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拯像 英国汉学家汤因比有句名言:“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林语堂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中外两位大学者不约而同地向往一个久远的时代，我想倒不仅仅是宋朝有着粲然的文化、风流的词人、富庶的市民生活，可能还包括宋代读书人拥有较为宽松的环境。 宋太祖立国不久便在太庙立誓碑，其中一条：“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太宗也曾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此外,一些士大夫也敢于以国事为本,执拗地向皇帝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比如寇准便曾抓住宋真宗的衣袖非让其接受自己的建议不可；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其中有“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激烈言辞；包拯曾因官员安排而与宋仁宗争得面红耳赤，口水喷了宋仁宗一脸；杨亿也因宋真宗封后一事而拒绝拟诏让宋真宗碰了一鼻子灰。这些“大不敬”的言行却没见当事人受到任何惩罚，而更有甚者，在宋代还有读书人妄改皇帝“语录”并尽情加以嘲弄的例子。 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记载宋太宗曾书写《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令“语录”书于各级衙门的大堂上，让各级官员抬头就能看到并时刻记住：公务员的工资与福利是各类“纳税人”提供的，不好好为“纳税人”服务，就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苍天。宋太宗这种“超前”意识已足让人叹服，然而更让人咋舌的是，宋代的读书人并不买皇帝的账。面对各级地方官员阳奉阴违，违背“语录”精神的腐败乱象，社会舆论还是发出不和谐的杂音并戏改“语录”予以嘲讽。 据南宋袁文《瓮牖闲评》一书记载，有一士子戏改圣训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以表达对地方官员上瞒下欺的愤怒。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圣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北宋却出现皇帝“语录”被篡改并被无情调侃的事例。这与文字狱频发、特务机构纵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度专制的明清时代相比，算是开明多了。 文/汪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