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元蕤 水红菱  又称“苏州红”，长于河塘水池之中。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在《送人游吴》中写道：“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菱角于我是罕物：一来因其味道索然、市面上卖的又少，不总吃，因此稀奇；二来也是由于它形状奇异，似乎非寻常人家的果品；再者，《周礼》中提到：“加笾之实，菱芡栗脯”，便使得菱角有了种植历史上的元老地位，蒙上了一层沧桑的质感。 据说菱角又叫“水栗子”，且其英文和荸荠等一道，被称作Water Chestnut。我对栗子是很有好感的，糖炒栗子大抵是我食单上的最爱之一。郝兰皋在《晒书堂笔录》里写：“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饤间称佳味矣。”可见糖炒栗子自古以来的便是美物。我剥栗子，最有研究：先用大指甲盖在栗子腹部处掐一道小口，竖起来用力一夹，黄橙橙的果肉便露将出来，栗子整个儿地入口则更加甜糯，糖膏也不至于渍得满手。然而我指望菱角也和栗子一样好味，实在是有些残忍。菱角远没有它外表那么坚厉威武，果实是软塌塌的，口感很木，嚼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因此与其称之为果品，倒不如说是玩物——把玩在手，不大不小，竟也圆润光滑；两角尖尖，又很别致有趣。这种感受，或可以理解为对奇异物种的某种追逐与猎奇。 菱角，尤其是丹赤纤艳的水红菱，旧时俗喻之为女子的小脚。也许那时的男子，手中握着水红菱，却“颇涉遐想”，思念着那对掌心大的玉足。这种联想，不知是赞美了三寸金莲，还是唐突了水红菱。夏穗卿说过：“唐以后，男子是奴隶，女子是动物了。”我倒宁愿说女子是植物：芷兰是娴静一派，蕙萱之类更有母性光辉，菱便要带些娇俏的诱惑性。因而清人才愿意把小脚和水红菱系在一处，想来是隐约带点性的象征意味。我没来由地想到《红楼梦》里，“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回，香菱（亦是以“菱”字入名）初写吟月诗：“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宝钗评论说：“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虽然这未免有空谈臆说、望文生义之嫌，但香菱的确是一只香喷喷的水红菱，痴痴的，有种特别的诱惑力。 南宋范成大说采菱辛苦，“血指流丹鬼质枯”，难免令人想到裹足之痛。我想为女儿裹足的母亲，大都是要心上绽出几个血泡、远比女儿的脚痛；但是为了将来能被夫家赏识，似乎不得不妥协。就好比蓄妾确乎是件陋习，但是时关乎女子的温饱生存，又无可奈何——谁能像辜鸿铭那样，一面提倡“一个茶壶配多个杯”，一面深爱妻子，低吟一句“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或是谁又能像苏曼殊，要“寄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那般彻底呢。我看那乌绛色的水红菱，被畸形审美视作三寸金莲的象征，实在多有无奈；这甚至不是种审美，而至于宗法的地步了。很多人看重自由，但它却是最难，因为处在某种审美的统治下，自由早已有价无市，人们被束手缚脚、乃至不知其为何物。同时，自由也最一文不值，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明智者的追逐对象；被宗法套在框子里的人们痛苦却又浑然不觉，渴望与这畸形的框子混为一体、成为它的边边角角——自由终将被嗤之以鼻。于是，母亲们、甚至于女孩子自身，在承受俱痛的同时，还是要将裹脚布一圈圈地在那双“水红菱”上勒紧；恨不能用了针线，将我们的自由，一针针地缝进肉里去。 胡桃  别名核桃，1972年发现距今约7000多年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胡桃，修改了所谓汉代张骞引自西域的说法。 据说核桃和胡桃是同一种东西，我竟觉得惊讶。我们平日所称的有着土兮兮的外壳的核桃，居然是胡桃的别名，颇让人恍惚，以为是从前冒犯了核桃——因为我很喜欢“胡桃”其名，觉得洋气，也似乎更拟人化，真像是姓胡名桃的一个唯唯称诺的小人儿。然而核桃和胡桃的影子怎么也没法在我的意识里重叠在一起，于是我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胡桃是一道佳肴，沟壑纵横的形状如同脑仁，“轻身益气，延年益寿”，是可入药的上品；而白花花的仿若姑娘的柔荑，“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却看无”，又是貌美，又是可口。核桃则类似一颗顽石，带了仁衣，亦带了坚硬的赭色外壳，或许还有青绿的果皮，动辄两手皆被染污，仿佛很讨人厌。 我想从核桃内里发现胡桃的人，真的很了不起，并不亚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要把青皮剥去、把核壳砸碎，可能还须褪掉细的仁衣，才能得到一小口果肉。于此我很佩服，同时也不免疑惑：为何自然界的动植物，好端端地兀自生长着，却一定要被人们开发成有益的事物，才能算是没有白白在人统治的世间走了一遭。譬如藕荷，花可以供赏，叶能入药，种子和根茎又可食用，故此常常被世人激赏。核桃若生来就只是脆嫩莹白的胡桃，也必能传颂出许多的好诗文来。 我小时候不爱吃核桃，想来也是嫌弃它剥起来麻烦；倘若有人替我呈上一碟褪了皮的新鲜胡桃，我也自是喜爱的。然而愈是年长，愈能发掘到剥核桃的乐趣——把那样坚硬的壳压碎除去，也是快哉的事。我突然明白了第一个吃核桃的人缘何能发现它的好味，这原来是始于人的破坏欲望；这壳愈是坚硬，存于集体的人们便愈有挑战的斗志——如此奇异而富于挑衅姿态的个体，怎么能和集体同时存活呢？自然是要将它看似坚强不催的外皮消磨殆尽——胡桃原本只想做一只青涩的坚硬的核桃，却终究被敲打成于社会的人体有益的一大补物了。然而且想想，这也不能全怪人们要改造核桃，也许是核桃本就嫌弃自己与受人欢迎的胡桃不同，心甘情愿被塑作胡桃大集体里的一枚小分子，于是更有了资本去唾弃旁的核桃一口。 假使核桃不愿意成为胡桃，那么好罢，保留下赭色的外衣，且去做你的核桃，“掌上旋日月，时光欲倒流”，终究还不是打磨成了手里的玩物，被雅称一句“文玩核桃”。这个时候，竟有人跳出来，将核桃捧在了一板一眼的教科书里，称它“铁骨铮铮”了。核桃被缝制成了提线玩偶，看似威风的外表下面，只剩下一颗干涸掉的心。 我从前吃胡桃的时候，总会遇到那么几颗咬不碎、敲不烂，卖相也不够美观的核桃，于是不免怜悯，叹息它们终究要被堙没；然而我心上却生出一点敬佩——它们是坚持着自己的形态，不愿意伏于管制的。但我听说小摊贩们为了核桃好剥，将它们用硫酸水浸渍过。怪不得近来冥顽不化的核桃，似乎愈发地少了。 公孙果  明朝以后，人们称银杏为“公孙树”。“公种而孙得食”意思是你少年时种银杏待到当爷爷时才能结果实，吃到公孙果。 我对味苦的东西向来颇有好感，仿佛有种清冽的气质蕴藏其中，很高不可攀，譬如莲心、苦笋，再如公孙果。公孙果即是我们平日里说的银杏，但我更愿称它为公孙果，似乎前者字里行间穿梭着许多沧桑的气息，倒与其“活化石”的身份相称。据说公孙树生长极缓慢，梅尧臣“种树三十年”方能“结子防凶猱”；更有甚者，则说“公种而孙得食”。我之爱公孙果，并不是因为它好吃，而是它作为历证了中国历史的旁观者的果实，实在太有传奇色彩——好像它是一位公孙氏的使者，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记录桑田变幻、评判是非功过的。 四十年代初的郭沫若尚能撰写明丽质朴的文字，他赞美银杏：“你这东方的使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热烈而真挚；但他又有些惋惜：“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但我想，中国人从没有忘记过公孙树，只是在它的面前，人们感觉惶恐。公孙树背后的历史钩沉，从来都使人惊骇；它有如目光锐利的老者，经历了血流成河、看过了沧海桑田，仿佛一眼就能将这浅薄的世界看穿。中国人爱吃公孙果，用它煲汤、将它入药；然而又惮于它的毒性，不敢多食——这正如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它绵延的长度、结出的果实为豪；同时却恐惧它、试图掩盖它、甚至于抹煞它，好像它身上的毒性，跨越了时间空间的河岸，还要来荼害当今的子民。带毒的公孙果是国人心头的一块息肉，每当考虑到它的存在的时候，都要渗出几滴鲜红的血来。于是人们割掉这块息肉，涂上加速愈合的药剂——疲于回顾，便不再回顾；惧怕揭开，便叫它愈合。它在世人眼里，是那个撞钟的卡西莫多，明明晓得他崇高的内核，却还是忌惮他丑陋的外貌，而将他永久地埋葬。 我不禁为公孙树感到不值。它是背负了历史的载体，本早已疲惫不堪，却遭到砍手砍脚的命运。被修剪得支离破碎，也还罢了；还要在枝头缀上几串浮华绮丽的彩灯丝带，早没有了原来的模样。然而我前日偶尔发现，常路过的那片林子的公孙树，虽然被园丁修剪了些枝叶，但依然长得很好，似乎更粗了一圈。我忽然释然了许多，觉得为公孙树不值，其实很没有必要。因为不管人们怎么去修饰、诽谤它都是无力的。公孙果的味道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愈加清苦；公孙树的年轮也没有凭空地多或者少了一圈，一道道地都铭刻在芯里。 郭沫若如果今日尚在，必定不会发出“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的疑问。因为今天的重庆，处处都是公孙树；它们以一种审判官的视角看着周遭的一切，折扇似的黄叶沙沙作响，仿佛吟哦着“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句子。历史的印记早被镌刻在公孙树的躯干里，凭谁也无法拭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