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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时代的国学》 文/龚鹏程 三、由国学到国际学 国学运动，按理讲，应该是要发扬民族精神。但由我刚才的叙述，可以发现：“发扬”已被反对所替代，“民族”也一样。讲国学，当然是要讲我们自己民族的学问，但“民族”很快就变成“国际”了。与国际汉学、国际东方学的关系非常紧密。 （一）东洋 前面我曾提到国民性研究。这种研究本来就起于日本，在国内讲这个的，则以鲁迅最著名。鲁迅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阿Q精神、大骂礼教吃人，影响极大。但鲁迅的论述，其实没有脱离日本“支那人论”的范围，包括所举的例子（我另有一篇《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详细说过这一点，这里就不谈了，各位可去找来看）。当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人怀疑抄了日本人的著作。鲁迅自己当然很生气，但这也不是完全没道理的。毕竟当时讲国学，皆与日本人的研究多有关联。 另外，刚刚讲的古史辨运动，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多是神话，不可信。理论其实也有个日本渊源。早在1908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便发表过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谓尧舜禹都该抹杀，不是真的。文章收在他的《中国古代传说》里。  国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这几年都在新疆的伊犁办世界周易大会。当地有个八卦城，乃汉代乌孙王朝故地。乌孙跟汉朝关系最密，汉朝第一次嫁公主去和亲的地方就是乌孙，“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哀怨多”讲的就是她，王昭君的故事则要在之后几十年才出现。但是像这样现代人以为偏僻之处，白鸟库吉也早在约一百年前就写过《乌孙考》，可见他对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史、朝鲜史都非常有研究。他最早提出来了尧舜禹抹杀论，跟顾颉刚后来所讲几乎一样。我也可以相信顾颉刚应该不是抄袭的，但是理论太像了，且人家比顾先生早那么多年。 此外，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一类重要佛教史迹，大部分亦都是日本人开始做的调查。原来中国没有人知道，湮没在荒烟蔓草的山坳里，中国也没有任何一篇论文。 建筑史方面，现在讲中国古建筑，总会讲到梁思成。但你有没有想过梁思成怎么会要做古建筑研究呢？那是因为在他之前，研究中国古建筑已经是国际上的热门题目，像日本的伊林忠太等人对于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就已很细了。如寺庙、皇宫、民居、城市，还有古建上的装饰，斗拱等，研究都非常多。因为现在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木造建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筑则是日本奈良的东大寺。日本本来就关注这个，并努力寻找跟中国的渊源，所以他们在这部分的研究比较多。 当时东北西北考古、西南考古，亦是如此。我们一般只注意到西方来的斯坦因、斯文赫定或者是安德生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日本在这其中的规模也很大。后来日本更扩大了这些民俗、考古、历史、社会调查，扩大到东南亚。它的成绩非常之好。早期台湾被日本殖民之后，日本建立了台湾大学，作为日本当时的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其中有一个学术强项，就是民族学调查。日本当时把台湾作为南进基地，所以进行了对台湾本身民俗及少数民族调查、东南亚调查。 当然日本很多调查跟侵略的行军部署有关。它到每一个地方，要如何进攻，进攻以后要掠夺哪些文物，哪些是有价值的，都得力于广泛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很多时候跟国学研究真是结合的。一方面是研究，清查中国还有哪些东西。另一方面，本来是一个发扬本民族的活动，但它又有广泛的国际性参与。 （二）西洋 日本是一大块，还有一支力量从西方来，瑞典，德国，苏联，俄国，匈牙利，英国，法国都参与了中亚跟西域的考古，蔚为风气。 我讲过了，西方的东方学，早期主要是研究埃及、波斯，后来越形扩大。埃及波斯的文物已经研究差不多了，很多重要文物都带到了英国法国去了。接着是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开始研究印度、中亚，然后再从中亚进到东亚，进入新疆地区。如斯坦因，他是匈牙利人，在没到敦煌以前，他就看过敦煌文物了。因为他读书时，老师柏和奇便收集了很多千佛洞的图像，所以斯坦因老早就知道千佛洞。他大学毕业后到印度去，在加尔各答做大学校长，是一个有名的学者。后来他四次进入新疆考古。第一次考古的报告《古代和阗》，到现在还是研究和阗地区最重要的著作。它有两大部，第一部十七章，第二部主要是图版。第二次探险又写了《西域考古记》《沙漠中的契丹遗址》等等。他在敦煌的藏经洞待了七天，收了一万多件文物到英国去。 伯希和就更了不起了。他在法国东方学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现在痛恨伯希和、斯坦因这些人，都说他们“盗宝”。还有含泪先生扇情地写什么《道士塔》。实则人家没偷你没抢你，是你自己不识货。他和你商量讨论，捐钱给你修千佛洞，然后买走你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他还没有全拿。以当时的条件，全部拿走也是可以的，但是人家没有，因为觉得没必要。伯希和的汉学学问比斯坦因好。所以伯希和每个经卷都看过，都挑选过了，最价值的全部带走。 特别之处是什么呢？敦煌是千佛洞，佛教寺庙有佛教文献不稀奇，但敦煌其实有大量的非佛教文献。以伯希和带走，藏于巴黎的这批敦煌文献来说，其比例就高达百分之四十七。将近一半不是佛教文献。主要是有关于中国当时的历史、地理、民族相关资料，对于重建当时的历史社会状况是非常有帮助。其次是道教文献，对于研究宗教史，非常有帮助。其三是大量的儒家经典。印刷术是宋代以后流行的。在敦煌却还能看到汉魏南北朝隋唐时候的《论语》《孝经》注解等各种经典早期的文件；看到《文心雕龙》《切韵》。数量很大，光是《兰亭集序》就有十几件。还有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文献。这些都被伯希和带到法国去了。 当时中国的朝野都没有注意到这批文献的重要性。而就算注意到了又能怎样？当时我们的学者，老实说，这些文献摆在面前恐怕也多看不懂的，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时学界的佛教研究很生涩，对道教更是文盲，根本没有几个人了解，也不知道哪部经典有价值。何况还有许多异族文字？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辨别哪个有价值、它又是什么东西，然后选择带走。这种学力，依我看，当时章太炎，王国维等人，也远不及伯希和。他走的时候，也不是从西域带走的。他从中原过海路，沿途告诉官方，说敦煌还有许多东西，要好好保存。第二年又到中国来，还在中国做了个宣传，把敦煌东西拿出来展览。告诉大家：看，是这样的。罗振玉看了很震惊，请他回法国后，拷贝一份来。他说，没问题啊，果然把拍照的片子寄过来。之后，罗振玉才根据这个，来编印《鸣沙石室遗书》。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当时的国学研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是日本、欧洲各地学者参与进来，来进行对中国文化的各种研究。很多研究仰赖外国学者的力量。如陈寅恪先生。大家都觉得陈先生是非常博学的学者，其实陈先生在欧洲留学时即听过伯希和的课。他回到中国后，担任所谓清华几大导师。这完全是现在创造出来的一种想像。当时的陈先生，一篇文章都没有，婚都还没有结，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刚刚到清华执教。教的也不是后来成名的隋唐史，主要是梵文文献。每周还要从清华园进城，去找钢和泰复习梵文，钢和泰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主要推广梵文藏文，他是国内东方学的重要的启蒙者，在国内教书，胡适陈寅恪都推重他。 （三）印度洋及其他 中外交通史，就是在这个格局中兴起的。一部分人谈中亚民族进入中原文化、对南北朝隋唐的影响。一部分人谈印度文明对中国的作用。一部分著重欧洲传教士来华的工作，往下延伸到近代教育科技及教案问题。还有一些做南洋史地和华人开拓史。各有名家，而皆为往古所无。除第四部分外，主要倾向，都是外部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影响。 其中隐含的一个态度，即是以外部为真理之源。所以感觉音乐、舞蹈、佛陀胜义都由中亚西域来；基督福音则由欧罗巴来；糖、猴王阿奴曼、龙王龙女、佛菩萨都由印度来。清末民初兴起的“回归印度”佛教运动，即与此倾向相符应。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澄等人，要恢复玄奘法师已绝之学，痛批中国佛教久遭伪经伪论之污染，正是国学运动中一枝劲旅。 一些国外的学科，对我们亦有很大的影响。如考古。考古不是中国传统学问，传统的学问是文献，以文献为主。现在的考古的方式，是国学运动中一步一步建立的。早期我们自己没有力量，主要仰赖外国学者，如确立仰韶文化的时期、文化的形态等，都要仰赖安德生等外国学者。斯文赫定他们的西域考古，也是和我们政府配合的。然后整个学科都从国外移植过来。 也就是说，整个国学运动的国际化成分很高。大量的外国人参与、研究方法的改变、学科的建立、学风，都和国外有关系。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角度、观点乃至术语，都大量受到国外的影响。当时巴黎的亚州学会、伦敦的皇家亚州学会、美国的东方协会、柏林的德意志东方协会等都和我们有密切的联系。继伯希和之后，戴密微也来到了厦大，1924年在厦大做研究。 东西洋之外，印度河两河流域也掺和进来了，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就是里面最典型的。说中国人种不是在本土发源的，从非洲，或者从哪里来。中国文明也是从西方传来的。最早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从埃及来。后来此说在中国不流行。更晚一点，影响中国比较大的，是说从巴比伦传来说。这也是通过日本而被中国学者接受的。 早在1913年，日本人白河赤郎的《支那人民史》，便在上海翻译了出来。很多学者受此书影响。所以像于谦、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这些人都赞成“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是从两河流域传下来的。章太炎刘师培先生当年在日本所写的《黄书》《攘书》就是明证。后来包括钱穆先生也主张仰韶文化有典型的两河流域文明特征，是从那边传过来的。甚至有人，像日本人山岛佐夫从古天文学考证入手，更论证中国所有上古文献都是在西元前3世纪左右才造出来的，当时很多学者都支持这个讲法。 这个讲法当年是写进中小学教科书里的，因此影响深远。后来也一直有传承者。例如早期跟冰心是齐名的苏雪林，就一直如此主张。因为她痛骂鲁迅，所以后来在大陆不甚知名，实则创作与学术均很有特点。她后期主要做楚辞研究，想要证明中国文化是从巴比伦传过来的。认为楚辞的神系、所呈现出来的气氛语言，还有那些神话，都和巴比伦有密切的关系。其著作上千万字，是研究楚辞的大家。 台湾还有一位大学者黄永武，在《易经》《毛诗》、文字学，还有古典诗几方面的影响都很大，且曾经以一人之力编成《全宋诗》，又以一人之力整理出所有敦煌文献，编成《敦煌宝藏》。但他就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除了两河流域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印度过来的。 近年大陆上也不乏此类人。一位不在学院里而喜欢写书的女生叫苏三，写了《向东向东再向东》等好多本书，说黄帝是雅各的儿子。 近年我们已不太采取这样的解释，认为文明主要是在中国本土出现的。但是早期这类讲法实在是太普遍了。譬如说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太岁，每个名字都怪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主张印度说，有主张巴比伦说。 此说之所以形成，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考古学是西方的学问，西方人先去做了中东的调查，一路做到中亚，再到中国。当然是用过去研究的知识来解释在中国发现的事物和现象。所以看起来文化仿佛由西向东是一条线，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由西向东走的缘故。这就样苏联在我国北方的考古，考来考去，都认为整个北方文化深受苏联之影响那样，视域所限也。  龚鹏程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龚鹏程小传： 龚鹏程，字云起，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精通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宗教，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顶级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常以孔子自比、自励。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一才子”，每年著述约一百万字。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已有七十余种，主编著作不计其数。近期在大陆出版著作约三十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