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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韩愈时代大体上面临着上述两个紧迫的危机。据《全唐文》卷735韩门弟子沈亚之《送洪逊师序》： 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 同书卷686皇甫提《送孙生序》也说： 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臀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 则当时士人多信佛，足见中国文化危机之深。韩愈受时代召唤，首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的努力的目的是要唤起士大夫群体自觉，以儒家之道而不是以佛老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首先从排击佛老，“扶树教道”入手。 韩愈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乱华”。他在《赠译经僧》一诗中写道：“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他的反佛言论主要存于《原道》、《论佛骨表》和其他一些诗文中。 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列举了佛教流行给社会带来的三项弊端和辟佛的三项理由。（豆）佛教、道教盛行，造成白食者众多。与韩愈同时的彭偃曾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注]韩愈更进一步指出：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 他认为佛道二教存在，大量人口不事生产，造成社会财富不足，影响了社会安定。这是经济上的原因。（2）佛教“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即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之道，不合中华的伦理道德。（3）信佛乃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即佛教作为外来的异质文化，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有可能丧失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在《论佛骨表》中，韩愈也讲了三点理由作为反佛依据。（1）从华夷之辨出发，指斥佛教为“夷狄之法”，与中国先王之教相悖违。（2）从历代盛衰来验证佛教的实际效果，指出佛法传入中国之前，百姓安乐寿考，自有佛法以后，反而“乱亡相继，运作不长”，“宋、刘、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由此得出结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3）指出天子带头崇佛，会煽起宗教狂热，出现“焚顶烧指”、“解衣散钱”的情况，以至“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是从教化角度上计，将疯狂的拜佛行为看成野蛮不文明的表现。 韩愈站在中华本位文化的立场上，以儒家文化为华夏正统，佛是夷狄之法，不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他的反佛论点，或着眼政治经济，或着眼伦理道德。他的这些论点，大抵在他之前都有人提出过，如唐初傅奕曾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其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注]韩愈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他敏锐地从佛道德三教势力的消长中，感觉到儒家文化面临的困境。他不单单停留在对佛教、道教的抨击上面，而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与佛道二教对抗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轮廓就体现在《原道》、《原性》、《原人》等著作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