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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世高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社会是有很多的人组成的，是一个的群体。人类是群居的，形成社会的这一个环境。有社会就必然会产生政治。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意思是说，孔子认为人类总不能跟飞鸟啊野兽啊去生活在一起，和这些鸟兽合群，而不和人来合群。那么不跟这些人相处而跟谁相处呢？如果天下是在实行大道的话，孔子自己就不会出来改变这个状况了！我们不能跑到深山老林里跟老虎豹子麻雀天鹅生活吧？而是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我们来讨论孔子的一些政治理念以及孔子所表达出来的对于社会的关怀，因为我们也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孔子也是怀着要改变当时那个失去大道，没有秩序的社会，而出来推行他的政治理念的。表现出了孔子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切的关怀。我们通过对于孔子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关怀的学习，从而对我们的社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我们的中国文化也会有一个更加深刻了解。 孔子的学说是建立在古代的文化的基础上的，他的政治思也是来源于古代的思想。从儒家观点看来，的孔子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就是说，他的学说从古代继承下来，远则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近则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同样，他的政治的理念从学习古代的尧舜以及周朝的文王武王而来的。当颜渊问他要怎样来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孔子回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指出古代的留下来的行之有效礼乐制度是治理国家的政治基础，是必须要借鉴的。管理国家首先要从实行合理的礼乐制度开始。所以孔子的政治理念也是继承了古代礼乐制度和古代政治领袖的政治思想而来的。这些古代的政治领袖就是所要效仿的榜样。 因此，孔子对古代的圣王是毫不吝啬的给予赞誉，因为他们的执政是专门为人民做事情，都是大公无私的。同时这些人也得到了人民的敬佩。我们来看看孔子对于古代的政治人物的评价。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用白话来讲，就是：“伟大啊，尧作为人民的君主！巍巍然好高大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广阔浩大啊，人民没有能够赞美他的语言！他所取得的功绩，灿烂啊，他所制订的礼乐制度文化！”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了社会的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并且建立了先进的文明制度。同时，他把天子的职位传给了一个农民，就是舜，而不是他的儿子丹朱。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同社会的时代。 孔子认为舜是伟大的，其道德是效法了天而来的。尧把天子的职位传给了舜。论语中记载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以是命禹。（《尧曰》）尧把天子的职位传给舜的时候，说了这一番话。意思在告戒舜，说天命的运转，把治理社会的责任放到了你的身上，你要真诚的执行这个中庸之道！如果四海（天下）变的困苦贫穷的话，天所赐给你的俸禄将永远不会有了！孔子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和人民谋福利。 执政的政治领袖，在古代的观念中即天子。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就是上天所指定的，代表上天来治理社会，为人民做事的，所以必须承担了很大的责任。这种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中是鲜明的，有时又是一贯的。孔子同样十分的赞美舜，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说舜治理社会是无为而治的，舜作为天子，就是恭敬自己的行为，修养自己的品德，坐在天子的职位上执政罢了。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的大禹作为天子，管理天下，并不是认为自己是在统治国家和人民，不把天下据为自己的私有。不象秦朝以后，从古代的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不符合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孔子肯定也是不会赞成的。 大禹也是孔子十分的敬仰的政治领袖。大禹治水故事家喻户晓。我想同学们也会很熟悉，每年绍兴大禹都会祭祀大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顾及公事而忘记了自己的私事。他四处治水奔波，劳累到腿上没有了毛，屁股上瘦的没有了一点肌肉。连走路也是只能小小碎步了，称为“禹步”。平定了水土，并且是死在了治水的事业中，葬了在会稽山。大禹是大公无私的代表人物，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他的这种精神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的形成。孔子对大禹的品格和事业是衷心的敬仰的。对于大禹的评介甚至还要高于尧舜这两位圣人。“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孔子说的“无间然”，就是说对大禹这个人没有有一丁点的意见，认为大禹是一个完人。正是大禹的这一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他。并且孔子连续说了两个“吾无间然矣”，就是对大禹的最高的赞美。 而在论语中的另外一个地方，孔子却指出了尧舜也有一些不足，他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如病诸！”（《宪问》）。又在（《雍也》）中，子贡问，如果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以说是仁了吗？孔子回答，这怎么仅仅是仁呢，一定是达到圣了！这连尧舜都没有完全做得到啊！而孔子则认为大禹做到了这一点。孔子的政治的评价标准就是看这个政治人物为社会人民做多少的贡献。 针对当时春秋时期的末期，原来有秩的社会开始变得混乱，周朝原来的制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礼乐制度也慢慢的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功能，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政治理念。这也是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的一个贡献。因为在他以前，中国的政治的基础是“上帝”或者“天”，然后发展为天与德的双重基础，而到了孔子，则是把“德”突显出来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认为管理社会，施行政策，要以德作为基础，就好象北斗星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闪耀着光辉，而其他的众多的小星星就会环绕着它。也就是，如果当政的人为政以德，人民就会象众星环绕北斗星一样的拥护他。其实不仅在古代，在现代也是一样的。如果执政的人是以德作为行政的原则的话，人民就会拥护，反之，人民则是不会拥护的，这个道理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适用。我们国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这跟“为政以德”的意思是一样的。现在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是和孔子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所以通过对于孔子政治理念的了解，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也就是强调了执政要以德为基础，不仅仅是靠政策就能够把社会管理好的。意思是如果引导人民以政策，而管理国家以刑罚（或者法律），人民会因为躲避政策和逃脱刑法而没有羞耻之心；而引导人民以礼，而管理国家以道德，人民会因为犯法而感到羞耻，并且也会养成正直的社会风气。孔子的这种思想是深刻的。比如我们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常开展严打的的社会治安整治动，严厉的打击各类的社会犯罪活动。当然有很好效果，但是并没有是社会犯罪减少，也没有使社会的风气变的好起来。我们从孔子的这个思想来分析，原因就是在于仅仅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是用政策和法律来管理社会，有很多的人就会因为政策管不到，或者能够侥幸逃脱法律的惩治而没有羞耻之心的，所以会继续干他爱干的事情。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相一致了，社会的风气也会慢慢好转。如果达到了就是孔子所说的“有耻且格”，那我们的社会也就美好文明了，不会大家都在抱怨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不好，不讲文明了。 政治的目的是要维护社会的的公平和正义，这种观念也正是孔子所要提倡的。孔子在当时这一个相对混乱的社会中，强调执政的人要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他对鲁国的当政者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政者正也”，就是孔子对于政治的目的的一个界定。意思是政治就是要纠正不良的社会行为，承担了维护正义的责任。“政”与“正”同音，并且“政”这个字就是由“正”和“文”两个字组成的,所以早在古人造字的时候就是把政治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了。正，纠正，是使之正义；文，指人文，即是 人类的活动。大概是治理社会的活动的这种行为就是政。季康子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告诉就告诉季康子这个道理。孔子认为，如果作为当政的季康子能够首先自己以身作则来实行正义，别人就没有人敢不正（指犯法）了。季康子这个人却也是想把国家搞好，他对孔子说：“如果杀掉不遵守道德的人，来维护有道德的人的利益，怎么样？”孔子就回答说：“你为政，为什么要用杀戮？你要是提倡了善，人民就善良了。在上位的执政者的道德就象风一样，而百姓的的道德就象草一样，风向那里吹，草就会倒向哪边。”（《颜渊》）意思是领导者的要正确的引导社会的风气，并且要以身作则。 作为一个执政的社会的管理者，一定是要代表正义和维护正义的。政治的价值即是在人群社会中维护正义。如果政治失去了正义的基础，就是失去了意义。同样，如果执政者自己不能够做到正义，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因此作为执政者就失去了作为管理者的实际意义了。孔子认为如果这样的话，虽然在掌握着权力，执行政策，但是别人可以不听他的了。论语上记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路》）一个领导，本身是正直正义的，就是他不下令，别人也会去做得好好的了；而如果本身是不正直正义的，就是下了命令，别人也不会听从了。当然，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到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如果自己做的不好，而想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或者批评别人，别人是不会听从的，也不会服的。不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孔子还进一步表达过这种意思。他说“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而“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正直的加到不正直上面去，就能够使曲的变得正直。如果执政的人把枉（人或者事）的加到正直（人或者事）的上面，而人民是不会服这个执政者的。这种人民不服执政者的事情在古今中外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所以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意思是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行为，对于来从政还有什么比这好的呢？而相反的话，不能够正其身，那怎么去纠正别人的行为呢！所以孔子认为搞政治的人把自己行为端正了，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了，对于行政是不难的,只要把握正义的这一个原则就好了。 同时，孔子还主张，执政者在行使政策治理国家的权力的时候，要采取“敬”的态度。不仅要敬事，还要对于人民也要敬。“敬”通过礼而表达出来。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居于领导地位的人，讲究礼节，则国家是很好管理的。又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领导治理一个拥有兵车一千乘的大国，要恭敬的对待政事，节俭所用的物品，热爱国民，使用人民的劳力的时候，要在适当的时候。因此，在孔子看来，“敬”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对于长辈或者上级的尊敬，而是适用于一切的事和人。当然，在政治上“敬”的理念，是以孔子所推行的仁义思想为基础的，就是上面所说的“爱人”。孟子也讲“仁者爱人”和孔子的理念是一致的。有一次弟子仲弓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雍也》）孔子认为仲弓的话很对，他赞赏的说：“雍（仲弓的名）所说的话很对。”仲弓的意思是采取恭敬的态度而行为（指政策）简单，以此来面对（指治理）人民，难道不可以吗？，意思是这样是可以的。但是采取简单随便的态度，而行为也简单，那不是过于简单了吗？在这里，仲弓是在强调“敬”在行使政策时重要性，孔子当然是赞成仲弓的这种理念的。 前面也谈到，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舜治理天下，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式，虽然简单，背后却有一个“敬”在里面。孔子对于舜的恭敬表示了很高的赞扬。虽然是无为，却是保障了人性的自然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也是体现了大舜在治理社会时的恭敬态度，表示政治需要敬，因为敬和仁有一定关联的。说明了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对于“敬”在政治当中所具有的作用是相当重视。或许是孔子觉得仲弓这个弟子对于“敬”特别有体会，一次仲弓问仁，孔子从“敬”的角度去解释。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其实也就是说明了“敬”是仁的表现。出了家门，对于遇见的人，就象对待贵宾一样敬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景象。同时，治理人民，就象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一样敬畏。仲弓当时在作官，所以孔子这样跟他说。把“敬”用在政治活动上，就是仁政的体现。 君臣关系的论述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以前对于孔子的这种思想存在很多的误解。认为孔子提倡的思想是一种对于君主的愚忠，或者是臣要对于君绝对的服从，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在当时春秋末期，社会的政治秩序十分的混乱，导致社会秩序也出现了很多的前所未有不良现象。象弑君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伴随这种弑君而来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大乱，到头来就会造成人民的生活的困苦。所以孔子要维护君主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这仪一种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社会的正义、人民的生活的幸福所必须的，所以在孔子看来，君臣关系是一种大义，而不仅仅君与臣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的生命和幸福。孔子对于君主，并不象当时的很多的大臣一样，看不起国君，而是很敬重，有意识的要维护君主的权威。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为君做事情，执行政策，和君交往，完全的遵循应该有的礼节，别人却认为孔子在拍君主的马屁！这也就是当时那一些看不起君主的人，甚至是想犯上作乱的人的看法。孔子的弟子子路也认为：“君臣之义，如之何废之？”如果在当时这种社会条件之下，废除了君臣之义，社会还不大乱，象明朝末年张献忠那种杀人如麻的人还不到处都是？ 当然，孔子对于君主权威的维护，并不是象现在的很多的人所认为的对君主的绝对的顺从。孔子强调君臣关系的中的礼的重要。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主使用大臣的时候，要有礼节，遵循一定的传统的礼节。而臣为君主办事，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全心全力。孔子认为君主和臣之间虽然有地位上的不同，而礼是交往的基础，同时君臣也是同事的关系。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真正的大臣，是以实现大道的目的来为君主做事的，道是君臣之间的基础，如果失去了道的基础，即是君主违背了道，君臣关系就不存在了。所以孔子在回答子路要怎么样去事君的时候，就告诉子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意思是不要去欺骗君主，而可以去当面反驳和冒犯。当然是君主在做不符合于道的事情的时候，这叫做谏诤。孔子认为，君有诤臣，则不亡其国。 我们通过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我们可以得知，孔子对于大臣的评价不在于其对于某个人的效忠上，而是取决于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贡献。论语记载：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子贡觉得管仲原来是公子纠的臣子，而齐恒公杀了公子纠，管仲却给齐恒公做了宰相，这是不忠于原来的主的行为，因此不仁。子路也表达过对于管仲的同样的怀疑。而孔子的看法是，肯定了管仲的仁，他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的根据就是管仲在当齐国的宰相的期间，对中华民族利益和文明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人民是有功劳的要是没有管仲，孔子认为他自己也会象落后的民族一样披着头发，穿着衣襟向左开的衣服。所以孔子说，人民到了如今还在享受着管仲所带来的好处。正因为孔子并不是局限于大臣对于某个君主的忠诚，而是以对于人民的忠诚作为评价的标准。 一个社会，必须有合理的社会分工。这样才会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孔子就提出了有“正名”的政治理念。认为管理社会首先要正名。即是要使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有一个适当的位子。同时有其名就必须承担相应上午社会责任。孔子认为，做为君，就要象一个君主的样子，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作为臣，也同样要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就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的正名思想的体现。听孔子这么一说。这个齐景公也不是傻瓜，一下子就懂了。他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意思是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都没有承担自己的应有的责任，名不副实。那么天下就大乱了，虽然有谷物，那我这个做君还吃的到么？还不被被别人抢走了！孔子跟他谈正名，这位老兄就联想到吃饭的问题了，担心自己会没有饭吃。至少也说明了当时君主的这一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 孔子就曾经跟鲁定公说过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为君难，为臣不易。”（《子路》）以此来提醒鲁定公做君主也是不容易的。也是说明了当时君主和大臣都不是那么好当的。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正名的思想，更加强调君臣之间道的基础，而对君臣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孟子·离娄上》认为君臣的关系要象古代尧舜那样才算真正的君臣关系。而那个时候是原始的民主政治啊。后来又有谁做到了呢！所以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的这种儒家的政治思想，都是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的。孔子的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不管是用在政治当中，还是应用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当中去，也是十分的实用。 孔子正是要推广的上面的这些政治的理念，来实践他的仁义思想，来实现对于社会的关怀。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首先是要让人民先富裕起来。论语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这也是一则小故事。一次孔子到了卫国，弟子冉有当驾驶员，给他驾车。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孔子似有所思，就很感叹的说：“好多的人啊！”冉有理解孔子的心事，就问道：“既然人很多了，又要怎么办呢？”孔子不假思索的回答“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已经富裕起来了，又要怎么办呢？”孔子又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教化他们。”冉有当然也是理解孔子的。孔子先前在鲁国做官，干了四五年，由一个中都宰的小官，作到司空、大司寇，然后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也就是做了代理宰相的职位。鲁国眼看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了，邻国齐国感到十分的担心。《史记》上记载是“齐人闻而惧。”（见《孔子世家》）所以就送了一些女乐给鲁君，主政的大臣季恒子接受了，三日不上朝，不关心政事了。孔子这时本来把鲁国已经治理的路不拾遗了，国家也慢慢富裕起来。没想到被齐国人坏了自己的好事。只得辞官不做来到了卫国，也还想到其他的地方再大干一场，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此时孔子的心情也是很郁闷的，总是忘不了他治理过的鲁国的人民，以及他行之有效的政治方案。所以在齐国的时候看到众多的人民，又情不自禁的把他的这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和步骤表达出来了。 几年之后，季恒子生病要死了，后悔把孔子气走，还叹气的说：“以前我们的这个国家差不多兴旺起来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旺啊。”孔子的这种先“富之”然后“教之”的政治理念，经过孔子的实践，证明是行得通的。对于当代的中国同样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通过帮助人民富裕起来和用仁义道德来教化人民来达到关怀社会的目的，孔子想要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颜渊和子路和子路是孔子最喜爱和亲近的弟子。有一次颜渊和子路陪伴在旁边，看到这两个得意的弟子在旁边呆着没有事干，孔子也想了解他们在想一些什么。就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子路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喜欢表现自己，说话也要抢在颜渊这个小师弟的前面。他说：“我愿意把漂亮的车马和高级的衣服，和朋友一起来使用。就是变旧了不好看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子路的志向看来是想和朋友好好的玩一下，放松放松。也表现了子路讲义气和直率的性格。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显摆自己的功劳。”颜渊时刻在想着要如何修养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也表现了颜渊谦虚和内敛的性格。等颜渊说完，子路就说：“希望了解老师的志向。”子路和孔子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又加上子路直率的性格，所以他就直接的问孔子了。孔子回答说：“老者要让他安度晚年，诚心的对待朋友，年纪小的人就去关怀他。”短短的三句话，把孔子的心事暴露无遗失。孔子在这里说出了他心中最真实的愿望，也是他所具有的强烈的仁者情怀的表现！和弟子们不同的是，孔子在关心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老者安之”就是要让社会中的老年人安心的度过晚年，青年的朋友就要去帮助他们，而没有成年的的人就要去关心他们的成长。这是何等的品格！这是何等的抱负！孔子所关怀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共同的福祉！完全超越了对于个人得失考虑，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和宗教家的思想情怀也很难与孔子的这种思情怀媲美！ 在孔子的心目中，政治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是圣人了！孔子认为连古代的尧舜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论语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弟子子贡以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可以说是孔子经常说的仁了。而孔子在这里指出了着不仅仅是仁了，而已经达到圣了！因为这种思想，完全超越了个体的因素，而是与为一体了！是从一种超越的高度来做事情。孔子认为广泛的造福于人民，而且能够去帮助众人，这只有是圣人才能做的事情。而仁则是从自己出发，去帮助别人，推己及人。孔子在这里道出了仁和圣的不同之处。孔子的思想是达到了圣的这一层的了。所以他是提倡大同社会的。大同社会是孔子的最高的政治理念。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认为尧舜好没有做到他心目中的最好。有一次孔子也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的目的是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以和天命相符合，以此来使天下的百姓安乐的生活，而尧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孔子所谓的大同理想不仅仅是尧舜时期所实现过的，甚至还要比这个原始的大同社会提高一个层次。 而大同社会，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孔子也十分的清楚。前面也提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所以当时在孔子看来，是一个无道的社会。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如果天下有道，孔子认为自己就不需要来推行自己的仁义思想了，象他当时没有在政府有职务的人也不必要来议论政治了！而是安心的教书育人了。社会的政治基础之礼乐制度的制定和作为国家大事的战争行为的主导权，应该是要由天子来主持的，而当时这种权力落到了诸侯的手里。甚至是被大夫所把持，而更加让人痛心的是，比大夫还低一个层次的陪臣也能左右国家大事。所以这种天下无道的现象是孔子所要来改变的。孔子对于当时的执政的人是批评甚至是看不起的。 当子贡问当今的从政者怎么样的时候，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把当时的从政的人视为是“斗筲之人”，是心胸狭小之人，没有远大抱负的人，不是合格的执政者。孔子在楚国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跟他持同样观点的人，这个人就是楚狂接舆。他唱着歌从孔子的面前走过，歌词是：“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意思是跟孔子说：“你算了吧，算了吧！如今的从政的人危险了吧！”跟孔子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劝孔子不要枉费精神来到处推广和实践他的政治理念了！因为当时的执政的人连自己都危险了，还能让你孔子来把这个社会搞好？ 他针对现实，提出“富之”“教之”的政治步骤。并且在执政的时候大力打击大夫陪臣的势力。因为这些人争权夺利，破坏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他重视国家的稳定。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当作是第一要务。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季氏》）孔子认为自己所了解的，一个有国和家庭的人，主要是指执政者，不担心人民人数少，而担心的是社会是否公平。不担心贫穷，而是担心国家是否稳定。因为公平了，社会就不会贫穷，和谐了，人民就不会少了。反而会多起来。社会安定了，社会中就不会有倾危的状况出现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社会公平而又稳定了，经济也就会发展起来，人民就会富裕起来了。所以现在提出“不折腾”的政治观点，也是很有智慧的，跟孔子的这个政治理念也是一致的。 孔子的政治理念和他所要推行的仁道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是“行道”“行义”之中度过的。孔子虽然为政的时间很短暂，而他认为宣传仁义道德，教书育人也是在为政。在孔子认为，为政不一定要做官。有人跟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也许是看到在很长的时期并没有职位，却常常谈论政治，却不去做官。孔子就引用尚书中的话来解释。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注重人伦道德，也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 孔子也是很想施展自己的才能，来实现他的政治理念，他总是想要大干一番，跃跃欲试。他说：“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又说：“吾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又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颜渊》）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十分的自信。然而，终究没有机会施展才能，来推行他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对于人性尊严的维护，对于个人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关怀，是孔子政治理念的实质所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天赋人性价值的实现，是孔子政治理念的目的所在。孔子想要把当时的所谓乱世，使之回到小康的升平之世，然后达到大同的太平之世。即是要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性价值的实现。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见《礼记礼运》）大道所行的社会，就是孔子想要实现的大同社会。虽然孔子的政治抱负在当时没有能够实现，也无法实现，而他的这种政治理念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思想的影响的巨大的，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全人类的发展也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