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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对文人士大夫最优待的时代，将不杀士大夫写入国策并严格执行的，仅此一朝。“文正”是文臣死后最高的谥号，而整个宋朝，那么重视优待士大夫，而大臣死后被谥“文正”者，才五位。王旦就是其中一位，当之无愧。  王旦像 王旦为人，真正地千古宰相风范，胸襟宽阔，豁达包容，处事从容大气又缜密细致，据说他从不生气。比如，与王旦同时代的名臣寇准，性急磊落，跟王旦因工作闹别扭，总在皇帝面前说王旦的坏话，打小报告、告小黑状，而王旦总在皇帝面前说寇准的好话，夸奖寇准的才干。皇帝有一次忍不住问王旦：寇准老说你坏话，你却为什么老夸奖他？王旦说；这很正常，寇准为人磊落无私，而臣在宰相的位子上很久了，一定有许多弊端和过失，如果寇准不说，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寇准了，寇准不回避、不隐瞒，正说明他的正直无私啊！ 寇准犯错误被皇帝贬官，私下里求王旦给运作一下，能不能弄个好位子。王旦正色道：朝廷的官位岂能私下里运作？不久，寇准终于因为自己一贯的表现和能力，被朝廷重新重用，委任节度使同平章事，级别大约相当于副丞相。寇准上殿谢恩，对皇帝说：没有陛下对臣的了解，臣没有今天的荣耀，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陛下的信任。皇帝说：这可不单是朕对你的信任和了解，更重要的是王旦非常郑重地推荐你。寇准一下子从内心敬服王旦。 王旦这样的为人，不是没有错误，而是非常注意检讨自己。临死时候，回想自己一生还犯过不少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比如在真宗皇帝泰山封禅这个事件中，作为宰相的王旦，扮演了执行人的角色，对全国各地逢迎献祥瑞也不加制止，甚至带头称贺等等，甚为痛悔。但是，老成持重的王旦，并不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不在真宗时代做检讨，因为真宗承宋朝开国以来三代之隆盛，就像一个人上火了一样，脸上出个疖子似乎是躲不开的，如果硬要抑制，很容易导致别的毛病。所以，知天命的王旦，以职业本分，配合真宗，完成了封禅大典。但是，王旦一生为此耿耿于怀，临死嘱咐后人：将他剃头、以僧道之服俭朴殓埋。据说就是忏悔这件事儿。因当时真宗皇帝还在，他不便明说。他还遗嘱：一定要保持王家清俭的家风，不可奢侈，要多修阴德。 所见古籍史料，古代士大夫临死遗嘱，多为俭葬。比如颜之推，以家训嘱咐后人：“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  汉文帝墓霸陵，因薄葬坟墓未被盗掘（图源网络）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以古人非常注重葬。注重葬，并非一味地奢侈厚葬，考诸历代风俗，大凡民风浇薄、人心轻浮，必有自上而下以厚葬隆祭，引导民风；而民风奢靡，必有自上而下以薄葬俭祭，引导民风。盖奢而示之以俭，俭而示之以礼，类似于宏观调控。汉朝开国之初，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天下人礼仪荒废、混乱，刘邦将一帮功臣聚集在一起开会，这些人个个喧嚣闹腾，言谈举止、衣着形象很没个样子，后来制定礼仪，将其规范。到了刘邦死的时候，以当时非常隆重严格的葬礼厚葬了他。汉初厚葬刘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隆礼以规导风气，示意天下，标名正统。而到了汉文帝，这个非常英明的皇帝很清楚，自己不能也像刘邦那样厚葬，否则天下风气就会因此而大坏，他遗嘱薄葬，陪葬规格既然有国家的礼仪制度，那就用瓦器，是个意思就行了。汉代虽然后来也有厚葬自己的，比如传说汉武帝就很厚葬自己，但是，毕竟有前代的汉文帝薄葬在，给后代处理帝王葬礼竖立了先例，意义更加远大。 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非常明确地对自己死后的事儿做了安排——当时负责建造寿陵的大臣窦融上书说：“陵园广袤，无虑所用。”意思是给您的陵墓搞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刘秀说：上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车、茅马，时间长了，朽于泥土，后人不知其处。我朝前辈文帝、景帝最懂这个，所以，天下尽管经过了几次大乱，许多帝王陵都遭侵扰盗掘，而文帝的霸陵完好无损，这简直太好了！你们将朕的陵寝不要搞得太大，不要搞大型地面建筑，越简单越好。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十全十美的奢侈葬礼是上不封顶的、没尽兴的、没完没了的，与其那样沉溺在这种奢靡而无度的形式上，不如俭朴地多哭几声。 自古以来，有为丧家行凶礼的礼俗，亲友闻凶讯至丧家吊慰，并赠送奠仪，即在经济上给予丧者之家适当的支持，这是帮助其能简单地办得起丧事，不至于因经济窘贫而过于凄惨。至于后世以丧礼敛财者，依儒家的孝道思想，恰恰是令亡者不安、令生者矜骄的大逆不道和严重不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