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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凌俊峰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好大喜功，一扫汉代对匈奴的屈辱态势，维护了中国的边疆安定；他重视文教，重用儒生，让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两千年主流；他也有很强的欲望，在封禅和求仙活动中耗费大量财富，把文景之世积攒的财富花的一干二净，他晚年后悔自己年轻时候的政策，亲自下罪己诏，承诺不再劳民伤财……究竟该如何看待汉武帝呢？  汉武大帝（资料图 图源网络） 汉武帝以前的汉代历史，是相当屈辱的，匈奴窥视汉朝的财富，隔三差五就入侵中原，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汉政府也没有解决匈奴问题的良方，只好与匈奴和亲，但和亲只能换来一段时间的太平，匈奴的入侵还是不能避免。经历了汉文帝、景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以后，就决定解决这一问题，他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发动了数次战争，经过三次著名的战役，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终于打败了匈奴人，开拓了我国西域的疆土，我们可以说，没有汉武帝的军事政策，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辽阔疆土。而借此一举，中华文明和中亚、西亚乃至于欧洲的通道就此打开，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我们今天能吃到的胡椒、哈密瓜、葡萄等食物也是从西域传入的。然而战争是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汉武帝的征伐，耗尽了汉王朝积累的财富，为了开源，汉武帝允许了卖官鬻爵，也允许犯法者用钱赎罪，这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恶政，而老百姓也忙于供给战争，最后许多自耕农破产，沦为奴隶，社会内部的动荡不安因素正不断增长。 雄才大略的皇帝，多半也是猜忌心重的人，汉武帝也是这样，他总怀疑有人会暗中陷害自己，为了不被暗箭所伤，他宠幸江充，对一切可能危害到自己的事情进行调查。而江充恰好和当时的太子刘据有隙，他担心汉武帝年高，去世后会受到刘据的报复，于是利用了汉武帝的猜忌心，他宣布宫中有妖气，这妨害到汉武帝身体的健康。而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他进入宫中搜查。江充在宫中挖地三尺，声称自己找到了太子诅咒武帝的木头人，上面写满了大逆不道的言论。刘据本与武帝关系较远，担心江充陷害，就假传圣旨，逮捕江充并将他杀死。他又征发长安城的卫卒，打开武器库，造成长安城的混乱。顿时流言四起，有人说太子造反了。而汉武帝听后大怒，命丞相镇压太子的“暴乱”，丞相刘屈牦不断增加兵力，最终双方大战于长安城，死伤数万，刘据兵败逃亡，后拒捕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事后的汉武帝，逐渐明白这场暴乱是由江充诬陷太子开始的，而太子刘据是不得已起兵自卫，为此他后悔不已，清算了当时镇压叛乱的许多人，包括丞相刘屈牦也因此被杀。这样一场闹剧牵连了许多官员，汉代的国本也因此动摇。为了表示对儿子的思念，刘彻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又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以表示自己的后悔。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汉武帝不够“恭俭”（资料图 图源网络） 晚年的武帝，为自己早年的政策深刻反省，公元前89年，他下了一道罪己诏，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他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承诺以后将回归到安定百姓、休养生息的路线上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将政事委托给大将军霍光后安详离去，享年70岁。 班固在《汉书》中对武帝如此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当然这样的评价是比较积极的，但他也指出，汉武帝不够“恭俭”，给百姓的恩泽实在有限。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这就对汉武帝的缺点予以了直接的揭露，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汉武帝安定国家、开疆拓土的功业，也应该对他好大喜功、猜忌他人的缺点加以批评。 “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雄猜之主的命运就是如此，身后总有无数的赞扬与批评，这也许就是历史本身的魅力吧？ 腾讯儒学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