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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龚鹏程 文化人喜欢若无其事地说些恶毒话。有次，我邀旅日学者李献璋先生参加一研讨会，评论某篇论文。李先生表示该论文谈妈祖，“妈祖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这个问题，已经被我做完了。现在再来研究妈祖，非愚则诬。”瞧也不愿瞧一眼。我大感惊异。不料他又接着道：“你别以为我狂妄，我告诉你，我的学问，超过顾颉刚几十倍哩，现在大家只晓得顾颉刚，唉！”摇头叹息不已。 我很不喜欢李先生，觉其气味不佳，无故矜张，尤感无聊。但他这番话，我一直记在心上。经常在琢磨：顾颉刚、陈寅恪等几位闪亮的名字，是否真正不忝其誉？到现在，我们仍在传述他们的治学伟绩，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是他们的事功历久而弥著，抑或后学孱弱、仍难企及？现代学者，若说成绩已超过顾颉刚，能不能只视为笑谈？ 我常想这个问题。久而久之，遂对大师们少了敬意，觉得到现在仍不加批判地称述这些大师，恐怕不对。  顾颉刚（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顾颉刚的辛勤治学而言，我人固当敬佩学习。然其《古史辨》，方法本身实有问题，凡其所考，俱多可商。论秦汉方土及儒生，更是错误百出。学术是进步的，现在来看顾颉刚，可视为旧日之典型，却实在不能奉为今日仍可遵循的导师。 陈寅恪也是如此。余英时、汪荣祖诸先生近些年还有论陈氏史学的专著，可见其令誉不衰。彼以名公子，擅长多种语文，得与梁任公、王国维并肩于清华为国学导师，自为海内所景慕。兼以博闻强记，著述宏富，为世所推。后因眼疾，又未能脱身竹幕，末年身世，辄多可伤。其遭际、其学术，渐成为学界中一则传奇，历经传述，殆非无故。  陈寅恪（资料图 图源网络） 然而，纯从学术上说，陈先生是站不住的。陈先生号称通晓几十种语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创获者，其实不多；偶尔运用其梵文知识考释中古史料，也多迹近附会，或无关紧要。在研究方法上，陈先生固然具有方法论的方法意义，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证为主，且乏玄思，不能处理哲学问题。其具体研究，也往往不能成立。例如他讲南北朝史，论《切韵》和四声，坚持四声系受佛教影响、《切韵》为一地之方言。近来讲声韵学的人，或不以为然。他谈隋唐制度之渊源，谓唐官制依隋，隋依北齐。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实际采用梁陈旧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润孙先生已有驳正。凡此皆因陈先生自己对汉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识，故论南北朝史喜欢谈域外影响、论隋唐史喜欢讲北朝渊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 他的唐史研究，问题更多。他认为唐代前期採关中本位政策，后来武后起用文学科举之寒人，逐渐形成后期朋党之祸，世族与科举进士阶层相倾轧，唐室以屋。整个描述都是错的。 而其中针对个别事例所发之议论考据，亦多经不起推敲。如他考证《长恨歌》，谓白居易之诗与陈鸿之传，应该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说唐人传奇之盛，是由于进士之温卷；说唐人小说之发达，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等等，后起的研究，都证明了它们会经误导过太多学人。 因此，陈先生所展示的，其实也是个旧典范。近几十年来，史学论证之严密、视野之开拓、方法之推陈出新，俱已超越陈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故基于学术传承相继的意义，一方面固当感谢诸先生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方面则应正视当代研究的成果，别老供着旧菩萨，不屑看看眼前活蹦乱跳的小仔子。 咱们社会，谈起学术史，仿佛就只是几个冯友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仿佛到台湾这几十年就不再出现过什么值得称道的人物。这种大师崇拜，虽不能代表什么意义，但对学术的了解，恐怕会造成不恰当的估量。因此，我愿意接着李献璋的话说：不是某个人超过顾颉刚、陈寅恪，而是许多人都超过他们了。 这是我很费力说的正经话。大师们是否真为大师，需要评估；纵使真为大师，大师走得远了，他头上的光环也不必老箍住在咱们头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