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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这个问题是源于最近一场争论，即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随之湖北部分学校专门对《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删节，重编后再让学生学习。于是，删还是不删？便成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2007年启动的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倡导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于是，中小学生诵读蒙学小书蔚成风气。我对这场“读经”热，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曾指出儒家经典是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儒家学说虽然有它超越的一面，但就总体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皇权专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传统经典中、特别是用来教育当时少年儿童的蒙学书籍更是充斥着这种意识形态，让刚刚接触文化、有待于启蒙的儿童诵读这些，害多益少。 为什么说“害多”？因为这些典籍中有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强调“君父”对于他统治下子民、臣民的绝对权力。如果说原始儒学中孔孟还主张处于上位与下位的不同人群的相对关系，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父慈子孝”等，不赞成单方面的权力或义务。可是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皇权专制日益加强，产生于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下，限制、甚至要消除出于人性的正当欲求，这样，孔孟所倡导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相对性主张也被消减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把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君权越来越强，几乎涵盖了一切。在这种情势下，强调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所谓“君要臣死，臣若不死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为不孝”就出现了。这在通俗文化和蒙学中表现得特别强烈，上面所引就是出自明中叶成书的《大唐秦王词话》。 《弟子规》是清初李毓秀写的，这本小书就是讲怎么做弟子（儿子、兄弟，总之是在宗法网络中处在下位的人）。作者不讲是非，片面强调服从。比如书中讲到“孝”时有云“亲憎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这六句意思是父亲越不喜欢你，你越应该孝顺，这是考验你孝心的时候。父亲不听你的劝谏，在他高兴时你再反复劝谏。父亲发怒了，他用棍棒打你，你只能号泣，不要怨恨。这里虽然说的是“侍父之道”，古代君父一体，事君如同侍父，所以也是说如何做臣民。这种思想《三字经》中虽然没有《弟子规》那么明显，但其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也是这一套。少年儿童最初接受教育时仿佛一张白纸，此时用什么原料做底色很重要，难道孩子一接触文化，我们就要在他们的心灵笼罩上皇权专制的阴影？让他们从小立志做只知绝对服从、没有丝毫个人意志与权利的子民、臣民、奴隶？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因为其社会基础是宗法社会，因此不管统治如何严酷，总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匍匐在绝对专制下的奴隶，往往称臣民，甚至子民。皇帝以大家长自居，把这种统治装饰得有点“人情味”。百年来，这些都是学界反复讲、讲烂了的问题。直至今日许多做教育工作的人们对它还是缺少警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一再强调“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什么叫公民？记得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后，我上初中，那时的政治课就是“宪法课”。而“宪法课”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公民”，合格公民是能够“自觉地尽到义务，享受权利”。这句话隔五十余年，我仍旧没有忘。这种意识与蒙学中教给孩子的东西是大相径庭的。 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书籍加以删削再让孩子读呢？我看大可不必，学习传统文化为什么非得要“读经”，或背诵这些呢？如果希望趁着儿童记忆力好时，让他们背诵点东西以了解传统文化。那么，传统文化中对儿童无害有益的读物车载斗量，如唐诗宋词元曲、两汉唐宋文章，甚至《诗经》中也有不少短小通俗有趣的诗章，这些都可以让孩子来背。甚至有些枯燥，孩子不懂、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易经》的“六十四卦歌”），小时候背了，长大了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古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关键是孩子们愿意，如果不考虑个人意志，填鸭式硬灌也不好。读书应该是个有乐趣的事。统一要求“诵读”是不是符合儿童教育规则，值得做教育工作的同志考虑。 文革“批林批孔”时，把蒙学如《三字经》、《弟子规》、《神童诗》、《名贤集》这套书拉来批判，普及到每个生产队。当时我在农村工作，便被拉来给主持这场运动的政工人员和干部讲解。本来解放以来，这些书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作大批判的“反面教材”，又翻腾出来印了给大家读。为了“批倒批臭”，举国上下用尽了污言秽语。不想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现在又要求少年儿童“诵读”了，还讨论删不删的问题，照我看让它们寿终正寝吧。它们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