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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来 冯友兰先生的终极关怀 ——先生1988年所撰之阐旧辅新联略说 1983年，这一年冯友兰先生与金岳霖先生都到了八十八岁，冯先生题联一付，贺金先生寿，这上联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下联是“论高白马道超青牛”。“米”字可分解为“八十八”，故八十八岁有称为“米寿”的。“茶”字可分解为廿和八十八，故一百〇八岁称为“茶寿”。上联表示祝贺，并以茶寿相期；下联是指金先生的学问，表示推崇。公孙龙著有《白马论》，“论高白马”是说金先生逻辑分析的水平高于公孙龙。“青牛”指老子，金先生有《论道》一书，这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部著名形上学著作，“道超青牛”是推称金先生《论道》可以超越《老子》的道论。  冯友兰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冯先生又以“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为上联，更作下联“心怀四化意寄三松”，以为自寿，并把这付对联挂在了书房的东墙上。在这下联中，“心怀四化”是清楚的，表明冯先生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关注。“意寄三松”，冯先生在北大燕南园的居所名为“三松堂”，这一点至少读过《三松堂自序》的人多已耳熟能详；至于冯先生所寄何“意”，在这付对联里没有说，照外人的理解，容易想到这可能是冯先生晚年优游涵泳于燕闲之中的写照。 1988年春夏间，自海外还家，去看冯先生，与冯先生相别已近二年。冯先生见了我，稍事寒喧，即问我是否还愿意给他的写作《新编》帮点忙，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冯先生很高兴，说：“我近来换了一付对联。”我顺冯先生的手看去，果然，东墙上的对联已经换了一付新的，这对联是：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付对联是1988年2月写的，直到冯先生逝世，一直挂在书房。就这付对联来说，它的上联出典于《诗经》，其下联则取自《中庸》的成句。冯先生1987年夏天根据《诗经》旧邦新命的意思，用“阐旧邦以辅新命”这一句话来表达平生的志事，即其一生学术活动的经历与方向。然后又以此为上联，而把“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下联，形成了一幅对联。冯先生说“我还打算把这副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璧上，以为我的座右铭”。1988年2月冯先生把它写出来了。 关于这付对联，冯先生自己还说过：“上联说的是我的哲学史工作的意义，下联说的是我的自我修养的目标，这两句话，是我的自勉之辞。”这付对联的两句话与冯先生学术思想的关联，了解冯先生的人或研究冯先生的人一看便知，而这种联系对于一般人来说，就不见得是一目了然了。 “旧邦”“新命”出于《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80年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里说：“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1982年后，冯先生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与他名誉文学博士的仪式中致答辞，在答辞的结尾他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这段话可以看作“阐旧邦以”新命“的一个最好的脚注。”阐旧邦“不再是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的”释古“，这个”阐“是写出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体会，以便使新时代中的中国能够保持文化上的同一性（identity）。同时，这个”阐“又是为了促进新命的实现，冯先生明确指出，所谓”新命“就是现代化。旧联中的“心怀四化”指的也就是这个现代化的“新命”。 上联写的是冯先生晚年（1980—1990）学术工作的目的和宗旨，下联则是冯先生一生追求达到的精神境界。《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平生最推崇“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虽然他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不必与《中庸》的原意相同。冯先生在“贞元六书”中最重要的著作《新原道》中提出，中国哲学主流的传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东方的印度文化中都讲到极高的境界，但其境界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不兼容，冯先生说这种哲学的境界指向“出世”，因而是“极高明而不道中庸”。而另一些哲学，论政治、说道德，却讲不到最高的境界，冯先生说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世间”哲学，是“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在中国哲学中，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称为“人伦日用”，冯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冯先生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是指最高的精神境界，中庸是指这种精神境界的实现并不离乎人伦日用，冯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而”字表示高明与中庸不可离，有高明而无中庸，就流于虚；有中庸而无高明，便失于俗。至于“高明”是一种什么具体的境界，这句话并无表示。但就冯先生自己的了解来说，他所追求的高明境界与耶、佛、老不同，这个境界用《新原人》的话，就是“天地境界”，宋儒程明道说“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就表示了这一种境界。“廓然大公”就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物来顺应”就是“无心以顺有”。这个境界是冯先生所了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具体涵义。 大体上说，在这付对联中，上联说学问，下联论境界，或问：此联可为冯先生一生之概括乎？答曰：不尽然也。冯先生的哲学工作，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不同时代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和宗旨有所不同。《新理学》的自序说：”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即有涓埃之贡献。“《新世训》自序中也说：”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一砖一石欤？“然而，哲学家之贡献的性质必定与奋斗的将士、劳作的工农不同，冯先生当时自己所了解的他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新原人》的自序对此有明白的表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表明冯先生四十年代对于他的工作意义有明确的自觉，这就是，他作为哲学家对民族大业的“涓埃贡献”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国家治平的方向和为国民提供安心立命的资源。到了贞元六书的后期，冯先生越来越意识到，就哲学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质来说，他的工作总体上有一个特点，即”继开‘。“继”是继承中国哲学的传统和精神，“开”是把中国哲学发展为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继往开来。冯先生把他的“新理学”体系说成“新统”，表示他认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适应时代的新哲学。由此可见，就冯先生的自我期许来说，四十年代他是要“安身心以致本平”、“继往圣而开新统”，因而“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不适于四十年代的冯先生的。因为四十年代的冯先生并不是努力论释中国古典哲学，而是着意完成一个新的体系、新的哲学。  陈来（资料图 图源网络） 文革后的冯先生对自己的期许不再有张载四句的“四为”气概。这是十分自然的，冯先生这时“心向往之”的，就学术来说，就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但冯先生并不企图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一套正统哲学，像四十年代他曾做的那样。这一次，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准备”，而不是“建构”。他说：“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冯先生并不认为他自己应构造这个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希望“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村料、铺设道路”。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但这一体系即适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体系还未产生或还未完成。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冯先生认为他为“新命”所能作的，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定基调，也不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预制部件，而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品。所以，《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意义，不仅是哲学史的，也是哲学的，冯先生说：“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这些话可以说是冯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具体解释。“意寄三松”则表达了冯先生的精神状态和修养境界，表达他在从事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同时，还在追求一种精神的境界。 “阐旧辅新”这付对联要表达的意思已如上说。冯先生称这两句是“自勉之辞”，固然不错。在这个意义上，用《三松堂自序》的话来说，就是“明志”了。而在我看来，其意义尚不止于此。事实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以说是冯先生学术生命的根本动力，是一个对于他具有终极性的文化信念。在这个意义上，用田立克的话来说，这句话及它引发的文化信念，构成了冯先生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这副对联正是体现了冯先生终极关怀的状态。田立克的“终极关怀”本是以基督宗教为基础提出来的，但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对终极者的强烈的超越信仰。从古典儒学到宋明儒学以及“新理学”，都显示出，对民族和文化的眷注是对中国知识阶层具有终极意义的关切。在这一意义上，冯先生的文化活动及其对联为研究人文主义文化中终极关怀的性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证。 我自己还有一种感觉，这付对联写于冯先生双目失明前不久，它不只是为了自励铭省，事实上也是冯先生对自己晚年的一个总结。冯先生逝世后我原想作一付挽联，可是临到吿别遗体的那个上午，我突然想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的这付对联才是他最后十年生命活动的最好写照。上联讲学术，下联讲境界，合而观之，正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学者的生命形象。所以，我就把几乎写好的挽联置入箧中，而改以一篇传统体例的祭文来悼念他。 如果不限于这付对联，广义地说，“极高明”亦指哲学思辨的程度。思维的抽象，古语谓之“经虚涉旷”，所以冯先生在《新原道》中即以能经虚涉旷作为评定中国哲学史上各派学者是否“极高明”的标准。冯先生一生追求思辨的“高明”，与他追求境界的“高明”是互相补充的。去年《新编》写到熊十力、梁漱溟，一日冯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现在觉得我的哲学见解很高超！”这是指冯先生在这次写熊、梁时得到的新认识。冯先生认为这两位对“直觉”的了解很有见地，而这一点冯先生自己从前是不十分重视的。根据对熊、梁的新认识，冯先生综合了理性与直觉，提出了他的较全面的看法，黑格尔曾说过，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冯先生正是如此，他写哲学史的过程同时是他发展哲学思维的过程。古人有所谓“见道之乐”的说法，冯先生晚年的一些看法是否属“见道”，不必有一致的意见，但他由理性思维的收获所发生的乐，其性质属于“见道之乐”应无可疑。 “阐旧辅新”这副对联表达了冯先生学问境界的追求，不过，并未涉及冯先生学问境界的具体特点。金岳老故去的那一年，冯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金老，写好给我看，见其结尾处说金先生可称是“晋人风流”，我即说：“您可谓‘道学气象’。”冯先生抚髯微颔之。1985年冬冯先生九十寿辰，前一晚冯先生在海淀全聚德宴请亲朋友好及教研室同仁，我赠的一付对联挂在冯先生正座的右首上。盖前一星期我对冯先生说：“先生大寿，我写了两句不成文的东西。”冯先生说念来。念毕，冯先生说：“大体是很好，但下联末一句尚嫌有未工处。”我说就请先生在上改一改，冯先生沉吟半响，在纸上改移了几个字，这对联是： 极高明别共殊觉解真际心通天地有形外 道中庸任自然后得混沌意在逍遥无尽中 上联讲学问，点出冯先生思想精要在“别共殊”；下联讲境界，指明冯先生境界的内容是“任自然”。据说冯先生颇为满意。从我自己今天来看，这付对联作为寿联还是不错，“意在逍遥无尽中”是为了表说冯先生境界的同时贴上“意寄三松”，而这一句若不作为寿联，就显得道家气多了些子，也许改作“性定人伦日用中”略好，（性定之说取自程明道《定性书》）惟稍嫌不工耳。 萧箑父教授贺冯先生寿有诗云“旧邦新命传真火，蚕赋云歌盼好春”，真火即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智慧，冯先生曾说：“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圃真火”，“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李商隐有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在这“阐旧辅新”的十年中，冯先生正是用全副生命来思想和写作的。他在今冬病重时仍未停止思考，他吃力地对我说：“我躺在医院里，又有许多新的想法，但现在还没有气力说出来。”他的哲学思考，直至他用尽了全部生命的能量才停止，可谓精思志道，死而后已。 古人每云，人之所养所学，发为文辞，不只表于著述，亦可见于咏题。我每读冯先生之文，不论长短，未尝不叹赏其意味深隽，这种意味乃是一种文化的积养与体味所致，与为记诵辞章之学者所达不同，对此我常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我的此文虽是论冯先生“阐旧辅新”的对联，对其所以为此对联的精神境界却不敢多论，盖孟子谓知言为难，而至荆公亦有“难写是精神”之论。“精神境界”是冯先生哲学思想与体验受用的核心之点，其为文为说之所以过于人者，皆在兹乎！ 写于199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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