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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在对《中庸》的文本细读中,我们逐渐接近中国思想中的最具有辩证论和价值论的意义层面,同时体悟到中庸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意义。正是从更为全面的文化视野出发考察,因而能够尽量减少历史赘加物带来的种种文化误读,尊重东方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并从中感悟中国文化创新与守成的本体依存关系。[1] 一般而言,中庸之道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相合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相生,对君子提出了内在修为与外在践行相互合一的高要求,成为历代君子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一、中庸实践的主体自觉与积极功效 “中庸”之“中”,为历代人所重视并不断重新阐释。王夫之认为:“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1)中,“本训云:和也。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适与相宜,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酌之以中,所以和顺义理,而苟得其中,自无乖戾也。中为体,和为用,用者即用其体,故中、和一也。东西南北之无倚,上下之皆贯,则居事物之里矣,故又为内也,与外相对。唯在其内,故不偏倚于一方,不偏不倚,必贯其内矣,其义一也。不偏而和,则与事物恰合,故又为当也,‘发而皆中节’,当其节也。俗有‘中用’之语,意正如此。”[2] 子思提出“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指明君子所坚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广大,无穷无尽,而其本体精细隐微,无所不在。其后又引用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为君子,而作为君子需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一思想谱系,值得细致分梳。 (一)自我定位的“素位”意识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3]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说明君子应该怎样得其位,应该居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之事。“素”即得其份安其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的好高骛远之事。 “素富贵”,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还想得到更大的富贵,于是就更加贪婪,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相反,有些富人觉得自己富了而他人还穷,于是心有不安,于是拿出部分钱财去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做了有钱人可以做到的善事。 “素贫贱”,一个人贫穷时,如果天天做黄粱美梦,想发大财发洋财,就没有“行乎贫贱”。人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而是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内伤,受到更多的来自他者的伤害。 “素夷狄”,夷狄指的是边疆边地,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行乎夷狄”,不是去埋怨条件差或地理位置不好,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去做事情,而不能邯郸学步把其他地方的制度照搬过来,那样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 “素患难,行乎患难”,处在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提升自我品质的契机。因为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有人来解救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人生修为背道而驰的。在患难中要重温“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4]的精神,安于患难中的坚守道义的意志和相信未来的自信,通过自我实力提升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造就君子的精神生命魅力。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的上级不要去欺凌下级,因为人在人道主义的光谱上是平等的,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是同质的。在上位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在下位也不攀援巴结讨好上级,虽处下位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乞求别人施舍给自己任何好处,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不要去铤而走险,而是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里拿射箭来比喻君子为道,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是去怪靶子不好呢,还是应该怪自己射得不好呢?当然应该“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重要价值要求。 《中庸》第十四章强调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中庸》其实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地适应和处置。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二)循序渐进的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的中庸之道就好像行远路,做大事业实现远大的抱负,必须从近处小事做起,只有始于近处才能至于远处,要攀登人类精神思想的高处,就必须从微小事情做起。“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其实说明事物的渐进过程或可持续发展过程。下面用若干例证来阐述这一思想:“《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诗经》说,夫妻情感喜悦和谐,就像鼓琴鼓瑟和弹琴那样声音和美,兄弟情真意切和睦而快乐,能够让家庭充满祥和安宁,让妻子和儿女一起快乐呀!孔子说,如果妻子、兄弟、儿女之间的关系达到和睦相处的境界,呈现出和和乐乐的祥和气氛,那么父母亲是最高兴最开心的! 君子致力于中庸之道绝非好高骛远,更不是一下子挖一座金山银山,而是在日常人伦的当下生活和家庭的安宁快乐之中逐步实现。君子大道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君子应该从自己家庭做起,从中显现出自己和谐和睦的融合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朴素要求。《中庸》提出的“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说明了万事万物的发展总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君子修中庸之道也必须由远及近、由低到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三)敬畏神灵的当代思想启示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鬼神所做的功德是盛大的,而其来去无踪影虚无飘渺,但充塞宇宙之间;体养万物却不能把它抛弃掉,因为它在我们身边。天下的人斋戒时清洁而隆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事祭祀活动,这种庄严肃穆与日常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同。在这特殊的时刻,鬼神洋溢在灵动的气氛里,在祭祀的场所就好像在人们上方盘旋,在人们左右环绕一样。这样,人就体会到,除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外,生命世界中还有天地人神的关系,存在一个超验的维度。[5]人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中心,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主人,不能颐指气使地指挥整个宇宙。相反,在高于人之上,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力量巨大而让人们敬畏的神,充塞宇宙。这双神性的眼睛盯视着我们,使人性污脏显现出来。人们常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正是因为有超越人的天地之“知”,使得人不敢妄自尊大,使得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去膨胀自己的贪心。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如此夫。”“神之格思”,神思降临,“不可度思”,神旨降临神妙而不可想象,怎么可以去厌倦它厌恶它呢?在神性光辉之下,人们感受到一种神恩,同时去深刻地反省自己。隐微之事的显现和诚信不可掩盖竟然如此相关。诚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人额头上没写着字,不知道他是欺骗还是忠诚。但是天地之间有了神的维度,就使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使人不敢过分地贪婪,不敢心怀侥幸去做那些害人害己之事。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中有了神性的维度,人就不仅得以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中庸之道,还可能从天地人神的关系中去获得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使人在天地之间具有谦卑和谐的心态。 肉体的生命终会死亡,而精神生命可以永恒。“死而不亡者,方为寿”。那些肉体死亡了而精神还存在的君子,才是真正的长寿之人。今天,科技理性告诉人们没有神鬼,人也不再相信鬼神,很多人变得越来越自信狂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变得过分张狂,甚至有人达到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的境地。虽然古代引进的“神格”这个维度有唯心因素,但是我们在批判这种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如果人就是宇宙的唯一中心,那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人就更应该深刻反思并制约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广大无边的超验神性的眼睛盯着我们,那人们岂不是可以更多地有一种畏敬虔敬和自我约束吗?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知其所是,而不应茫然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四)大德受命的中庸功效 《中庸》第十六章借孔子对鬼神的比喻再次重申道无所不在的论断。孔子又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孔子说,虞舜真是一个大孝顺的人啊!德行,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贵成了天之子——领导四方的最高的首领,四方诸侯国都是他的领地,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孙后代继承他的伟业。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四个“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无私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滚滚红尘中,声名必然如雷贯耳;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贪心获得;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俸禄;必然快乐而健康长寿。天下万物必根据他的资质才华而去加以培养,应该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应该铲除。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只要你努力而尽到了诚心并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诗经》说,嘉美和乐的圣人君子,显明昭著的就是其美德,善于安民,善于用人,受禄于天是一种享受天赐的大福禄。上天保佑为王命,从天而降,加以赐予。所以拥有大道的人,必定承受天命。 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强词夺理,不要铤而走险。就古代认识论而言,自然之道是“损有余而奉不足”,人类之道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损不足而奉有余会让富的更富而穷的更穷,由于社会的不公平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必然使人产生贪婪之心凶恶之心。于是,社会争端由此而生,善良美德被愚蠢取代,变成了不思进取的保守,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战争而永无宁日。因此,人要守其德守其位,有其位就要守其实,如果不在自我所希望的位置上,就要静心于现状等待新机,而不能心慌气急铤而走险。 《中庸》告诉我们,每个人应该顺应自然并感恩天地。人们看到太阳升起来而万物生长,说明自然不辜负任何有为的生命。但如果人一意孤行则“倾者覆之”,就是说如果有人生出祸心、是非之心以及战争的恶魔之心,自然一定会倾覆他、颠覆他。尽管这有浓厚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因果报应的意味,但如果从社会现实角度理解,今天也应该奖赏鼓励美好的品德,批评遏制那些不好的恶性,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扶正气压邪气。 由此可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急功近利。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做起,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中庸》这几章主要谈论了如何达到君子之道,指出修中庸之道犹如登高行远,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同时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方可达到。随后,又以鬼神为比喻,说明了君子之道既盛大又隐微,客观存在于人的周围。最后以虞舜之大德受命于天为例,阐发了君子之道的功效,告诫人们要坚守中庸并一以贯之。 二、礼治规范与伦理政治 《中庸》第十八、十九、二十章这三章的共同性在于,转入历史的阐述、印证,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来说明圣人处事合乎中庸之道,并且逐渐展开对儒家纲领和个体修养的方法的论述。这一部分触及儒家传统的核心,有些思想或观念已经时过境迁而丧失了积极意义,我们应在文化批判中加以文化清理和重新定位。 (一)圣人续接的礼治规范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孔子说,古代帝王中最无忧无虑而快乐的就是周文王,因为他有贤良的父亲王季,而且有圣明的儿子武王。父亲开创大业,儿子又把事业继承下去,所以他不会再有什么忧愁。周文王是快乐的帝王,而周武王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的功业以后,没有仅止于此,而是穿上了战衣去讨伐商纣王,一举夺得了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周武王以正义之师讨伐独夫民贼。他并没有因战争而使自己的名声损害,相反却是扬名于天下,成了天下的圣君。他被尊为高贵的天子富甲海内,得到社稷宗庙的祭祀,子孙永远在他的辉煌感召下继承他的伟业。周武王承受天命做天子时年事已高，周公辅助周成王继承了文王、武王的大业,以天子之礼来祭祀先公先祖。[6] “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周公把这种礼仪、秩序、规矩推行到诸侯、大夫、士人和庶民中。父亲如果是大夫,儿子是士或者知识分子,父亲死了以后,用大夫的礼制来安葬,祭祀时则用儿子的士的礼制来对待。如果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那么父亲死了以后,用士的礼制来安葬,而祭祀时用大夫的礼制。守丧一周年,达于大夫,守丧三年,达于天子。至于父母亲的丧服,则没有贵与贱的区别,天子君王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按什么样的礼制安葬,周代已经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一部分不去过多探究。只需要清楚:古人是圣德相传,所制定的规矩和礼仪使得人人各得其位,生、养、死、葬,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名分。[7] 《中庸》第十八章阐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父作子述,圣德相传,周公旦又制礼作乐辅佐成王。这些在孔子看来都与中庸之道的标准相符合。正是他们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周朝的基业才得以延续。“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最孝顺的人。孝不是饮食之道——让父母亲不乏吃住之用还不是孝。孝是要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把他们未竟的事业往前推进,这才是大孝道。[8]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春秋两季举行祭祀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祖先伟业的歌颂体认,对祖先未竟事业的努力张扬,对祖先制定的政策的重新阐释,也是对今天和后人的一次提升教导。在祭祀上,不管是修缮祖庙,还是把过去的祭祀祭器一一陈列,或是把祖先留下的衣服摆设出来,献上新鲜的时令水果,以表示后代的虔敬之心,都需要某种制度规定,这个制度就叫做礼。[9] 周公认为祭祀宗庙时需要有礼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些礼制包括:“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宗庙祭祀的一种礼制,就是区别秩序,区别先后的秩序。[10]大致上说有以下几种,一是排列官爵区分贵贱,位高辈尊者走在前面。二是在同级中排列职事区分贤与不贤能干不能干,部门重要不重要。三是劝酒喝酒的敬法,应是晚辈敬长辈,以显示出先祖的恩惠下达。四是饮宴时依据头发的黑白来排列座位,即在饮酒宴会时不太恪守等级秩序官位爵禄,而是注重年龄齿序大小。大家就位以后,升起先王的牌位,举行先王留下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敬重先王所尊敬的祖宗,爱戴先王所爱戴的子孙和臣民。这样,就好像死者仍生,他的思想还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大孝至孝。[11]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先王制定的祭天祭地的祭礼是用于祭祀皇天厚土的,要报答天地人神的生养死葬的恩德。宗庙的礼节是侍奉祖先,要报答其不朽的功德。这些似乎是人和人之间,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人与上天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但处理这些复杂关系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一整套礼仪来加以制约。[12]在儒家看来,祭天是祭皇天厚土,祭地是祭祀祖先。明白了祭天祭地的礼节和大祭小祭的意义和方式,治理国家就变得很容易了,如同看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明白。 《中庸》第十九章阐述了周武王和周公都是最孝顺的人,他们上承先祖之德,修宗庙,行孝悌,确立了用礼来治理天下的原则,并让这种思想星火相传。这些从小处开始积极作为和严格要求,是与中庸之道的内在精神相契合的。 (二)中庸之政的人文关怀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政治。孔子说,周文王与周武王推行的政治措施都记录在当时的简牍、木板和竹简的典籍上面,可以去考察去解读。圣明的君主和臣子存在,政治措施就能够实现,圣明的君主和圣明的臣子不在,政治措施就难以实现。圣人贤臣施政的道理,就在于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道理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容易成长。国君想处理好国家的政务,关键在于人才。得到了人才就要去栽培,而栽培就必须修养他自身的品德,修身就应该是用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仁爱之心中。在“仁者爱人”中,爱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一个人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家爱人民,是虚假不真而绝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行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孔子提出修中庸之道要以仁为前提,孔子很多次谈到“仁”,其中有微言大义。“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3]仁德离我们很远吗?不远。只要我心里想达到仁,就会心想事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4]。仁者不忧,是因为天地宽阔、心里坦荡。“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15]。仁者是去爱人,无论是亲人还是陌生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6]。道德修养高的人安于实行仁,聪明人知道怎样去利用仁,这就是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17]。在困难面前先去做而后获,在论功行赏时退居人后,这就是仁,而这样的人当然就是仁爱之人。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贤良的人称为义。不要看见别人的才德比自己高就郁闷不止,周瑜“既生瑜,何生亮”之叹只能让天下人笑话。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人有程序有主次,尊敬是有差别的,这些都是从礼——秩序当中产生的。“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处在下位的人臣,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就不可能获得民心。这一点,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加以质疑。今天民主社会需要对民众负责,而不是仅仅对上级或者对某个人负责。在古代,处在下位的人臣当然是要获得上位的君主的信任,而今天,民主制度使得人更多的是要为民众办事。对这种君臣关系的历史局限,我们完全可以批判地超越,而重视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君子不可不修自身品德,要修养自己的品德就不能不去侍奉父母和亲人,要侍奉亲人就必须了解人,想要了解人就不能不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 (三)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天下古今必须遵循的根本性道理有五条,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方法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但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君臣一条应该批判地去掉,父子关系的论述应该保存和发扬。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中表达了父子深情,孩子看到送自己远行的父亲背影非常感动。正是父亲的肩膀扛起了我们前行的希望,不能够忘恩忘义忘记仁爱。而夫妇之间如琴瑟一样和乐、和睦、和满。[18]所以,人固然有自己的个性,但是一味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后导致反目成仇,也是错误的。兄弟朋友相交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值得认真梳理。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智慧、仁爱、勇敢是实现五达道的方法,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而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的本体是真诚诚信。[19]有的人天生就知道这些道理,有的人通过后天学习才知道,有的人是遇到困惑后经过磨难才琢磨出来这些道理,不管是先天的后天的都可以走向诚,因为诚本体为一。有些人是从容安详地去实行某种大道,有些人是贪图利益地去实行大道,就是急功近利地速成地去实行大道,还有人很勉强地要别人敦促他去实行道。不管是哪种途径,最终目的都是实行大道,这都是具有实现诚的可能性。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孔子又说,好学不倦就接近于聪明、明智,努力行善就接近于仁爱之意,懂得了耻辱就可以称之为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了解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通过这件事情举一反三,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了解了政体、政治和治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儒家思想强调从身体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去治理天下。 《中庸》第二十章阐述了为政之道。孔子认为,为政在人,而人首先又必须修身。孔子详细论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常行大纲,并分析了它的功效与方法,说明为政之道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扬弃其时过境迁的某些问题,其制度的礼、精神的诚、个体修为的善的要求,仍然对当代人具有重要的人文提醒和精神启示。 三、诚:修治天下的内在根据 作为中国思想史范畴的“诚”,在历代思想家阐释中大抵有三层含义:其一,诚实、真诚、忠诚。《周易》:“闲邪存其诚。”[20]孔颖达疏:“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礼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21]孔颖达疏:“诚,忠诚。”《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其二,表示真实、真情的意味。《韩非子》:“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22]《吕氏春秋》:“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23]《史记·孟尝君列传》:“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其三,心志专一,使之真诚。汉贾谊:“志操精果谓之诚,反之为殆。”(2)《中庸》:“诚之者,人之道也。”[24]可以说,“诚”成为了中国儒家仁学思想中核心范畴,是君子必得完成的本体修为。 《中庸》第十八、十九两章,孔子藉周朝历史阐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上承先祖之德,确立用礼来治理天下。他们的行为与中庸之道相契合,因此被后世尊为圣人。然后提出了“智”、“仁”、“勇”的概念,认为这是实现天下达道的途径。《中庸》第二十章是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哀公问怎样才能搞好政治治理好国家,孔子道出了“九经”的基本思想构架。 (一)治国九经的政治思想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第一,要修养品德。第二,要尊敬聪明贤能的人。第三,要亲爱自己的亲人。第四,要敬重大臣。其五,要体谅群臣。第六,要像爱护子女那样爱护老百姓。第七,要招来各类工匠和天下的英才。第八,要优待远方的异族。第九,要安抚四方的各个诸侯。“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修养自身,就可以确立良好的品德。尊敬贤者,就能够崇尚知识而不再受谬误的欺骗和迷惑。仁爱亲人,就能够对父母、叔伯、兄弟加以关爱而不生怨恨。敬重大臣,则办事有理有序而不惊慌失措。体谅群臣,士臣会加倍地回报你的恩德。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庶民,百姓就会感恩戴德,就会勤勉努力,成为勤劳勇敢的人。招来各类工匠,财富、国库就会充实。优待远方的异族,则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归顺。安抚诸侯,整个天下就会敬畏国君。这是九条基本原理,其中优劣在我看来各占一半,需以理性的判断力来加以分析取舍,不宜全盘接受。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斋戒沐浴,就可以使人身心洁净,这才是修身的方法。抛弃那些害己的美色和蛊惑人心的谗言,轻视身外的财富而看重内在的品德,这是儒家劝勉贤者的方法。尊敬亲族的职位地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用同样的好恶标准公布于天下,天下就会服膺,这是劝勉亲族的方法。为大臣多次设置属官,使官员因贤而被任用,各得其所,这是劝勉大臣的方法。“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忠诚诚实,而且给足了俸禄,让知识分子能够产生新的思想,这是劝勉士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农忙时,不要再让老百姓去做别的事了,要减轻赋税,这样老百姓就会欢欣鼓舞,拥戴这个国家。对各类工匠,每天考察每月考核,要付给与他们的业绩相符的薪水粮米,这样,各类工匠就会尽情地去发扬他的专业所长,从而成为一个忠诚团结且智慧相加的团体。第八是盛情接待,热情相送,嘉奖有善心的人,同情可怜那些能力稍差的人,这是优待远方的人的方法。远人,主要就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在今天,少数民族和汉族是一个大家庭,就像兄弟一样。“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有断代的诸侯,没有后代继承他的事业,就取旁支的人续其宗嗣。有些诸侯国没有后代继承他的事业,要取旁支的人继续他的宗嗣,就是让它不要断代断根而延续下去。对废亡的国家,要帮助他们整理混乱扶持危难,定期接受诸侯的朝见和聘问,少收进贡,而丰厚地赏赐,这就是安抚诸侯的方法。 这九条中间的糟粕和好的东西互见,需加以分析。以上这九条常规,实行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关键在于一个字———“诚”。“诚”是中庸思想的关键。不管是五大纲、三方法,还是九条常规,关键就在于“诚”,[25]把握了“诚”,所有需要做到的常规、纲领与方法都能够正确实施具体落实。 (二)政治的预见性与行使的合法性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所谓“豫”就是要有准备,如果事情没有准备,失败是必然的,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就不会失败。这里具体依序列了四个方面:言、事、行、道。“言前定则不跲”,就是说在讲话之前打一个腹稿,说话就不会啰里啰唆颠三倒四,更不会语义不通思路不明。“事前定则不困”,做事情之前有了充分的准备和思考,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好,就不会陷入困境。“行前定则不疚”,行动之前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就不会后悔。“道前定则不穷”,当你要行大道做大事时,必须思前想后考虑周详,才不会走向困境而是走向通途。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处在下位的人如果没有得到上面的信任,是不可治理民众的,意思是说处在下位的人只有得到了上级的信任才可以大治。以此类推,要得到上面的信任有一条法则,首先要得到亲朋好友的爱,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这样才可能去治理百姓。要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其关键就是要孝敬父母,因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怎么可能并有能力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呢?孝敬父母的关键是自身要诚,假心假意把父母亲当成工具来利用,怎么可能得到父母亲的信任呢?怎么会得到他们无私的爱呢?要得到自身之诚,首先要发扬自己善的德行。从最小的开始推陈,要得到自身最善的德行,就必须反身自诚,说到底就是一个“诚”字。不妨反推之:先要自身诚,才能够去行善;只有去行善,才可能自身而诚,并且得到父母亲的爱;得到了父母亲的爱,才可能得到亲朋好友的爱;得到亲朋好友的爱,才可能去治理天下,并且得到上级的认可,得到上级的信赖。《中庸》在这里把上位、下位、亲朋、父母、自身善德和诚心连到了一起,使得修为功夫具有了可行性可操作性。 (三)知行合一的为道功夫 “诚明”表明君子对至诚之心和完美德性的追求。郑玄认为:“由至诚而有明德,是圣人之性者也。”[26]唐李翱认为:“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27]宋邵雍认为:“孔子生知非假习,孟轲先觉亦须修;诚明本属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28]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29]《中庸》全书关键可以用一个“诚”字来概括。“诚”是自然的大道,实践“诚”,是人类仁爱的大道。诚实的人不用勉勉强强违心地去施行中庸,而是发自肺腑地不由思索地去实行,这样“从容中道”的人就是圣人和君子。[30]实践诚实的人选择了善,而且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地执行下去,这就是真正的仁的境界。 其具体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之”是广博地学习,“审问之”是深刻地思考,“慎思之”是谨慎地追问,“明辨之”是对事物的功过得失进退明晰地了解。学、问、明、辨都是知识论,都是求知。如果仅仅是这四条,也可以做一个知识分子。但还有最关键的第五条——“笃行之”。笃,坚定不移地、踏踏实实地;行,就是实践。“笃行之”就是把所广博学来的、审问的、慎思的、明辨的真知灼见,都放到天下的实践中去。这样,在知行合一中,人才可以把自己所知放之天下,才可以使自己独善的东西兼善天下。[31]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如果还没有学就赶紧去学;如果学了还没有深刻掌握,就不要放下而要坚持下去;如果已经开始问但还没有问到深刻透悟的程度,就要坚持不断地追问;如果还没有思就赶紧去思,如果思考得还不深刻就不能够罢休;如果还没有学会辨没有达到明辨的程度,就不要放弃,要持之以恒地分析,一直到弄清楚为止;如果还没有去行,就赶快去行,没有达到持之以恒、精神不断地往前推进的程度,那么在修为的道路上就永远不要停下来,一定要达到笃行的程度。这里,《中庸》用精警的语言,有序地强调了学、问、明、辩、行五者不能浅尝辄止,不能刚刚触及就以为大功告成,而要不断地推进,达到至善之目的,这才是君子、圣人真正应达到的境界。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用一倍的努力就做到,自己要用十倍的努力。人家通过了十倍的努力,自己要千倍地勤奋。也就是说,“工夫不负有心人”,所有的学习和行动,所谓的知行合一,是靠坚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进的。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你尽管不是很聪明,但你肯定会走向聪明。尽管柔弱,不是很强,但持之以恒终有一天会变得强大。 在我看来,《中庸》第二十章是全书的枢纽,此前各章主要是从各方面论述中庸之道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而本章则从鲁哀公询问政事引入,借孔子的回答,提出了政事与人的修养的密切关系,从而推导出天下人共有的五项伦常关系、三种德行、九条治理天下的原则,最后落实到“诚”的关键问题上,以后各章就围绕“诚”的问题而不断展开。 (四)至诚之道的天地境界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诚明”,诚是内在的,明是天下的事理。由内在的诚实达到外在的明白事理,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由内向外叫做合乎自然的本性。“自明诚,谓之教”。反过来,先达到天下万事万物的理或认识万事万物的规律,而后使自己更加诚实,从而走向至诚的境界,这就是教。通过对外在的认识而提升自己诚实的品德,这是由教育完成的。因此,诚和明不分彼此,“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内和外,外和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要通过内在的善良和诚实才能去体察万物的规律,认识万物的规律才可以提升诚实,因为万物是生生不息的道——天道,认识了它可以提升人道。[32]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不是一般的诚,而是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最诚实的性,才可以尽到人的天赋本性。能尽其天性,才能尽到人之性。能尽人之本性,才可以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本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如果能使人道与天道相通,身与心相印,就可“与天地参矣”,人就可以与上天和大地相等为三,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反过来,如果虚伪、骄奢淫逸、不知天高地厚,违背自然规律去行事,他的恶行、暴行和反规律之行做得越多,他的罪恶就越多。所以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懂得真理的人。[33] 《中庸》第二十一章阐释诚与明的关系,认为无论是天性还是后天人为的教育,只要做到了真诚,二者也就合一了。只有首先对自己真诚,然后才能对全人类真诚。真诚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