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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 ——从《左传》看“5·12”抗灾精神之源远流长 邓曦泽 摘要：“5·12”汶川大地震后，举国表现出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我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从《左传》可以看到，在春秋时期，中华民族对救灾赈灾就非常自觉与重视，甚至以盟约的方式明确救灾责任。面对灾害，一方面，诸侯国内部组织自救，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相互救助。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思想、精神与传统，这个优秀传统在汶川大地震后绽放为“5·12”抗灾精神。 关键词：救灾 《左传》 患难与共 “5·12”抗灾精神 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出了灾难，也震出了真情。地震发生后，官方、民间，党员、群众、军人、干部，男女老幼，都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到救灾赈灾中，或不顾危险在灾区救人，或捐款捐物，或做义工，或宣传呼吁，各尽所能。中华民族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真情、精神与传统，在这次灾难中发出了震撼心灵的光辉，让人们在危难中空前团结，众志成城。 为什么不同职业、地位、身份、学历、年龄的人们，对灾难采取了如此一致的立场，表达了如此一致的真情，采取了如此一致的举措？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思想与精神一直被倡导，并通过官方与民间的教育而浸透在日用伦常之中。在危难之际，这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精神时常会绽放出来。 患难与共的思想早在先秦就形成了。本文以《左传》对救灾互助的记载为主，温习这种思想、精神与传统。选择《左传》，是因为《左传》是一部史书，其中既有救灾赈灾的实践，也有相关思想。 二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左传》就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蝗灾、水灾、旱灾、火灾、地震等等。关于地震，《春秋》经记载了5次，分别发生在文公九年（西历前618年）八月、襄公十六年（前557年）五月、昭公十九年（前523年）五月、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年）八月、哀公三年（前492年）四月。 言在《尚书》，事在《春秋》，《春秋》以及《左传》所记之事，皆大事。《左传》记载了大量的灾害事件，足见孔子与左丘明对灾害的重视。 “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左传·宣公十六年》），天灾非人力所为，固然怪不得谁。发生了天灾，救灾是唯一的选择。面对暴虐之天灾，个人的自救力量显得非常脆弱渺小。但是，许多人团结起来，就是强大的力量。 （一）国内自救 在春秋时期，有了灾害，诸侯国内部就要组织力量救灾。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之初，就把救灾列入施政纲领：“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左传·成公十八年》）。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救灾这一项，所有施政项目都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左传·文公八年》）的，所以，晋国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重新称霸（“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鲁襄公九年（前564年），宋国发生火灾，官方积极组织救灾工作。“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锄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命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左传·襄公九年》）。这一副救灾场景，指挥得当，执行有力，协同合作，紧张有序。 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年），“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左传·昭公十四年》），也把救灾作为重要的施政项目。 面对天灾，古人积极应对，以人胜天。例如，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冬，因天象异常，鲁国大夫申须预言有火灾，鲁国大夫梓慎则更针对地预言火灾将发生在宋、卫、陈、郑四国。郑国大夫裨灶向子产建议，用瓘斝玉瓒祭神，则郑国可以免于火灾。子产不予理会。次年，果然宋、卫、陈、郑四国皆发生了火灾。裨灶又建议祭神，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国的老百姓看见裨灶说准了一次，都建议子产接受裨灶的建议。子产仍不同意。子太叔还说，宝物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如果发生了火灾，国家都近乎灭亡了，你为什么要爱惜宝物呢？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裨灶这个人话太多了，偶然说中罢了。子产仍不用瓘斝玉瓒祭神，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而在火灾来临之前，子产就组织力量，积极预防。火灾发生后，“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左传·十八年》），也就是登记烧毁的房屋，减免灾民的税赋，提供重建房屋的材料。 （二）国际互助 诸侯国不仅国内自救，而且在遇到灾害时，各国相互帮助，同舟共济。诸侯国相救，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周公、太公、成王奠定的。“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到了春秋时期，经历了一些混乱后，齐桓公始霸，他的一项任务就是救他国之灾，履行先王成法（成王赋予的责任）：“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桓公称霸，不仅依靠武力，道义也是重要的精神力量。 春秋以降，天下开始动乱，有些先王成法得不到遵守，所以，诸侯国就经常通过盟约来重新巩固先王留下来的天下公法。例如，对于相互救灾，诸侯国就订立了盟约，把救灾责任写进了盟书，也就成了法律规定。 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西门结盟，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公十二年》）。 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秋七月，诸侯同盟于亳，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蕰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 史佚（周初成王的太史）亦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史官之言，说明相互救助、慰问受灾国，在春秋时已是传统。 春秋时期，大国对小国有帮助的责任，其中就有帮助小国救灾。子产说，大国到小国，应该表现出五种美德：“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灾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怀服如归”（《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大国以德服小国，则小国对大国的怀念和顺服就像回家一样。 规定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是否能够有效执行呢？《左传》记载了不少互助的例子。 鲁闵公元年（前661年），狄人伐邢国。管仲建议齐桓公救邢。鲁僖公元年（前659年），“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左传·僖公元年》）。 鲁隐公六年（前717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左传·隐公六年》）。 他国遭灾，不予援助，是要被谴责的。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宋国遭遇大火灾，把宋伯姬都烧死了。“为宋灾故”，晋、齐等十二国之大夫专程会于澶渊，“以谋归宋财”（《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商议如何馈赠财物给宋国。这说明，春秋时期，各国不仅有相互赈灾的意识，而且已经从国家政治的层面来协调赈灾事宜了。虽然最后各国并没有馈赠财物与宋国，《春秋》予以了谴责，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这次商谈失败而认为相互救助都是一纸空言。《春秋》选择性地记载了某些失礼的大事。《春秋》的谴责反而说明，互助在当时是常态，至少是被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 在鲁昭公十八年那场火灾中，宋国、卫国与郑国一样，积极救灾，但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左传·昭公十八年》）。陈国受到君子的批评，是因为它没有尽到救灾的责任，这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明确认为，国家具有救灾的责任了。而许国受到批评，居然是因为它不慰问受灾国，这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有点要求过高。这恰恰说明，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已经形成慰问受灾国的制度（史佚之言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只有许国受到了批评，说明其他诸侯国都慰问了受灾诸侯国了。之所以说陈、许先亡，就是这两个国家没有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失民心，所以将会先亡。 鲁僖公十三年（前647年）冬，晋国因连年饥荒而向秦国购买粮食。秦穆公问子桑（公孙枝）是否卖粮给晋国，子桑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秦穆公又问百里奚，百里奚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此前，鲁僖公十年（前650年），晋惠公纂位，晋国的丕郑被郤芮所杀，丕郑之子丕豹逃到了秦国。当晋国向秦国购粮时，丕豹请求秦国伐晋。秦穆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秦穆公为了赈济晋国百姓，容忍了晋惠公之恶。 但是，鲁僖公十四年（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粮，晋国居然不卖给秦国。晋国如此忘恩负义，连自己人庆郑都非常义愤，“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次年（前645年），为报复晋之不义，秦伯伐晋。秦师士气高涨，晋师士气低落。秦师三败晋师，再战于韩原，俘获晋侯。由此可见道义之力量。 （三）春秋救灾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救灾有如下特征。第一，诸侯国对救灾有强烈的自觉的意识，视之为天下公法之一，并将救灾责任写进盟约，成为成文法。第二，官方把救灾视作自己的责任，面对灾害时积极组织自救。第三，一国有灾，其他诸侯国相互救助。 三 诚然，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国履行了互助救灾的盟约，有的没有。但是，盟约（或今天所言的法律与道德）的功能并不是直接促使人们遵守它，而是提供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使某个行为在道义上成为可判断的。真正的执行者，只能是人。盟约成为判断的根据，从而使执行者对盟约的执行是有根据的。这犹如法律为法官与其他执法者提供判断善恶是非的根据，但如果没有法官与其他执法者，法律自身并不能促使自身得以实现。 春秋时期的那些履行与没履行的救灾举措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乃是盟约本身。诸侯国订立了互助救灾的盟约，使相互救助的思想成为了一种被普天之下都认可的法律与道德。救灾的盟约在今天看来就是关于救灾的法律以及被明确认可的道德，它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它为救灾的执行提供了根据，使那些坚持道义的人在救灾时有了执行根据。如果没有相关盟约，救灾（尤其是救助他国）责任都不明确，也就很难促成实际的救灾行动。第二，它成为教育的内容，促进特定内容的传统的形成。教育可以是学校的正规教育，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教育。当相互救助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后，人们就用它来教育下一代，并在代代相传中形成一种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并且，这两个功能是相互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教育的内容，后者使前者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盟约的主张能得到更多人的贯彻。更普遍地讲，所有法律与道德都有这两个功能。 不仅在《左传》中，并且在先秦与后世的各种典籍中，在儒、道、佛的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互助思想、品德的肯定与宣传。《周礼·大司徒》就规定了民间的互助：“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历代史书也表彰那些赈济灾民、穷人之突出者。“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后汉书》卷四十三“朱晖传”）。明末大灾，岳和声“弥盗赈饥，捐俸煮粥”（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此等善举，史书多有记载。史书就是通过“彰善惮恶，树之风声”（《尚书·毕命》）来贯彻互助思想、培育互助精神、形成互助传统。于是，互助思想就成为一种文化氛围，熏陶人们尤其是后代，成为人们的日常思想。虽然受到熏陶的人未必在行动上付诸实施，也不能在因果关系上理解《左传》中的救灾互助思想对于“5·12”抗灾精神来说乃是源远流长，前者并不一定能促使后人在面对灾难时患难与共，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互助共济的思想更容易被激发而实现为行动。 几千年以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思想一直被倡导，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汶川大地震后，国人的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就是这种思想被激发而绽放出的光辉，就是这种文化血液的激情澎湃。 戊子年四月廿七/西历2008年5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