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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相辉 文理分科的时间一般在高二下学期，有些学校为了让学生尽早进入高考状态，甚至会在高一下学期就开始。分科带来了许多弊端，比如多数理科生缺乏人文精神素养，较多的文科生则对自然科学知识知之甚少。有鉴于此，人们又主张取消文理分科。但取消分科，意味着学生在三年内既要学文科的史、地、政，又要学理科的物、化、生，再加上语、数、外三门必修课，科目竟有九门之多。对学生而言，可谓不堪重负。 那么，到底是继续实行文理分科，培养专才呢？还是取消分科，培养通才呢？鉴古知今，我们不妨看看古人在参加“高考”之前是怎么学的。  古代学子在参加“高考”之前是怎么学的（资料图 图源网络） 经学是古代人才选拔考试中主要的考试内容，而“五经”（《易》、《书》、《诗》、《礼》、《春秋》）是它的核心。汉代的经学博士，一般只专攻一经，很少同时治两经甚至两种以上者，比如施讎、孟喜、梁丘贺治《易》，申公、辕固生、韩婴、毛公治《诗》等。终西汉之世，像刘向、刘歆、扬雄等博通群经的学者其实并不多见，只有等到东汉马融、郑玄、王肃等学者出来，博通才成为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能博通固然极好，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太难。对普通人而言，专攻比博通更合乎实际。所以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并不要求考生博通“五经”，而只要求专精一经，其他各经有所了解既可。这样一来，考生越早选定自己的专经，便越能集中精力备考。那么，古代考生是如何来选择自己的“专业”呢？  古代科举考试只要求学子专精一经（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经的字数与该经的难度密切相关。通常字数较多的经，学习的难度相对就越大；反之则较小。据明代人郑耕老的统计，《周易》有24207字，《尚书》为25800字，《诗经》有39224字，《礼记》为99020字，《春秋左传》有196845字。清代人钱聚仁则根据乾隆石经也进行过统计，与郑氏稍有不同，但差距不大。如果完全按照字数来判断各经的难度，那么《春秋左传》和《礼记》最难，《周易》、《尚书》、《诗经》难度大致相近。那么，古代考生在选择自己的专经时，是不是选后三者的多于前二者呢？ 以明代为例，选择《周易》、《诗经》作为专经的考生确实要远远多于选择另外三经者。明人朱琏说：“国家以经取士，制也。《五经》之中，《诗》、《易》殆半。”而《诗经》与《周易》相比又更加受欢迎。另一位明人刘康祉说：“国家所表章以程士者为经五，而治《诗》者几横割天下才士之半。”选《尚书》者之所以会少于选《周易》和《诗经》者，恐怕是因为《尚书》诘屈聱牙，难懂且不好背诵的缘故。万历年间的曹楷曾奉旨前往江淮地区巡视，发现该地区的学子选《诗经》和《周易》的占了一大半，而学《尚书》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但无论如何，选《尚书》的考生还是要多于选《春秋》和《礼记》者。何三畏曾说：“吾松诸生，习《诗》者十之七，习《易》、习《书》者十之三，习《春秋》、《礼》经者，盖百不得一焉。”可见当时选择《春秋》或《礼》作为专经的学子是非常少的。  古代学子对“专业”的选择和经的难度有关（资料图 图源网络） 需指出的是，学子们之所以多选《诗》、《易》、《书》，而少选《春秋》和《礼》的原因，除各经的难度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各经的录取人数。从明清两代的录取情况来看，上榜者中学《诗》、《易》、《书》的考生人数远多于学《春秋》和《礼》的。当然，这与各经的学习者基数密切相关。其实二者形成了某种循环，选某经的考生越多，录取的人数也就越多；录取的人数越多，后面选该经的考生也就越多。 这种情况极像今日的文理分科。选理科的学生较多，院校招生中理科生的录取人数也多，反过来又促使后面的考生在面临文理分科时倾向于选择理科。可见，古人的“分经”与今日的分科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考生出于功利的考虑，会趋易避难，由此导致偏科现象。但无论古今，人们又都意识到了这个弊端的存在。古人知道五经之中不能缺少《春秋》和《礼》，今人也很清楚学科教育中不能缺少文科。  古人的“分经”与今日的分科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资料图 图源网络） 究竟如何处理文、理的关系呢？是继续实行分科，还是取消？争论已持续了几十年，现在部分省市已经开始取消了，但效果到底如何，恐怕一时也说不清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科举考试中，并不要求学子五经贯通，而是专精一经即可。但古代这种专治一经的制度流弊也不少，而且古人确实也没有很好的解决。由此而言，今日是否取消文理分科，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解决好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