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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东辉 1946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首次提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概念，认为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行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虽然“耻感文化”最初是针对日本而言，但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才是耻感文化的老字号，日本只不过是一片分店而已。  菊与刀（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确实极富耻感特征，但这种耻感绝非本尼迪克特所言，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行善，恰恰相反，在中国文化中，耻是人们行为的一种内在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有其内在的人性论依据。孟子指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内在于人心，作为义之端也的羞恶之心即耻感，也根源于人心。 羞耻之心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具有巨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和知耻后勇两个方面：  行己有耻（资料图 图源网络） “行己有耻”，是说一个人立身处事有羞耻之心，不去做可耻之事。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就把“行己有耻”作为自己做人的宗旨。当时明清易代，他坚决不仕二主，不在清廷做官。清廷修明史，竭力邀请他参加，他就说，我一个七十岁的老翁还有什么可求的？只欠一死罢了。如里你们非要逼我，那我只有以身相殉了。气节严毅高迈，真正做到了“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一个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没有羞耻心！没有了羞耻心，就会肆无忌惮，无所不为。 知耻后勇，是说羞耻感可以促使我们勇于改过，重新做人。《中庸》里说，“知耻近乎勇”，就是这个意思。三国时有个读书人叫王烈，在当地很有威望。有个人去偷牛，被失主抓到了，惶恐不安地恳求失主说：“我一时鬼迷心窍，偷了你的牛，你怎么罚我都行，只求你不要告诉王烈。”王烈知道后，立即托人送给他一匹布。旁人非常不解，王烈解释道：“做了贼而不愿让我知道，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我送给他布匹正是要激励他改过自新。”偷牛人在王烈的鼓励下，知耻而后勇，最终改过自新，从一个盗贼变成了拾金不昧的人。有一次，一个老汉在路上遗失了一把宝剑，他就一直在原地看守着宝剑，直到傍晚时分，老汉前来寻找宝剑，将宝剑还给了老汉。  知耻后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每个人都有羞耻心，它可以让我们“行己有耻”，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让我们知耻后勇，改过自新。只有善用这一份宝贵的羞耻心，才可以修身进德！ 本文为腾讯儒学频道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