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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势力增长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地位。而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影响式微，且呈花果飘零之态。这种情形深深刺激了儒家学者，他们不甘心儒学的这种被动局面。于是便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开始了重建儒学的工作。他们一方面排斥佛老，宣传儒家道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利用佛老思想改造儒家思想。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种影响中国近千年的三教合一的观念形态，这就是宋明理学。在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他曾在家乡徂徕山下讲学，学者由此称他为“徂徕先生”。石介二十六岁中进士，踏入政界，年四十一岁而卒。石介的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义》十卷、《唐鉴》六卷、《政范》一卷、《三朝圣政录》四卷、《徂徕先生集》二十卷。中华书局将现存的石介文章及与其有关的资料，编辑成《徂徕石先生文集》出版。本文即依此探讨石介的思想。 一、力辟佛老、时文的儒家道统思想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中国的土大夫阶层发生分化：一部分依靠治诗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目的是为了得到高官厚禄；另一部分则遁迹山林，栖心于玄寂，求神拜佛，皈依到佛老门下。前者即一般所称的入世之士，代表人物如冯道。冯道一生历四朝，事十君，视丧君亡国为常事，只顾做他的高官。后者可称出世之士，代表人物如陈抟。陈抟隐迹山林，不关心世事，一心只是求道。无论是入世之士还是出世之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真正的国计民生漠不关心，中国传统的士人关心百姓疾苦、国家兴衰的传统不见了。这种传统的丧失，被一些儒家学者认为是佛道侵入的结果。因此，他们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佛老。石介也不例外。首先，石介认为世上并无神仙与佛。如果有神仙，秦始皇也不会死了；如果有佛，礼佛最勤的梁武帝也不会饿死了。而现今之所以会出现夷狄之教满天下的局面，石介认为是百姓的无知与佛老的欺骗。“其佛者乃说曰：‘天有堂，地有狱。从我游者升天堂，否则挤地狱。’其老者亦说：‘我长生之道、不死之药。从我游则长生矣，否则夭死。’”〔1〕“于是人或惧之，或悦之，始有从之者。”〔2〕其次，石介认为佛老是夷狄之教，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佛教是古印度文化的产物，它体现的是印度的社会生活、国家法制和风俗习惯。它当然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家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不同。对此，早在佛教传进之初人们就意识到了。《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儒佛在伦理道德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家人断发纹身与《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教训相违背；二是出家人不娶妻，没有后代；三是出家人披袈裟，见人不行跪拜起之礼，违背了中国传统礼仪。石介的排佛，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只不过他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看成了夷狄之教。石介将佛老提高到夷夏之辨这一高度，除了中国的反佛传统外，还有现实的原因。赵宋建国之初的两位君主太祖、太宗励精图治，想恢复汉唐气象的君主。但到真宗，宋王朝已开始显露衰败之象，北方的少数氏族势力却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宋王朝的统治。这就使得士人对民族问题十分敏感。他们一方面搬出华夏大一统的旧训推动朝庭向北发展，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感到一种威胁，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对华夏正统的宣传。石介的夷夏之辨也确实促进了当时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是考察石介反佛老思想时不可不察的。再次，石介主张采取断然措施，消灭佛老。他说：“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其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3〕石介的这种思想也付诸行动。他初到南京，担任学官。当时的知府刘随既崇儒又礼佛，所以府学的东书库有儒、道、释三教画像。于是石介利用他学官的职权，命令去掉道释画像，独尊儒学。〔4〕在石介看来，当时出现“为夷者半中国”的可怪现象，除了佛老的侵入这一外部因素外，还有“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这一内部原因。因此，要重振儒学，除了破斥佛老的工作之外，还要注重立的工作，这就是石介对儒家道统的阐扬。 第一，石介认为，儒家自有一个世代相传的道统。这就是：“孔了，大圣人也。手取唐、虞、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之道，定以为经，垂以万世。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5〕这个道即“三才九畴五常之道”〔6〕，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它的具体表现是：“君臣父子皆出于儒也，礼乐刑政皆出于儒也，仁义忠信皆出于儒也。”〔7〕像这样宣传儒家道统的，远有唐朝的韩愈，近有石介的老师孙复，而石介的道统说则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不同之处，他开始明确地将天地人纳入一个受总的原则支配的体系。他说：“立其法万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变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万世不改也；中，故万世可行也。”〔8〕又说：“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万物者乾，则以君况焉；尊万邦者君，则以父拟焉。”〔9〕这就是说，父道、君道、天道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受同一法则的支配，只不过表现不同而已。石介的这种思想明显地不同于宋初三先生的另两位胡瑗和孙复。他的建立严密体系的自觉，无疑是后来程朱理学“性与天道”体系的先驱。 第二，儒家道统除了体现纲常名教之外，还有一方面的内容，这就是积极入世的精神。积极入世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早在《论语》里就有孔子批评隐者的言论。石介认为中国士大夫的这一传统却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丧失了。一是佛道的消极遁世的出现；二是开科取士将士人的精力吸引到诗赋这种无关国计民生的事上。对于第一方面内容，前文已有论述，不再重复。下面我们着重谈一下第二方面的内容。科举以诗赋取士使得宋朝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即西昆体，石介称其为时文。石介认为时文“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10〕，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实际的益处。因此，石介对这种以杨亿为代表的时文大加鞭挞：“昔杨翰林（亿）欲以文章为宗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之目，聋天下人之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柯、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柯、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11〕在这里，反映了石介的“文以载道”的思想。石介并不反对为文，只不过文要体现儒家的道统，要体现关心世事的精神，而不能单纯为文而文。在石介看来，能够载道的文只有古文，这是为文的传统，即文统，文统与道统是一致的。相反，杨艺的西昆体是反对古文的，“故杨翰林少知古道……然以性识浮近，不能以古道自立，好名争胜，独驱海内，谓古文之雄有仲涂（柳开）、黄州（王禹偁）、汉公（孙何）、谓之（丁谓）辈，度己终莫能出其右，乃弃古文而不为，远袭唐李义山之体，作为新制。杨亦学问通博，笔力宏壮，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质，非化成之文，而古风遂变。”〔12〕所以杨艺的西昆体没有体现道统，相反，倒与佛老一样，将士人的目光吸引到无益国家百姓之事上。因此，石介以对时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坚决反对这种无病呻吟的文风，倡导务实的文风。他在太学任主讲时，曾出题《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让学生作文。其中有个学生的赋中有：“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封八大之王”的字句，引起石介的感慨：“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偶对之间，探索圣贤之奥义者，百无一二。”〔13〕并由此将那些专以博取功名为目的学生赶出太学，从而形成一股议论朝政、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风气。石介在太学期间，贯彻新的教学法，引导学生远离时文，一扫当时的文风，太学士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几千人，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直接开启了以后太学士干预政事的先河。 总之，石介的排斥佛老和时文，并不在于佛老和时文本身，而是因为它们破坏了儒家的道统。即“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与杨亿也。”〔14〕 二、矫厉时弊的儒家人伦思想 佛道的兴盛，冲击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造成礼乐崩溃，以至于出现了象冯道这样不知廉耻的“长乐老人”。面对这种士不知耻、民不知礼的乾坤颠倒的社会状况，宋儒们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恢复中华的纲常名教。石介在这方面也多有建树。 首先，石介作《春秋说》以明君臣之道。《春秋》这部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据说是孔子删定。《春秋》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用字来显示褒贬。因此，《春秋》的价值在于它的“微言大义”，即它所寓含的君臣之道。但是，汉唐学者治儒家经典，重点放在名物训诂上，《春秋》的“微言大义”因而不显。石介抛弃了汉唐的这种治经方式，采取注重经典义理的方法，并直接开启了后代以己意解经的大门。他的这一作法，在其著作《易解》时即有表现，到了《春秋说》就更明显了。石介继承了他的老师孙复的观点，主张君臣之道不可侵犯。他的《春秋说》中讲：“母弟一也，而或称之以见其恶，或没之以著其罪。天王一也。或称天以著其失，或去天以示其非。”又言：“礼有重轻先后之不同。以祭视绎，则祭为重而绎为轻；以绎视卿佐之丧，则绎为轻而卿佐之丧为重。有国者当图其称也。”这里虽然谈的是春秋之时的事，但石介却由此引申开来，说明这种君臣之间的等级观念是不可侵犯的。每个人都注定只能按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不能妄作，圣王之制是不能违反的。石介的这种说法，是有为而发的。五代十国，君被臣废、父被子废等违背封建统治的现象经常发生。石介提倡《春秋》的尊王，目的即在于防止宋王朝也出现五代那样的混乱局面，他是要为统治者寻找长治久安之道。当然，石介的这套讲法未必符合《春秋》的原义，但他却开创了一种方法。后来的理学家都通过用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将那些古典纳入到理学的体系中去。这套“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是对汉唐经学笺注的反动，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方式。 其次，作《季札论》以明父子兄弟之道。季札是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吴王寿梦的季子，寿梦要传位给他，他辞而不受。寿梦只好将王位传给他的长子诸樊，最后导致亡国。对此，石介称：“墟一国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亲者，季札也。……以季札之明且智，岂不知吴国以季子则存，以诸樊则亡？岂不知能保其先人之国则为孝，覆绝其先人之祀则为不孝？盖以谓父与子，天下之大亲也；兄与弟，天下之大伦也。周室既衰，王政绝矣，天子争立，诸侯篡夺。弟杀其兄，子弑其父，无国无之。且大惧后世不知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皆以为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夺其兄，则亲爱灭矣。故托以子臧，让于诸樊。噫！季札非苟让也，存万代父子兄弟之亲也。”〔15〕在石介看来，季札自己清楚他让位与兄的后果。由于自己是少子，因此，如果让王位传给自己，势必破坏长子继承制，从而引发纠纷，最终会导致兄弟残杀。这样，兄弟父子之情不再存在，也会给后代开一恶例。所以，石介才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可以说是后来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源头。 再次，石介作《师说》以倡师道。师道尊严，这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但由于夷狄之教的侵入和时代的变化，致使“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即使有一些士人热心于拜师，也仅仅是为了学习诗赋，以科举取功名而已，真正为了学道的士人是不多见的。“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蔽也。”针对这种状况，他一身作则，拜孙复为师，以严格的师道要求自己。史称：“且石先生学于孙先生，执弟子礼甚恭。对客则执杖履侍侧，访故则扶掖步趋，少无怠容，士风为之一变。”〔17〕石介的这种作法，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孙复的敬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儒家的礼教。师道尊严，作为儒家礼教的重要方面，历来是受到人们的重视的。儒家的创始人即是以师为业，亚圣孟子也是弟子众多，被石介推崇备至的韩愈也曾当过老师。天地君亲师是一个整体，所以师道的尊严与否，反映的是整个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石介的尊师，就是要从实际生活中做起，恢复纲常名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石介以他的《春秋说》、《季札论》和《师说》从君、亲、师三个方面完整地论述了儒家的名教思想，也表明了他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高度自觉精神。 三、刚正不阿的儒家人格 中国社会历来有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正人君子，但也总有一些明哲保身的无耻小人。孔子称其为乡愿，这种“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与入尧舜之道”〔18〕的乡愿品格在五代发展到了极端。宋初的一些士大夫承五代之遗毒，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置民族大义与百姓疾苦于不顾。石介对这种乡愿式的人物深恶痛绝，他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社会流俗的挑战，为广大的士子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石介，正象他的名字一样刚直不弯，他的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庆历圣德颂”一案中。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为了振兴国力，扫除时弊，重用主张改革的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将丞相吕夷简、枢密使夏竦罢免。这使得石介很兴奋，认为宋王朝的振兴已为期不远了。于是他仿效韩愈的《元和圣德颂》，作《庆历圣德颂》一首，赞扬宋仁宗亲君子远小人的英明之举。他以“众贤之进，如茅斯拔”比喻范仲淹等人的升迁，以“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比喻夏竦等人的被罢免，措辞十分激烈，褒贬分明。这首赋影响很大，连当时远在四川眉山只有七岁的苏东坡都知道。这首赋刚做完，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指出这首赋褒贬过于分明，以“子祸始于此矣”作警告。但石介认为大丈夫应正大光明，不能计较个人得夫。事实不幸被孙复言中，这首赋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祸患，并且及于身后。石介死后，重新上台的夏竦为了将富弼等推下台，散布石介未死，而是到契丹为富弼送信的谣言，要发棺验证。只是由于杜衍、吕夷简等人的力保，才免遭厄运。其次，石介还不顾个人安危，冒死上书，指出皇帝的过失。文中说：“正月以来，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月、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明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20〕对于皇帝的私生活，一般是劝谏的禁区。许多士大夫明知皇帝的所作所为不符礼制，但为了保存自己，避免触怒圣上，一般都保持沉默，浑若不知。与他们相比，石介可谓大智大勇之人了。据载当时满朝文武，只有石介和滕子京为此上书。后来，仁宗终于找了个借口将他贬谪。再次，石介在太学任直讲期间，指斥当时，褒贬忠奸，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在他的影响下，太学生们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这引起了朝庭内外的不满，各种打击、讥讽纷至沓来。最后石介不容于时，被迫离开京城，不久即去世。石介成了社会流俗的牺牲品。 石介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影响很大，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震动。人们称赞他：“先生独与孙复力挽时趋，障百川而东之，其气象固自不凡矣！当其隐居固穷，躬耕徂徕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便尔遇事发愤，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以至撄奸人之锋，滨死不悔。所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21〕 以上我们分别从道统、人伦、人格三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石介的思想。我们看到，他的道统思想，一扫隋唐以来华而不实的文风和士人或隐身山林或追求富贵的风气；他的人伦思想，是宋初思想界对五代以来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标准混乱的深刻反思；他的人格，更是士子们学习的榜样。他的许多思想，是宋明理学的先河。 注释： 〔1〕《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7月第1版。（以下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则全部出自该书，不另注明。） 〔2〕同上。 〔3〕同上。 〔4〕《去二画本记》，卷十七。 〔5〕《怪说下》，卷五。 〔6〕《怪说中》，同上。 〔7〕《宗儒名孟生》，卷七。 〔8〕《青州州学公用记》，卷十九。 〔9〕《上徐州扈谏议书》，卷十七。 〔10〕《怪说中》，卷五。 〔11〕同上。 〔12〕《祥符诏书记》，卷十九。 〔13〕《孙明复小集》卷二《上花天书章》，附录四。 〔14〕《怪说下》，卷五。 〔15〕《季札论》，卷十一。 〔16〕《师说》，附录一。 〔17〕《鲁两先生祠记》，侯应瑜（明），附录三。 〔18〕《孟子·尽心下》。 〔19〕《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孙复（宋），附录二。 〔20〕《上王枢密书》，附录一。 〔21〕《石徂徕集序》，张伯行（清），附录三。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