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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词”比古诗和古文更奇妙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腾讯儒学 叶嘉莹 参加讨论

    文/叶嘉莹
    
    本文摘自叶嘉莹先生著《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呢?《人间词话》最初是在1908年11月,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第一批,然后在1909年的1月和1909年的2月,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我们现在是2009年,距离王国维最初发表《人间词话》,整整一百年之久。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表现得特别有光彩的文学成就,其实我还要说,人总是受时代的影响,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作品,而且一个时代也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啊。如果你生活在2009年,却没有2009年这个时代所应有的眼光和见解,那你就对不起这2009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王国维生在1877年死在1927年,所以他的《人间词话》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有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和我们现在可以说明的,王国维先生当时没有看到,没有说明。那么对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反思——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但这样一个反思,讲起来实在是很复杂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词哪里有词学?没有词哪里有词话?如果你对什么是词还不认识呢,那么对词学你能够反思到哪里去?所以,在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前,我们一定先要对词和词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谓“词话”,就是谈论评说词的著作。评论诗的叫诗话,评论词的叫词话。我们中国一向缺少有系统的、有逻辑的理论性著作,古人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模式,写出来的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
    你说我喜欢一首诗,这首诗“高古”,那首诗“自然”。什么是“高古”?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神韵”?这都太抽象了,这是什么东西嘛?更何况,中国的词学又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困惑的一门学问。你要问为什么?那现在我们就不得不回头来先讲一讲词。
    中国的各种文学体式之中,最让人困惑的就是词。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文,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上古的《书经》,就是散文的记述,是当时商周时代的那些个政府的公文、公告、典章的整理。中国的诗呢,我们有《诗经》,那是一个把各地的歌谣都编辑在一起的collection。而且,它被编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在周朝的时候有采诗之官,他们采集各地的歌谣,以观民风。就是说,透过各地的歌谣来知道当地人们的风俗习惯,用来给周天子的政府作参考。这个诗集里的诗歌大概有300篇上下,所以叫做“诗三百篇”。可是从汉朝开始,诗三百篇就变成《诗经》了。就是说它被尊称为经,被当作一个有法度的、可以模仿可以尊崇的一部典籍、一部经书。而这就给诗抬高了地位。
    我们说诗是怎么样?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内心的情意有所感动,但是你没有写下来,那不是诗,那只是你内心有一点儿诗意就是了。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把它用言语写出来,那就是诗了。
    读了这些个诗,就可以知道你那个地方的人生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还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你的这些感情都在诗里边反应出来了嘛!而且《诗经》里面所编辑的还不只是各地方的民歌,《诗经》里边还有雅,还有颂。雅和颂,就与国风不同了,它不是各地老百姓的作品,而是政府官员的作品,是士大夫的作品。他们作一首诗是为了什么目的?有的是为了歌颂这个王朝而作的,有的是为了讽刺这个王朝而作的,是因为国家出了奸佞与小人而作的。所以诗就有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首先当然是要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情意,那么另外呢?诗还有教化的目的。所以《毛诗?大序》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尚于诗也。”能够感动天地,能够感动鬼神,这诗歌的作用,真的是了不起的。
    所以,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
    可是,词就很奇妙了。词,它师出无名,你找不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好的诗我们会分辨:杜甫的忠爱缠绵,那是好诗;陶渊明的任真固穷,那是好诗。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词,什么是坏的词。
    我以前其实讲过多次了。词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它就是歌唱的歌词。在隋唐之间有一种popular music,就是当时流行的音乐,叫做燕乐。大家都按燕乐的曲调来歌唱,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歌词。你喜欢哪个曲子,你就自己给那个曲子作一首歌词;他喜欢哪个曲子,他也可以作一首歌词。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写歌词。而这些个最早的歌词呢,它们没有被印刷,没有被搜集整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一直到晚清时代,才从敦煌那个洞窟的墙壁里边发现了这些手抄的歌词。那么在这之前所流传的最早的歌词是什么呢?是晚唐五代的《花间集》。西方译为songs among the flowers——在花丛里唱的歌。《花间集》是什么时候编的?它是在五代的后蜀广政三年编订的。广政三年,是公元的940年,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发表的时间是1908年,这差不多相距有一千年之久了。因此我们要把《人间词话》做一个反思的回顾,就要知道自从《花间集》出现以后,直到王国维以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在王国维以前有没有人评论《花间集》啊,王国维的评论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等等。而且,在一千年之久的时间里,仅以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本身来说,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最初的那些个歌词,本来是社会大众、贩夫走卒,什么人都可以写的。可是《花间集》里的歌词就不是那些人写的,而是有文化的士大夫们创作的了。而且《花间集》的编订是有目的的,这在这本词集的序言里边说得很清楚,《花间集》的序言说:
    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说是我们编订这些个歌词,是为了使诗人文士饮酒聚会的时候,有美丽的歌词给歌女们唱,有了这些歌词,就不必再唱以前那些庸俗的粗浅的歌词了。这本书里所编辑的,是诗客的曲子词。在诗人文士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可以亲自为燕乐的曲子填写歌词,然后就给那些年轻美丽的歌女拿去演唱。即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以你们看,这就是最早的文人词,它们是诗人文士在歌酒筵席上给歌女写的歌词。而在歌酒筵席上,你能够写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那当然不能,所以早期的文人词写的都是美女跟爱情,整个《花间集》中五百首歌词,大都是写美女跟爱情。
    而有一件很微妙的事情,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对男女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对爱情、情欲的事情是避讳不谈的。虽然也许他满心都是情欲,但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道貌岸然,嘴巴上是不能够谈这些的。诗要言志,文要载道,诗文里边当然不方便谈爱情。那么现在,由于出现了歌词这种体裁,它以美女爱情为主要抒写对象,所以士大夫们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内心中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都写出来了。而正因为如此,大家对词这种体裁的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了困惑,很多人认为,小词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词是被轻视的。宋朝人编集子,很多人不把自己写的词编到里边去。陆放翁编进去了,但是他说:我小的时候年轻不懂事,所以就写了这些歌词,我现在非常后悔。可见他也不以为这些歌词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叫钟锦,从小就喜欢诗词,可是他报考大学的时候,考哲学系不考文学系。他说:“我虽然喜欢诗词,但是我不学它。尤其词,词是小道,这东西都写美女和爱情,没有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后来做了我的博士生,出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词学的,因为现在他忽然间觉悟改变了,他提出来说:“词是圣贤之学。”这又把词抬得太高了,词怎么从爱情歌曲的小道又变成圣贤之学了?这是钟锦,钟锦好为大言。
    但是词里面果然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你本来没有心写什么圣贤的学问,你本来写的就是男女的爱情,可是,居然就有了圣贤的意思了!这就是其所以微妙的地方了,那为什么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了一段话:
    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你看,宋代人自己都看不起词。像陆放翁之类的,连苏东坡都算上,苏东坡把词放在他的集子的最后作为附录,他前面长篇大论的都是载道的文章和言志的诗篇,词是不放在正经的卷数里的。宋朝只有一个人专力写词,那就是我在两个礼拜前讲的辛稼轩。
    词人里边,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和诗人中的陶渊明、杜子美、屈原相媲美的,那就只有辛稼轩。辛稼轩是专力来写词的,他当然也写美女和爱情,但并非仅仅是美女和爱情。
    我那次关于辛弃疾的讲演,是从西方的意识批评(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谈起的,这是西方一种比较新的文学批评,它曾经受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影响。西方的意识批评提出说:每个人都有意识,但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一个意识的pattern。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一个意识的基本形态。
    文学批评,在西方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就以二十世纪这百年来说,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欧美所流行的是New Criticism,就是新批评。新批评是承认作品,否认作者,认为作品的好坏与作者为人的好坏没有关系。杜甫的诗好,不是因为他的忠爱才好,是因为他的诗的本身好。新批评主张,你一定要从诗歌本身的艺术来评定诗的好坏,而艺术与作者的人品无关。
    可是后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就有现象学出现了。现象学认为,是我们的意识跟外界的现象接触了以后,我们从这些种种的活动认识了世界。世界没有我们的意识,就不成其为世界。因此这一派就重视到意识的活动。好,那当然,我们的诗歌都是consciousness(意识)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嘛!可是,你的意识的活动不一定有一个pattern——一个基本的形态呀。我认识两个很会写诗歌的小朋友,是姐妹两个人,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已经出了诗集了,写得非常好。她们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花开就说花开了,看见叶落就说叶落了,听见鸟叫就写鸟叫了。每个人接触了现象就一定会有意识活动。但这里边有没有一个pattern?没有一个pattern。
    而意识批评就说了,说每个诗人都有consciousness,每个人都情动于中就形于言了,但只有伟大的作者有一个pattern of consciousness。杜甫的忠爱与缠绵,这是杜甫的pattern。陶渊明的任真固穷,这是陶渊明的pattern。这些伟大的诗人,每个人都有他的pattern。
    而在词人里面呢?词人写的好像都是美女跟爱情。他们今天看见小莲,说小莲很漂亮,明天看见小苹,说小苹也很漂亮;今天跟你喝酒,觉得很快乐,明天跟他喝酒,也觉得很快乐;今天看见这朵花开,说它很美丽,明天看见那朵花开,说它也很美丽。他们见什么就说什么,见人说人,见物说物,见花说花,见草说草。但是,虽然没有一个pattern,你也可以是诗人,也可以写不错的诗,但你不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是有一个pattern的。屈原有一个pattern,陶渊明有一个pattern,杜甫有一个pattern。而在词人里边,只有辛稼轩是有pattern的。
    词和诗大有不同,词人和诗人也大有不同。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野马跑得那么远。我刚才说到,词就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为什么有人居然说词里面有圣贤的道理,而且王国维还说宋人的诗不如宋人的词?要知道,词本来是不正经的,是作者听歌看舞时给美女写的歌词;诗才是言志载道,是作者的理想、作者的道德、作者的志意。为什么王国维认为宋人的那些个内容很正经的诗反而不如词呢?
    王国维说得非常好,他说:“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因为宋人他们写在诗歌里边的不像写在词里边的真诚。在写诗的时候,诗要言志嘛,一定要端起一个架子来,一定要说得很好,要说得冠冕堂皇的。每当有一个政治上的大题目,或者社会上的大事件,你也写一首诗,他也写一首诗,所说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最底层的那种活动,是不肯暴露出来的。王国维说,宋人写在词里边的比写在诗里边的更真诚,为什么?就是因为词脱去了“言志”的约束——我就是给歌女填一个歌词,它不代表我的“志”嘛!
    我屡次讲过一个故事,说黄山谷常常写美女跟爱情的歌词,有一个学道的人法云秀跟黄山谷说:黄山谷先生啊,你多作点诗多么好呀,这词都是写美女和爱情的,你就不要写了。因为中国传统向来认为写这些东西是不正经的。可是黄山谷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空中语耳”。什么叫“空中语”?空中语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我写我跟一个美女有爱情,并不代表我黄山谷在现实中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我之所以这么写,不就是为了在歌酒筵席上饮酒作乐吗?
    可是,你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一心饮酒作乐,正是由于你不必写那些冠冕堂皇的言志的话,所以你的内心松弛下来。你写美女跟爱情,虽然你不见得有美女跟爱情的真正的故事,但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女跟爱情的向往,那可是真实的啊!这正是词的第一个微妙的价值之所在:因为作者脱除了外在的约束跟限制,所以在词里反而常常能够把内心中最真诚的本色表现出来。
    可是,美女跟爱情,怎么会让后来的词学家看到了圣贤的意思呢?这是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更微妙的一种作用。谁看出来了?王国维他就看出来了,所以他说,宋人的诗不如词。
    当然王国维没有说圣贤,王国维从来都不说词里边有圣贤。说圣贤的是我那个学生钟锦,他最喜欢夸大其词。但是,词里面确实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我的学生说它是圣贤,这太夸大了。王国维也体会到了那个东西,王国维都没有敢说是圣贤,王国维说词里面有一种“境界”。
    可是呢,王国维的境界这两个字用得太模糊了。什么是境界,王国维自己说得不清楚。不但他没有把它说明白,而且他把它弄得非常混乱。这是王国维的缺点。王国维是忠实于他自己的,“苟思之得其真”——他确实体会到词里边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要用“境界”来说?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个东西,他是不得已,才用了“境界”两个字。
    延伸阅读
    叶嘉莹,号迦陵。生于燕京旧家,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入室弟子。50年代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70年代末返大陆曾在多所院校讲学,并被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聘为客座教授,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其主要著作有《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人间词话七讲》、《灵谿词说》、《唐宋词十七讲》等数十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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