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曲（资料图） “粉丝”上至帝王下至“草根” 先来看看昆曲盛年时令人心旌摇荡的种种魅力。 在昆曲兴盛不久，其发祥地苏州市民，不但爱听，还喜欢“秀一把”——举行昆曲歌唱大赛。大赛一年一度，时间为中秋节那一天，在虎丘举行。在苏州做过知县的文人袁宏道在《虎丘记》中作了这样的描写：那一日，倾城阖户，上至衣冠士女，下到贫苦百姓，无不靓妆丽服，携着拍曲的檀板而来。人之众多，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比赛之前，呕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开始之后，按行当分类，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千万人中，初选出数十人。到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时，经过反复筛选，只剩下三四个高手。其时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了深夜，冠军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在座者为之折服，为其悦耳的歌声所陶醉。 平民痴迷，帝王中也不乏粉丝。据姚廷遴《历年纪》记载，康熙第一次下江南，到了苏州，就问地方官：“这里有唱戏的么?”地方官立即传了三个戏班进去，康熙点了《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多出，直看到半夜时分，戏瘾仍未过足。第二天一早，还边吃早饭，边看戏，可见其对昆曲的着迷程度。 今人往往将昆曲视为高雅艺术，以为昆曲都是在士绅官宦家的红氍毹上演出的。殊不知，从观众的数量来说，最多的还是草根阶层。昆曲分为“正昆”与“草昆”。所谓“草昆”，基本上是在农村乡镇草戏台上演出的。像四川的“川昆”、湖南的“湘昆”、温州的“永昆”、宁波的“甬昆”，以及河北高阳地区的“弋昆”等等，都是面向劳苦大众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曲一度濒临绝灭，以周传瑛为首的“传字辈”艺人，参加“国风苏剧团”，将“正昆”艺术“草昆”化，在杭嘉湖一带农村乡镇跑码头，依赖普通百姓支持，才将昆曲艺术保存下来。 文士欲借“写昆剧”流芳百世 昆曲走红，文士们功不可没。无数文人竞相投身于昆曲剧本创作和昆曲艺术研究，其带头人当属知名文士汤显祖。《牡丹亭》演出成功，使汤显祖获得了一般文士朝思暮想而不能得的永垂千秋的盛名。后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若士就是汤显祖，《还魂》是《牡丹亭》的另一名字。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志向的士人，都有流芳百世的愿望，其实现愿望的方式不外乎“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与立功，谈何容易？而做文章则是文士们擅长的本领。然而，传统的诗文都被前人做烂了，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在诗文史上抢占一个位置，也是极其困难的。汤显祖的成功，让文士们看到了“立言”的新希望，于是纷纷擢管提笔，编写剧本。创作者中，既有高官显宦，也有困于场屋的白衣秀才。明代的沈宠绥有这样的描述：“风声所变，北化为南。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竟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 就是扬州，当时也有许多人积极从事昆剧创作活动。现在留存下来的昆曲剧本就有许多，知名的如：明末兴化李长祚编写的《千祥记》、《雪梅缘》、《翠烟记》、《红叶记》；瓜洲王光鲁的《想当然》；江都蒋世纪的《雪涛记》、张云鹏的《补山园》、《雏莺阁曲稿》、蒋易的《遗扇记》、汪祚的《十贤记》。清初泰州张幼学的《青楼恨》、陆舜的《一帆记》、《双鸳记》等；泰兴季孚公的《紫薇记》；江都徐石麟的《珊瑚鞭》、《辟寒钗》、《胭脂虎》、《九奇逢》；吴琦的《忠愍记》、《绣平原》、《啸秋风》；程梦星的《后牡丹亭》；宝应乔莱的《耆英会记》；兴化李栋的《犊鼻裈》、《七子缘》，等等。第一个将《红楼梦》改编成昆曲的也是扬州人，是泰兴的仲振奎。不仅文人创作，艺人也参与创作。乾隆时扬州老徐班名丑陈嘉言父女的写本《雷峰塔》，是白娘子题材戏剧中一个重要的本子，后来方成培的《雷峰塔》就是根据陈嘉言父女的本子改编的。 文士不仅写剧本，还以较高的艺术与理论素养对昆曲艺术进行研究，从审美视角对昆曲的创作、音乐、表演、舞美甚至观众心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圈内人士熟知的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闲情偶寄》以及扬州人焦循的论曲著作等都收在里面。剧本是戏剧的基础，所谓“一剧之根本”，理论则是艺术发展的指路明灯。这两方面，都有大量文人参与，昆曲焉能不兴旺发达？ 富人养“家班”，百姓组“堂名” 富贵人家蓄养家班、普通百姓组织曲社，成了一时的风气。 据专门研究昆曲家班的学者统计，现有资料可考的家班，晚明就有172家，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清代的家班更多，仅扬州有名的家班就有吴绮家班、李书云家班、俞锦全家乐女班、乔莱家班、季振宜家班等。 由于家班主人财力富厚，又多有文化艺术修养，甚至编剧与导演皆为主人，所以，不仅优伶长相出色，演艺之水平也高于一般的职业戏班。如季振宜家班，就广为时人称赞。季振宜，泰兴人，顺治进士，官至御史，康熙时致仕回籍。他家有女乐三部，每部的女伶皆是十二至二十岁的女子，音姿妙选，歌舞出色，行头齐备，服饰皆灿烂辉煌。一个叫胡文学的文人在观看过季家班演出后，作诗说：“梅花柏酒夜沉沉，合座行觞兴转深。华月摇灯催曲度，绛云隔汉听歌临。三冬豪兴频开席，七子狂歌亦在林。漫卷紫云天万里，可堪醉后有横参。”蓄养一个戏班的花费很可观，尤其是邀请职业艺人组成的家班，不但要养艺人本人，还要养艺人一家老小。他们为何如此不吝钱财、精力、时间？就是因为太迷恋昆曲了。 普通百姓没有蓄养家班的条件，便自己组织曲社，称之为“堂名”，自唱自乐。明清时的江南，几乎没有一个乡镇没有昆曲“堂名”的，稍微富裕的乡民，十几二十个人，或十天，或半月，聚集在一起拍曲演唱。吴县木渎镇的“合和堂”，就是祖籍扬州、咸丰年间移居来的许氏父子创办的。 不难看出，明清时，尤其是万历至乾隆这二百多年间，昆曲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墨客骚人喝彩，贩夫走卒激赏 昆剧的魅力究竟来自何处？概括地说，来自于其内容与形式上独特的美。具体地说，来自题材美、情节美、思想美、音乐美、表演美。 我们都知道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爱情故事跨越时空、跨越阶级、跨越民族、跨越宗教、跨越性别、跨越年龄。人人都对男女之间的情事充满浓郁而永不衰竭的兴趣，而昆曲的大多数剧目都是以爱情故事来构建全剧的。如《双珠记》、《鲛绡记》、《香囊记》、《还带记》》、《玉玦记》、《怀香记》、《明珠记》、《宝剑记》、《四喜记》、《赠书记》、《南西厢》、《孽海记》、《浣纱记》、《玉簪记》、《还魂记》、《长生殿》等，无不是以爱情为全剧内容主线。即使是反映朝代更迭的政治戏，也多由爱情来搭建全剧结构，《桃花扇》就是典型。 昆曲在明清时又别称为“传奇”。文学范畴的“传奇”定义，是指情节离奇曲折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华夏民族对“传奇”可谓情有独钟，早期的神话、寓言、史书所记述的人和事及民间传说都具有传奇意味。在小说成为独立文体之后，“传奇”便成了小说的代名词。故而唐代的裴铏将自己所创作的小说集名为《传奇》，后人因唐人的文言小说都有奇特的故事与不凡的人物，干脆都称其为“传奇”。之后，这个名词被反复运用，宋代的文言小说甚至话本小说也被人称作“传奇”，元代北方的杂剧、南方的戏文亦有人以“传奇”名之。然而，“传奇”一词成为社会大众的熟语，还是在昆曲产生之后。昆曲剧作家为了满足民族审美心理需要，以描述传奇性的故事作为自觉追求。李渔对此有着透彻的阐述：“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 华夏民族之所以有此审美心理，与祖祖辈辈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有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因农业生产需要，一生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几乎足不出乡镇，生活单调、枯燥、乏味，对外面精彩的世界便充满了向往。然而，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所以只能将想了解所处环境之外人事的强烈兴趣投注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传奇性故事上。深谙民族审美心理的昆曲剧作家们，为了使自己的剧作得到广大观众的青睐，便挖空心思让剧目所讲的故事具有传奇性，不论演员的歌唱如何，演技如何，单就故事的内容，也具有让人跟着情节紧追不舍、欲罢不休的吸引力。可以说，现存的数以百计的昆曲剧目，故事内容平淡的是极少的。 昆曲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曲”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昆曲之所以能够在嘉靖至乾隆二百多年间，风靡大江南北，那是因为它的曲调博得了人们由衷的喜爱；它之所以在衰弱之后，几度濒临死亡，却又总能活转过来，还是因为人们舍不得这一美妙的声腔“广陵曲散”；它之所以在上个世纪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是上流社会家庭子女文艺修养重要教育内容之一，仍然是因为它的音乐。 昆曲的音乐，根系深远悠长，其营养来源纵及唐宋，横涉各地。有唐宋大曲、宋词、金代诸宫调、宋元明清的民歌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乐曲等诸多音乐成分。她的音乐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旋律、音色、音质与民族成员内在的审美呼求是相一致的。只要你是华夏的子孙，只要你受过华夏文化的培育，不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能拨动你的心弦，和你的情感合拍；昆曲之所以能够走出江南，扎根北方，盘踞川湘，亮相岭南，既能得到墨客骚人的喝彩，又能得到贩夫走卒的激赏，是因为她的音乐来源既有古典的雅乐，又有流行于市井乡村的俗曲，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能从中得到让自己快乐的音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曲是华夏民族真正的声腔。 美学衡量：圆融、雅致、合度、诗化 如果从美学角度对昆曲之美做一个归纳，即是圆融、雅致、合度、诗化。 圆融，本是佛教追求的一种境界，指人与事物不偏执一端，圆满融通。它与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中和适度，是完全一致的。以昆曲的故事内容来说，它的每一部剧目，开始时，其人际关系、人物的内在心理，总是不平衡的。若是表现朝廷政治，一定是奸臣当道、君王昏庸，正直而一心为国为民的大臣不但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还会遭到邪恶势力的残酷迫害。但是，沧海桑田的社会运动，总是朝着光明与进步的方向。正与邪、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较量的结果，必然是前者战胜后者，昏暗混乱的社会一定由海清河晏的社会所取代，恣意妄为、作恶多端的奸臣绝对逃不脱严厉的惩罚，而德才兼备、致力于国强民富的忠臣贤士必定会适得其所。总之，昆曲的圆融之美，就像美玉一样，不艳不俗，温和润泽，平静安详。 雅致，是与粗鄙、俚俗相比较而言的。昆曲伴奏的乐工，多是经过长时间训练而有相当深厚音乐素养之人，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文武场之分，乐器的演奏也比民间小戏和早期花部讲究得多。如普通的乐器笛子，其口法指法，就变化多端。口法以婆嘴笛为上，尖嘴笛次之。指法亦有十余种之多。擫笛之诀有八，曰尖、沙、宕、脆、洪、亮、宽、敞。昆曲的舞美与表演，总是不厌精致、细腻。若表现的是皇宫或王侯之家的生活景象，出场的人物总是衣饰鲜丽，举止得体；若表现的是才子佳人，不但服饰雅洁，其举手投足，还流露出大方、文雅、端正等等的仪态。及使表现的是落魄的书生，或生活窘迫的贫妇，其穿着也有一种美的风致，那补丁的大小、颜色、所在的位置都是恰到好处的。 合度，就是严格遵守规范。从剧本的结构、套曲、文词、人物上下场的安排、最后的收场，每一个角色的穿戴、脸谱、所持的物件，行当的每一个程式性动作和吐词收音的每一种方法，伴奏的曲子、声音的强弱、于何时伴奏，都是有规范的。只有符合这规范，才是美的，才能得到观众赞赏。否则，要么不能让观众赏心悦目，要么就是对美的破坏，让观众刺目剜心。 诗化，即理想化。昆剧用各种艺术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景象，所塑造的人物，所讲述的故事，所营造出的氛围，都不是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而是浪漫而美好的形态。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国人多半有一颗“诗”心，追求诗意的生活，而昆曲正是应合了这一审美要求。她所描述的故事总是让人充满了向往，恨不得自己也能来到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之中，抚慰那为情所困的杜丽娘，给秋江上的陈妙常划桨摇船，夺过那要装进白娘子的钵盂；她所歌颂的正面人物总是那样的光彩夺目，身上没有任何缺陷；她的语言，无论是曲词还是宾白，大都具有诗的韵味，不要说在剧场里接受了，就是阅读文本，也会获得许多美感。她音乐的诗意更加浓郁，会让听众不知今夕是何时。那音符直透入你的灵魂深处，和蛰伏在那里、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隐秘情感进行融汇，此时此刻，尘世的烦恼、急于求成的焦灼都被融化了，洗涤了，释放了，似乎只有一颗洁净的童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