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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 “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家训中，讲如何“为人处世”的比比皆是，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厚谨慎为先，切戒捐薄。”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在《郑氏规范》中屡屡训示子孙要体恤孤寡贫穷，好善乐施，譬如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 “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中国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随手可拈，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买肉啖子”“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组合拳”的“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这个特点一直在历代家训中得到传承，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明著作家郑晓在《训子语》中告诫儿子：“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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