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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须破除的是“创新”观念。“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在许多方面确都需要创新。但对人文学科来说，更需要的是“务实”，是“守正”。在“守正”的基础上“出新”是可以的，而不能刻意去“创新”。只有在原有基础上自然而然生出的“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孔子说“述而不作”，“述”便是“守正”，“作”便是“创新”。“述”比“作”难，因为只有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成果，才能准确地“述”出来；而“作”则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另搞一套。当下在人文学科中，“创新”意识过于强烈，好像“新”就是好的，“旧”便意味着没有意义。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有些人不从正路上去理解《诗经》，也无心去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而是锐意求奇、求深，近于“脑筋急转弯”的方法，于是观之则“新说”丛出，按之则无一能落到实处。这些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出成果，写文章。一般读者则不能辨其是非，只是觉得新奇便好，奇便能刺激自己对知识的兴趣。这样自然很难把握《诗经》的精神本质，也不可能有耐心去领会《诗经》的真正意义。 总之，“诗歌总集”观念关注的是诗的艺术形式，“古典知识”观念关注的是《诗经》中的文化知识信息，“创新”观念关注的是自我表现，其目光投射皆是外在于《诗经》的东西，而忽略了诗歌的内在精神。只有清除了观念上的这些障碍，才有可能走近《诗经》。  “思无邪”的读经方式值得借鉴（资料图 图源网络） 就具体阅读方法而言，前人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学习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无邪”的读《诗》方法，即要从正面理解诗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诗经》是中华文明大厦的支柱之一，她与大厦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着大厦倾颓。 其次是缩短与《诗经》的时间距离。也就是说，在观念中，不要把她当作古诗，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边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说：“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千古人情不相违”，纵然《诗经》是数千年前旧物，事态万殊，而人的情感反映则与今人无别。在略检注解，疏通大意的基础上，把她的意思品读出来，而后与自己及身边、眼前的人、事、物联系起来，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会汩汩流出，使自己进入情景之中，去体会其心灵的脉动。在这种情景下，你可能会把外在的什么赋比兴之类，统统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 其三是静心平读，反复涵泳，不可有丝毫私意掺杂。朱熹说：“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迭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朱熹曾批评人说：“今公读《诗》，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如做时文相似，中间委曲周旋之意尽不曾理会得，济得甚事？”（上引皆见《朱子语类》卷八十）这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诗上，而要通过反复涵泳，让诗意自然流出，而与自己的情感、思想相融汇。王阳明《传习录》中有训蒙的《教约》，他说：“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这是让《诗经》的精神汇入自己血液的一种方法。 前人的这些宝贵经验，在今人看来可能已经不合时宜。原因是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彻底改变了中国学术原初以“修己”为第一要义的治学方向，而代之以知识开掘为第一目的。于是《诗经》由原初的鲜活的精神生命，变成了凝固的古典知识，其正人之行、动人之心的双重功能，也随之丧失。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学术与人格分离、学术与人生分离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古典的阅读方法的重新呼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