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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欧阳修的治国实践中，真正遇到的难题是朋党问题。人们往往只赞扬《岳阳楼记》的士大夫精神和社会责任担当，而忽视其结尾的“微斯人，吾谁与归”之反问。修齐治平，修齐可以独行，而治平则须群力。 在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有可能存在障碍。从逻辑上讲，立人达人，必须以立人者和被立者、达人者和被达者在“立”与“达”上认知一致为前提。如果“立”的标准不同，“达”的方向各异，那就很有可能甲认为是立人，乙认为是害人；甲认为做出社会贡献才是达人，乙认为自己荣华富贵才是达人。一旦“立人”和“达人”的认知对立，那么行为冲突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朋党问题才在宋朝频频出现。  修齐治平，修齐可以独行，而治平则须群力（资料图 图源网络） 平心而论，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然而，当仁宗拒谏时，按照儒家学说，他就被贴上了“昏君”的标签。早期儒家孔子和孟子在统治者那里不断碰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宋朝，出于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大臣同皇帝的冲突不难解决，儒学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但是大臣之间的冲突就不一样，较为极端的儒者，会把与自己价值观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归入奸佞而加以排斥；即便不是奸佞，起码会归入小人，而决不会把他们当作君子。 就以先后同范仲淹、欧阳修发生冲突的大臣为例，宰相吕夷简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是相比较而言把他归入奸佞或者小人并不恰当，但在范、欧的言谏中，无疑是把吕夷简划入了敌对一方。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冲突往往最后被小人所利用，旁生枝节，造成严重的内耗。即便是公认的正人君子之间，行为矛盾和认知不一也普遍存在。范欧二人与其他正人君子，如范与梅尧臣、欧与富弼，都有过不和与冲突。 言谏之外政务处理中的矛盾，何为可容忍的分歧，何为不能容忍的分歧，儒学并未给出确切标准和尺度。在理论上，技术分歧可以协商，而价值趋向分歧就无法接受。正是这一点，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是一种精英学说，尚未解决群体行为问题。 儒家管理思想本来就隐含了改造和同化他人思想的内在逻辑。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实际上就充满了改造小人的自信。儒学往往自信教化的作用，然而一旦教而不化，非强制别无他法。而儒学提倡的君子人格和大丈夫气度，恰恰要求人不能随风倒。正是这个环节，成为由内圣到外王的逻辑障碍。范仲淹倡导的士大夫精神，欧阳修主张的道义忠信，都未能消除这个障碍。范仲淹试图用先忧后乐、欧阳修试图用同心共济，以取得最大公约数，这不失为一种思路。然而，当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成为社会常态时，这一思路在精神层面虽然可以鼓舞人心，而在实践层面未免效果递减。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资料图 图源网络） 实际上，范仲淹和欧阳修都已经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并未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难题，而是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办法，代表性事例就是范吕和解。范仲淹和吕夷简死磕，两人是否和解，至今在史学界有争论。原因在于欧阳修为范仲淹所写碑文中有“及吕公复相，（范）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之语。问题是，范家后人删去了这句话，而这一删改据说又是韩琦审定的，富弼更反对欧阳修这样写。 欧阳修为此大怒，指责范家后人说：“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并托人转告富弼，自己坚持不改，除非请他人重写。苏轼直言：范公身历宰执后知行事之难，因而悔过，“二公晚年欢然相得”。司马光也称吕夷简为长者，不念旧恶。如果从对朋党问题的反思来看，范、欧二人，实际上是在试探政见不同者之间的求同路径。 在整个宋代儒学向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朋党之争，导致理学由追求外王出发，落脚于追求内圣。这一思想演变轨迹，是由范仲淹发端。 追求外王，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即皇帝的作用问题。儒家治国理念要付诸实践，需要皇帝的支持；而皇帝权力的加强，又可能反过来排斥儒家道统对皇权的约束。对此，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强化皇权的支持者，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比唐代的陆贽退了一步。不过，他们并不是无原则地向皇权让步，而是主张对国家权力加以分解，任用大臣权交由皇帝不可旁落，政务处理权交由宰执灵活运用，台谏对二者都有制约。了解范仲淹和欧阳修的管理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曲折前行。 节选整理自丨“大道知行”（微信ID:dadapzhixing）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