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海涛 自孔子被介绍到西方，他基本上被定位为一个没有形而上学思维的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而且被看作东方的苏格拉底——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然而，这是缺少发现的结果。孔子决非是没有形而上学思维和形而上学贡献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传统的研究孔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造成了对其哲学体系和形而上学贡献的误读或误判。认识孔子的哲学及其形而上学必须了解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来考察。这是一个被人忽视或挖掘不够的视角。本文将从这一视角系统考察孔子的形而上学，揭示孔子哲学中原来被忽视的（或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借此证明孔子是一个合格的哲学家。 一、孔子与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 中国有无形而上学一直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话题。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形而上学及其传统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人在思考形而上学问题并寻找西方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对应物时，则往往会想到孔子。孔子作为中华思想家第一人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和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奠定了中国主流思想的传统和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和范畴。不过，孔子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似乎并不明显，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没有形而上学。然而，这是偏见加研究方法的缺陷造成的。如果改变视角，调整方法，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孔子哲学的体系，也会发现他的形而上学。 冯友兰说过：“中国哲学，就其内容说，和其他民族的哲学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如此，它就不能称为哲学。但就表现形式说，中国哲学和其他民族的哲学，则有所不同。”（冯友兰，第39页）他认为，中外哲学表现形式不同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术语太少。他说：“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之后，也就是中国哲学开始反思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中国哲学中的原来的术语很不够用。”（同上，第40页）任何古典的东西与现代学术相比都显得术语缺乏。术语太少并不等于内容单薄或其体系根本不存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拉开距离也只是始于现代，中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广度还是厚度都足以与西方古典哲学媲美。即便是西方哲学最引以为傲的“形而上学”，在中国哲学中也有等量齐观的对应物。 中国哲学体系中最接近西方形而上学的概念是“道”。“道”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从未退场的概念，相当于西方哲学的“逻各斯”，其形而上学的分量不弱于任何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包括“逻各斯”、“存在”、“理念”、“善”等。在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里，“道”是最高概念，是“始基”和最根本的存在，是终极追问和意义的赋予者，是一切现象的本原和本体，是终极真理和最高真理。总之，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一直就是“道”，舍此无他；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基本上是关于“道”的形而上学。 讨论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将“道”视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人们自然而然地首先会想到道家和老子，好像“道”理所当然地属于道家或是老子的独家发明，而孔子与“道”的关系或对“道”的形而上学的贡献则是颇可怀疑的事情。即便是醉心于讨论孔子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形而上学贡献的人，重视的也是其思想体系中“仁”的概念，而不是“道”。当下流行的所谓孔子的“道德形上学”或“仁学形上学”之说，似乎就是以孔子的“仁”为本建立的。然而，这些都是误解的产物。老子的“道”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体系的贡献固然很大，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或承认，但孔子对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也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最基本概念也是“道”，而不是“仁”。 “道”作为中国哲学中最高、最基本的概念的历史延续性是非常明显且从未中断的。承载这一历史传统的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两个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它们两家关于本源存在的认识是惊人地一致的。从孔、老开始，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这不是文字相同而内涵不同。其实，道家与儒家的主要分歧在于政治主张和人生态度，而不在于对“道”的认识。但很多人却误将儒、道两家的分歧看作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事实上，两家关于“道”的内涵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并不对立，因而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说并无实质区别。不过，“道”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或老子任何一人的独创或首创，而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道”字至少出现在西周——金文已有“道”字，在春秋以前就已成为非常流行的概念。现存的成书早于孔、老时代的著作，如《易经》、《左传》等中，“道”已成了一个非常抽象且含义复杂的概念。因此，在孔子和老子分别创立儒家和道家学派之前，“道”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为关于本原存在的形而上学概念。也就是说，孔子、老子只是对固有的“道”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尽管发扬的方式不同，但总的说来二者关于“道”的思想是同源的。当然，在孔、老之前，“道”虽有形而上学的色彩，但关于“道”的系统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建立。 对于“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或形而上学最高概念的形成，道家思想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诸子百家中道家也最重视这一概念，其理论体系亦是围绕着这一概念建立的。道家的名号即出于此。张立文教授认为是老子第一次完成了从“某一事物之‘道’”到“哲学之‘道’”的“飞跃”，“‘道’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被提了出来”。（张立文，第146页）的确，对“道”的形而上学的文字界定和诠释，迄今为止老子所做的工作是最权威、最系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他首次将“道”上升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或者说是他第一次赋予“道”形而上学的含义。从逻辑上来说，老子的“道”来自《易经》，或者说是对《易经》基本哲学思想的概括和继承。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这一思路完全脱胎于《易经》。任何了解《易经》卦象结构及其演变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这可说是对八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的最精练的文字解释或总结。因此，认为自老子始“道”才具有哲学含义是一种不太恰当的结论。 胡适认为，“《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胡适，导言），他的这一结论是草率的。尽管《易经》的卦象和经文只是商、周原始、素朴的巫史文化的体现，谈不上有太深奥的内涵，但它仍可被看作中国哲学发展第一阶段成就的集大成的文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本原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认识。故范文澜指出：“《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32页）后世大多数思想家关于世界本体及发展规律的思想都源于此书，诸子百家皆可追根溯源于此。《易经》集中地体现了孔、老以前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成就，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几乎有相同的影响。冯友兰认为，《易经》是儒家的形而上学。 《易经》的哲学价值在其符号系统（卦象）里面体现得最充分，而文字（经文）的哲学成分则非常有限。书中虽只有几处提到“道”，而且几乎没有哲学含义或形而上学色彩，但它的符号系统却已经有了足够的关于本体论的内涵和逻辑，这对关于“道”的形而上学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思路。《易经》的卦象及其演变对中国思想家思维模式的奠定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后世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道”的哲学内涵和基本逻辑即脱胎于此。这是一个由图像模型向语言表达或语言诠释的转变过程。 二、考察孔子形而上学的新角度 研究孔子的哲学，从《论语》、《孔子家语》等著作入手固然是必要的，但其他角度或资源也不能忽视；发现孔子的形而上学思想或他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要考察这些文本，但更要重视孔子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或学术背景，并从这一背景中发现其他文本的价值。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背景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至少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即便是对《论语》等传统上受到重视的文本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同时也存有争议。研究孔子的哲学不能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而是要将其看作一个系统，并从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发现它的位置和作用。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孔、老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的基础，而孔子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构建和系统化起到了非常独特的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老子一样不可替代。只有了解到孔子在“道”的形而上学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全面贡献，他的形而上学及《论语》中的“道”的内涵才能被完整把握。关于孔子的“道”的思想和他对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具体的和最大的贡献，可以从他与《周易》的关系来理解，这包括他对《易经》的编辑、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对《易传》思想体系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然矣。’”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对后世多有误导，但也体现了部分历史的真实。应该说《十翼》并非孔子所作，但孔子编辑《易经》却是事实，而且对《易经》的最后定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论语》中，还有他直接引用《周易·恒·九三爻辞》的记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与他说过的“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他对《易经》的重视和《易经》对他的影响。在这里，他将“道”与“天命”等同。 对孔子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著作远不止《易经》一部。从历史上看，儒家应该是中国思想文化集大成的思想流派。儒家的前身——儒者，其身份或职业无论是巫者（巫师）、术士、史官、没落贵族还是教师，总的来说都应该是商周时代从事文化、教育的特殊知识阶层或掌管意识形态、负责教育的专职人员。他们是当时思想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类似于印度历史上佛陀时代以前的婆罗门。这便是孔子和儒家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文化背景。 孔子对“道”的哲学形而上学的发展除了体现在编辑、整理《易经》之外，还有对《易传》思想内容的贡献。《易经》里面只有四处提到“道”，而《易传》几乎与《老子》一样，是以“道”为核心形成的，因此堪称是一部关于“道”的形而上学著作。《易传》所设定的“道”乃是一“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易传·系辞下》）的合普遍性与永恒性为一体的终极实存。《易传·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道”，宇宙之本原，世界的一切（时空与物质）由此而发生。《易传》还经常出现“天道”、“乾道”、“天地之道”等概念。万物未生之时，易存在于天地之先，为天地万物之主宰而人莫之见，故谓之道；万物已生之后，道运行乎其间，而人莫之知，故谓之易。而且，“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系辞上》）。如此，天道与人道相贯通，阴阳与仁义便成为一种同质同构之存在，为道德形而上学确定了一个先验的命题。所以，《易传》的“道”论，是儒家的“道”论，而不是属于道家。至此，《周易》的思想内容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的形而上学也基本定型并系统化。这一工作主要是孔子完成的。实际上，了解孔子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论语》并不比《周易》更根本。 尽管后世道教几乎将《易经》奉为第一经典，但在先秦，其前身道家对它却似乎敬而远之，更没有以它为依托来表述自家“道”的形而上学，而是另起炉灶。相反，儒家却俨然是《易经》的直接继承者，在《易经》文本的基础之上阐述“道”的思想。《易传》是足以与《老子》、《庄子》鼎足而立的关于“道”的形而上学理论著作。实际上，先秦道家也承认《周易》是儒家的经典。《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可见，《易经》在战国时代已经被认为是孔子的专攻和儒学的一部分了。自孔子至西汉，“易学”几乎垄断了孔门或儒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传易于瞿”，而商瞿之后“易学”在儒家流派中代代相传。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虽然司马迁将《十翼》的著作权归到孔子名下不尽符合事实，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孔子“述而不作”已是公论，他编辑、整理了“六经”，因而通过“六经”我们也可以窥见孔子的思想。他的门人及后人对他的言行、思想的记录和他本人编辑的著作作为两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系统，都被当作其思想的主要载体。而前者，往往被认为是他的思想的直接体现。其实，这两类著作的作用应该是一致的。《周易》在“六经”中相对有着较多的孔子思想，而《周易》中的《易传》则由于与孔子思想密不可分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与《论语》、《孔子家语》等著作一样的记录孔子原创思想的著作。当然，《易传》里面有大量孔子门人及后人的思想。它的内容也比较驳杂，里面混有道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但是，据此否定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和孔子对它的直接贡献是不妥当的。 三、孔子哲学体系中形而上学的位置 从《论语》入手，是传统地把握孔子思想、考察孔子哲学的主要视角或基本思路。《论语》中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道”是孔子哲学的本体，其中孔子的“形而上学”也隐约可见。《论语》有几十处提到“道”，大部分如张立文所言，不具备哲学含义（张立文，第145页），但有些却明显不同。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里的“道”指的应该是终极真理，或者说是终极追问，是孔子理解的本原存在或最高本体，其形而上学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他曾经说过：“形状，末也。”（《史记·孔子世家》）。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形而上学的位置。 凭什么说“道”是孔子哲学的本体而非其他概念呢？他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以看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各主要概念的逻辑顺序是一目了然的，而“道”就是最高概念，排在“德”与“仁”的前面。而且，他的“道”与“德”和“仁”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不能混为一谈。 当然，孔子首先是一个教育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次才是一个学者和哲学家，这决定了他的言论的主题范围和次序（不是思想体系中概念的高低次序）。从《论语》等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个务实的实践者，并不热衷于空谈一些脱离实际、远离现实的话题。对“道”等形而上学话题，他谈得不多，倾注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说明：首先，孔子并不希望自己的门徒沉浸在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世界里；其次，孔子对所谓“天道”有研究，偶尔的教导足以让其门徒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朱熹就此评价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欢其美也。”（《四书章句集注》，第79页） 《易传》从文风、内容上都有积极、正统、主流的风范和气势，具有典型的儒家风格，与老庄的著作大异其趣，更遑论与阴阳五行家的言论之区别。因此，《易传》属于儒家，孔子思想是其灵魂，阴阳五行观点的杂入也基本上无损于其思想的纯正，这些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关于孔子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的观点流入大陆，与孔子“无形而上学”的观点一并流行。关于孔子“无形而上学”的观点前面已作回应，下面谈谈孔子哲学的所谓“道德形而上学”问题。 “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大约来自康德，即其对“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分类（康德，第2页）。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也即他的所谓“纯粹实践理性”，指的就是先天或先验的道德伦理或人类社会的所谓“自律的理性”。中国学者大约是受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论的影响，将“道”分裂为天道和人道，认为孔子对所谓的自然形而上学不关注，只关注道德伦理，因而虽然无“自然形而上学”，但却有“道德形而上学”。有人认为孔子的道德本体是“仁”；有人对这一问题认识比较模糊，在“仁”与“道”之间举棋不定：因为他们觉得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似乎应该是“仁”，但又知道孔子在“仁”之外多次提到“道”，并将“道”视为高于“仁”的概念，所以在处理孔子的“道”与“仁”的关系时不知道如何摆放二者的位置，这样他们对孔子的本体论的诠释便有了二元论的色彩。有些学者简单地将孔子的“道”视为“人道”，而“仁”就是“人道”的体现，以此来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二者的统一。但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从本质上看仍是二元论的方法。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不仅仅是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冲突，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二元分裂。但是孔子的本体论并不是二元的。当代学者在套用康德时无形中也将孔子的本体论二元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搬硬套，与孔子的哲学体系不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批驳孔子“无形而上学”的观点，以便将孔子从“无形而上学”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然而这却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当代学者关于孔子哲学“仁学本体论”或“人道本体论”的认定也与宋明理学的影响有关，因为理学的“道”与“仁”几乎是一回事。然而，宋明理学的所谓“道德本体论”已与孔子的本体论大不相同。而且，他们对孔子的本体或“道”的解释已经出错。朱熹在解释孔子的“道”时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四书章句集注》，第71页）他还说过：“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同上，第52页）这种解释无视孔子的“道”的形而上学内涵，是不准确的。孔子说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朱熹对此评价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四书章句集注》，第167页）这大约就是当代学者所谓的孔子“人道本体论”的最直接的历史来源。然而，孔子这句话并不是具有代表性的阐述其形而上学的言论。朱熹的评论却无限上纲，其解释与孔子思想完全不符。这也说明理学大师对孔子的形而上思想多有误解，因而对孔子所说的“道”的含义及重要地位没有准确的把握。事实上，程朱理学对“道”的理解大部分来自《易传》中阴阳五行家的观念，而不是来自孔子关于“道”的观念。如理学大师对“气”的重视和将“道”与“太极”、“阴阳”混为一谈等，都是与孔子的“道”格格不入的。孔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很相似，但与宋明理学的“道”有很大区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理学与孔子思想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师没有发现孔子哲学的本体或根本是“道”而非“仁”。“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但并不是最高概念或本体。程朱理学实际上是以“仁”为本，或通过概念的代换，将“仁”作为“人道”的核心，构建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结果当代学者将错就错，以此为内容，借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外衣，炮制了一个孔子以“仁”为本或以“人道”（“仁”为其内核）为本的“道德形而上学”。程朱理学可能有“道德形而上学”，然而孔子的哲学却没有。 可以看出，当代学者关于孔子“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另一个就是理学。但是，这种结合却很生硬。首先，康德的二元论前提下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并不是好的方法，而孔子的哲学并无二元特征。即便是误解孔子最高理念的理学大师们也无二元论的倾向。比如，在朱熹那里似乎并无所谓“天道”和“人道”的明显割裂，他所做的只是将“仁”与“道”合并（将“仁”裹以“人道”的外衣），所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意味着他的思想是一元论的。因此，当代关于孔子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对孔子、程朱理学和康德三方的误读之上的。 总之，孔子对“道”的形而上学有着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足以与老庄媲美。这是理解儒家和道家关系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构成的一把重要钥匙。孔子完全算得上是一个大哲学家，无愧于中国思想家第一人的身份。不过，孔子学术的风格、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决定了他不可能过于沉浸在形而上的思维之中。他的主要人生和学术目标显然不在于构建所谓的“形而上学”，而是改造社会。他以参政、议政为先，退而求其次才治学、教书。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和学者，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探究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及所谓政治合理性方面。 参考文献： [1]《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冯友兰，1998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3]胡适，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4]康德，2002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5]《论语》，1980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6]《十三经注疏》，1980年，中华书局。 [7]《史记》，1983年，中华书局。 [8]《四书章句集注》，1983年，中华书局。 [9]张立文，2002年：《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朱谦之，1989年：《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