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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国藩的研究可说是当下的一门显学，但人们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其事功和道德文章。而历史学者张宏杰的新书《给曾国藩算算账》从曾国藩的收支情况入手，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曾国藩，也展现了一幅真实的清代京官经济生活画卷。阅读这本书，不但使我们对曾国藩有新的认识，也能引发我们很多其他的思考。围绕该书，本报对张宏杰做了专访。  《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 读书报：当时很多官员都收灰色收入，为什么曾国藩不这样做呢？ 张宏杰：曾国藩是理学家，追求道德修养，那么就不能肆意谋求灰色收入。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 我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他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有人送了我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道，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我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条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以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送礼金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渡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发誓学做圣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于是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 另外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说服力。有一些京官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来源，就是给地方官在北京办事，谋取一些灰色收入。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钱财。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 读书报：通过细究曾国藩经济生活的细节，您有何收获？ 张宏杰：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这些细节是很有趣，我觉得通过这些细节，我完成了两个“穿越”：一是对曾国藩内心的“穿越”，另一个是对晚清社会的“穿越”。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另外，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建立和使用“小金库”，如何拒绝和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我们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是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读书报：曾国藩之所以没有沦为贪官，他的理学修养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这给我们什么启发？今天官员的道德提升能否从中取资一二？ 张宏杰：是的，中国古代官员和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古代官员都是三榜进士出身，浸淫于孔孟经典当中。儒学对他们的人格有着强大的塑造作用。明清两代清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是理学信徒。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它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晚清的曾胡左，都精研理学。胡林翼晚年皈依理学，“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有“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之愿。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等人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所以官员有没有信仰，对他的人生选择是很重要的。没有其他信仰，那么只能信仰金钱了。（马燕、郭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