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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新儒学” 紫竹公 学界人士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但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所谓《三策》是班固所伪造”，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却值得商榷。即使董仲舒确实向汉武帝进献过《三策》，也证明不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独尊儒术”四字不但在《三策》中没有，在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述中也未见。至于班固和司马光，也都只提过“罢黜百家”，而从并未提及“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后人的揆度、敷衍之词。 “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作理论解释的学说。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以后之所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 一、汉武帝到底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近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就认为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社会的主导思想，并未对百家进行剿杀，与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韩术”有质的不同。武帝初年虽“罢申、商、韩”，但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围，因为此时“黄老”是主导思想，儒家乃在野学派。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虽是儒家所为，但不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是将“黄老”从主导地位上拉了下来，由儒家居正统。“黄老”后来与“申、商、韩”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野学派。汉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怎么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孙先生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但班固不能自圆其说，所谓《三策》是其所伪造，抵牾之处甚多。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司马光发现了班固作始俑时有两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后，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二是说不清田�`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为此，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从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并同时将武帝六年田�`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从历史上抹去。这就告诉人们：汉代只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田�`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载张义生主编：《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愚不敢妄断，只谈些粗浅之见：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的求索和较真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于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而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岁，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愚之所以述其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一点儿也未曾提及，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况且，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当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事，他是不知道还是知道而未记，都让人费解！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愚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瓜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p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p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在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焚书坑儒”的“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p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因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愚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愚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引证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有出入），但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考异》曰：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作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愚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说；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 孙先生既然认定董仲舒的《三策》系班固所伪造，却并未否定董仲舒关于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令愚困惑不解。 二、董仲舒到底有无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所根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愚臣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不错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于“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愚认为，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因为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愚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不是一回事。“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愚在前文（见 题）谈及相关问题时曾经指出：《六艺》即儒家所谓的《六经》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艺之科”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应清楚，“孔子之术”与“儒术”严格说来，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凡熟悉古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以及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苏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解、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如杨荣国等），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因此，愚吁请每个肯于较真的学者，在仔细查阅迄今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史料后，有谁发现了关于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记载，即请指出，以便破解疑难啊！但根据我所查阅的史料看，董仲舒从未向汉武帝提出这样的建议，因而当然也就不存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了。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让人费解！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但究竟始自何人、何时，愚还没查到。 三、“董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即使撇看《三策》不谈，人们围绕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所体现的董仲舒学说即“董学”的内容，已经为学界所熟知，因而没有必要在这里赘述，存在争议的是关于“董学”的性质。 愚认为，“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政治统一作理论解释的学说。它适应加强一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编造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感应”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的政治理论；它适应加强君权的需要，敷衍了“君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它适应维护大一统纲常的需要，将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关思想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忠孝”理论（人们往往认为“三纲五常”只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发挥，欠妥！因为至少“儒家”以外的韩非也提倡“忠孝”）；它适应维护和延续一统国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张限田、薄敛、省役等主张等。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因此，它既非以往之“儒术”，也非其它以往某一学派之“术”。因为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它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差别实在太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以“仁”即人道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民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而“董学”则是以神学目的论即神秘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本主义”为其施政纲领的学说。“董学”所宣扬和强调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与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恰恰成鲜明的对比。所以，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而是吸纳了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等家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 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称之为“新儒学”，愚以为这是个以讹传讹的历史性误谬。因为在世界观和基本的学术旨意上都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相距甚远的“新儒学”，也可以随便换成其它什么“新”的旧学说，如“新阴阳学”、“新杂家学”等等。 “董学”所带有的鲜明的神学目的论、循环论和宗教的色彩，无疑播下了谶纬迷信和宗教化的种子，更是以往任何某个单一的学派所没有的。所以，这个专门为适应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综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再加上个人杜撰和臆造所精心炮制的，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无“新”的，带有明显的神学和宗教色彩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还是称之为“董学”为最妥。 当然，“董学”也可算作是一种“综合创新”，但与以往的学说譬如“荀学”所不同的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它至少不是完全出于探疑求真的目的，而主要是出于为适应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所进行的，因而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杂糅、敷衍、杜撰、臆造的成分。如果说李斯当年为适应秦始皇一统天下之政治需要，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的文化专制方案，还十分简陋、裸赤的话，那么，到董仲舒出于同样的动机所向统治者提供的实行文化专制的方案，则精致、隐秘得多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说李斯是“君学”的肇始者，那么，董仲舒则是“君学”的创始人。是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从“董学”开始，“君学”因为受到历代君王的青睐，所以董仲舒一流的“儒者”不断地涌现，队伍越来越壮大，“君学”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不断被“创新”，成为“国学”发展中的主流。 “董学”作为“君学”，自然主要是为了卫护和巩固皇权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但由于它所包含的灾异祥瑞之类的预警内容，而董仲舒又偏偏笃信躬行，那么，当灾异等不祥的预警出现时，自然就会遭受迷恋权势的统治者的疑忌。所以，这种学说本身所隐含的某种程度上的“双刃”性质，就迫使它的创立者自己也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主父偃窃其书稿的一次告发，就使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几乎丢掉脑袋，使其体验到了其中的利害而从此惊魂不定。这大概是董仲舒虽为其君王编造了最有利于维护和延续一统天下的“君学”，却终不得重用，而主动退居故里专门著述的一个重要缘由罢。从其退居而专门著述作为其主要著作的《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除了动机上的根由之外，确实还有认识上的原因，这从他笃信灾异祥瑞之说也能看得出。不然就无法解释一个已经在仕途上钻营无望的人，为什么还那么专诚地坚持和著述他的学说。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可能存在的良苦用心：因为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茂陵乃汉武帝之陵寝所在地，其死后举家迁徙到茂陵，足见其一家对皇帝的至诚至忠；而其“及孙皆以学至大官”，又足见“董学”对其�铀镏�福荫了。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品味！ 从另一方面说，董仲舒似乎不知道任何专权的统治者，不管他们如何信誓旦旦地发誓遵循什么学说、理论，而在实际行动上绝对不可能真正恪守。因为一切握有实权、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所念念不忘、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的，只是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怎么可能受某一学说、理论的约束呢！这也许是作为“君学”的“董学”即使表面上为汉武帝所采用，终究不可能为这个专权自用、好大喜功、征伐不断、劳民伤财，而又酷好“封禅”、“祀神求仙”的君王所实行，而它的炮制者董仲舒也始终未被重用，反而几乎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缘由。 四、“新儒学”非原儒学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言，就很难从其中找到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说的是“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五、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疑案重重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上面所涉及的董仲舒的学说是否属于“儒术”？董仲舒的“儒术”与“儒学”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董仲舒到底属于何“家”？长期以来把董仲舒称为“新儒家”是否妥当等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争论。鉴于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被学界公认为后人敷衍、修改过，而对《汉书・董仲舒传》也存在争议。因此，愚认为，在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尚未厘定前，各持己见的争论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摆在学界的关键任务是，先弄清和厘定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至于其它问题，诸如把用以诠释《五经》的今、古文经学，统统纳入“新儒学”之列，譬如《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儒林传》就都是这样的，就更经不起推敲了。所以，愚认为，从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 （初稿于2003，定稿于2006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