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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于八十年代末的人，我在读北岛和李陀主编的新书《七十年代》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尴尬的感觉。这种感觉大致可以这样表述：七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变动与理想的年代，而八十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在我们婴儿以及幼年时期发生。但是，当我们有了一定思维能力的时候，七十年代，连同那个年代的人以及其中的标志性事件，都已经远去了。 当然，这本书的重点以及我想说的重点都不在八十年代，正如作者之一的著名学者李零先生所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要想真切地了解八十年代，必须观察七十年代，因为那是八十年代的弄潮儿的成长时期。了解一代人以及由这一代人所创造的历史，当然要了解其成长历程。 还好，《七十年代》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众多个人化的视角，足以让我们从一个个鲜活的成长史构成的历史横断面去直面那个时代。不过即使这样，在阅读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是一本很多人的回忆录，必然带有极强的个体性。这在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困扰：一个人不可能单凭自己的记忆就把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细节都清晰地刻在脑中，即使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也不例外。人们总会无意地将对自己重要的事情留在记忆中，把不重要的东西抛弃在记忆之外。当这些记忆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时候，必然又经历了一次加工，所以我们无法自在地在他人的回忆中寻找绝对的真实。 依我看，《七十年代》的各位作者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文字写出了绝对的真实（读者可以从他们各自的叙述中找到很多相互矛盾之处），但他们大都做到了真诚地面对读者。李陀先生在序言中说：“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个人的回忆必然是千差万别的，比之于官方的史书，个人的回忆往往微不足道，但当冷冰冰的史书失去起码的真诚之时，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大多来自中国当代知识界与艺术界，因此他们的成长经历就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发育、思维发展，而是在与社会有着一种极其微妙关系的背景下，知识结构的建立与丰富，以及作为知识人的人格成长。在七十年代，他们的青春时期，同这样的成长密切相关的，自然就是对于知识的渴求，将这种渴求物化为外在的行为，则是在今天看来极其普通的一个词语：读书。这本回忆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代人的读书史。 七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焚书年代”，不过并非知识的荒原期。我们暂且抛开当时读书的状况，用大略的眼光扫视一下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各种知识泛滥所产生的书籍垃圾堆。一个问题也许就有几十本甚至上百本的同类书籍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吵得满天泡沫却永远不知所云。很多人则干脆逃离这个是非之处，读书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被书籍的泛滥所消解。 七十年代则是迥然相异的，即使我们读到了一些相关文字，也难以直观地体会到他们当时的艰辛。作者之一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所写的一篇回忆叫作《漫长的假期》。被巨大的政治浪潮裹挟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最初的狂躁与亢奋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沉寂显得不知所措，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将这漫漫无期的停顿当作一个用来读书的假期。韩先生在这个假期的活动可以用他文章的几个小标题来清晰地说明：“偷书”、“抢书”、“换书”、“说书”、“护书”、“教书”、“抄书”、“骗书”……从这一串与书有关的词语可以看出，书在他以及他这一代的知识人的成长中所占的分量有多重。韩先生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这本书中，昆德拉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所有的人生体验也只能经历一次。作为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人，他们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能与书相伴，这样唯一一次的体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七十年代的读书史，是在一个高调的年代做一件低调的事的时候逐渐写成的，在一个解构一切伪善、恢复人性自由发展、甚至带有浓重的启蒙意味的八十年代到来之后，他们在七十年代中所积藏的知识的暗流终于一泻千里，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光彩。七十年代所酝酿的种子终于无可阻挡地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不过，当我们再回到李零先生的那句话的时候，不由得会产生一些疑问，种子的酝酿、开花，结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与能力足够做到，但在绚丽的花朵之后，作为后人的我们却不知道到哪里去采撷丰硕的果实。同样是在本书的序言里，编者说到，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本书中的很多作者已经成为了学院型、专家型的学者，青春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激情烙印正在逐渐消褪。这其中当然有我们周知的一些原因。不过，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人自身一定也存在着很多宿命性的问题。这不是我所能解答的，我只能在读完这本书后保留我的困惑，这个困惑或许在将来有解，或许永远都没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