，后于1915年由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 道 德经> 译文》为题予以发表①。 19世纪俄罗斯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亲自选编的老子著作有两种《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 1910年)和《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 1913年)。面对当前动荡纷扰的社会现实，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重新唤起了俄罗斯人对提倡无为而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老庄哲学的兴趣。仅笔者一年留学期间见到────── ①一名《三世报》，作者丁耀亢，系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与回目而成。 ②论文《中国文艺散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17世纪长篇小说《隔帘花影》的宗教思想问题) 》，载文集《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莫斯科1977年版，第222-246页。 ③又名《循环报》，旧题情痴反正道人编，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当为明末清初人。俄国译作题为李渔著。 和亲自购得的研究老子哲学思想和翻译《道德经》的著作就有五、六部之多。这里有老一代汉学家的旧著，也有汉学新人的新作。如俄罗斯神智学协会“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А ·А·马斯洛夫的翻译与研究专著《道德经的世界》、莫斯科“艾克斯莫- 波列斯”出版社和哈里克夫“弗里奥”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世界思想宝库”系列丛书之一《道──世界的和谐》、圣·彼得堡大学哲学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主任Е·А·陶尔奇诺夫教授的《道家》②和《道家与道德经》③等。 1999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俄罗斯联邦人文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И·Ф·波波娃的新著《唐初治国之要术与思想》。书中讨论了唐代贞观之治的成就、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思想、唐代统治者处理于人民关系的方法、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等问题，很明显都是当前俄国感兴趣的题目。 从事纯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在研究选题适时转换的潮流中，也在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跳出单一文学研究的框子，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接轨。象前面提到的克拉芙佐娃，其研究的主攻方向本是中国六朝诗歌，但现在正在作广泛的中国文化研究。她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1999 年出版 ) ，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确定为全俄高等学校文化艺术专业教材，现已出版了第二版。目前她正全力以赴，进行更大部头的《中国艺术史》的写作工作。还有莫斯科国立人文大学东方语言教研室主任葛里高利·阿历克山德洛维奇·特卡琴科，他的研究方向本是中国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吕氏春秋》。曾于 1990 年出版专著《 < 吕氏春秋 > 中的宇宙、音乐、礼仪、神话和美学》。 1999 年莫斯科亚非国家语言“蚂蚁”出版社出版了他编写的《中国文化词典》，发行两千册，在俄国社会也引起广泛关注。此外如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研究员И ·Г· 巴拉诺夫撰写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惯》 ( 莫斯科“蚂蚁”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 ，在中俄两国人民交往再度密切的今天，市场销路也很好。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革新 传统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由于俄罗斯民族本身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传统，加之受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偏重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作家与人民群众、与民间文学联系等。从现代俄国新汉学的奠基人В ·М ·阿列克谢耶夫起，老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往往在背景材料上下很大功夫。从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特点，直到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他与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等等，论述面铺得很广。当年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是如此，后来的切尔卡斯基论曹植的诗、李谢维奇论古代中国的诗歌与民歌，以及艾德林论陶渊明也 是这样。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使得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一般具有比较宏大的气魄。但与此相联系的缺点则是，同大量的社会背景资料介绍、文献考据相比，对作品“本文”的研究则有时显得薄弱。 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前沿的文艺理论首先出现明显的“路标转换”。正如莫斯科大学教授Л ·В·切尔涅茨在他主编的《文艺学概论》一书的绪言中所说∶“我国文艺学经历了迅速而急剧转变的时代。从一方面说，它摆脱了(在几十年时间里实行的)许多教条和神话，摆脱了残酷的意识形态监管，积极地与世界文艺学， ──── ①载《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 1915年第4 卷第 5 ～ 6册，第209-245页。 ②圣·彼得堡“小鹿”出版社1998年版。 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1999年版。 首先是西方文艺学相联系。”同时“熟悉了俄罗斯美学思想的总体层面，不同方向文学批评的经验(“机体论”的、“精美论”的、“民粹派”的、宗教哲学的等等)”。 [4](P6)理论的多元化促使汉学─文学研究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也出现了许多创新之作与新的尝试。 上文提到的М·Е·克拉芙佐娃的《古代中国诗歌》，以中国古典诗歌两部最重要的文献──《诗经》和《楚辞》为依据，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分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克拉芙佐娃指出∶“在现有汉学—文艺学的大多数著作中”，“研究者局限于研究诗人的生平、文学创作史，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给予叙述和做出对作品的带注释的翻译，而这些注释特别是与中国注释传统相适应的。”因此，许多在科学研究中很熟悉的中国文学现象，“实际上还都被看成具有独立的性质，引起整个文学过程的虚假的非连续性。” [1](P13)克拉芙佐娃认为∶“艺术文学……是特殊的一般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形成于特殊的文学和超文学因素的整体性综合。而后者被理解为对其同时代诗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历史与文化现实的总和。”“从自己发生的那一刻起，诗歌创作就不只是在文学事实的性质中存在”。 [1](P13)因此，要理解“被研究的诗歌传统的性质”，就必须研究“它同产生它的地区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内部联系”，“注意最广泛的历史文化范围的事实”。这也就是“对艺术文学的文化逻辑分析的基本原则和任务”。 [1](P13)她说∶“为了揭示中国诗歌类型学的特点和文明的标志，必须了解其从古典时期开始的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就是要“搞清中国文明的全部历史—文化特点。” [1](P14) 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该所研究员К.И.戈雷金娜的新著《太极── 1 至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书中运用神话原型学的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古代神话、诗歌以及后世的小说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占星术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她分析《诗经·周南·关雎》，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远古时代的占星记录。她写道∶“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关关'一词通常被解释为模拟声音。但很可能，这是祭司喊叫的某种声音的记录或者是‘观'卦，它标志着由天帝控制的天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了‘重卦──观'……转用‘雎鸠'来标志，用的是九月的鸟，也就是黄道带‘申'区；和六月的鸟，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偏旁‘且'写出的‘无尾鸟'的标志，按照词典《尔雅》意味着‘六月的鸟'。 ( 按《尔雅卷六·释天》∶“六月为且”。──笔者) 在这个句子中，一个黄道带的标志是在十二地支体系中作出的，如果它同天帝相联系；而另一个是在十天干中，如果同它的‘阴'相联系。句子‘九月- 六月'，如果转移到记录记数天帝运行年头的系统，那就意味着‘天帝运行七年，和阴运行六年'∶天帝的七年叫做‘涒滩'，写作‘君'加‘水'旁和‘难'加‘水'旁。行星群‘岁阴' ( 阴) 的位置位于黄道带‘申'的标志下，而行星本身位于‘未'的标志下。” [5](P37) “《诗经》的天上的一对─，这就是在‘申'标志下的天帝和位于‘未'标志下的反天帝，也就是在‘大阴'的情况下，行星们一个加在另一个上面。” [5](P38)戈雷金娜最后总结说∶“诗歌的占星术观点按我们的观点来看，绝对是显而易见的，说明了仪式和‘祭司的语言'是文化和艺术传统形成的强有力事实。” [5](P39)尽管笔者对戈雷金娜的观点不敢苟同，但作为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她的这部著作还是值得重视的。 参考文献∶ [1] V · T ·克拉芙佐娃. 古代中国诗歌.[M].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 1994. [2]肉蒲团[M].莫斯科: “古基亚尔- 波列斯”出版社， 2000. [3]论语.[M].莫斯科: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 1998. [4] 《文艺学概论》 [M}.莫斯科: “高等学校”出版社, 1999. [5] К.И.戈雷金娜. 太极── 1 至13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世界模式.[M].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文学”出版公司， 1995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