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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管理哲学是儒家管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儒家管理哲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文章对其探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出了“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二是提出了“以和为贵”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特征;三是说明了儒家管理哲学中,人性假设的基础是“人之可塑”。儒家管理文化经过损易更新、现代整合,仍然具有其强大的内在生命力。 儒家管理哲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筑了儒学的主体内容。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儒家管理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它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家管理哲学的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就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核心特征及其人性假设理论的基础分别进行阐述。 一、以人为本: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一种有着多重目的的机制,而在这多重机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为本。 在传统儒学中,“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精髓。《说文解字》中解释“仁”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从本义上讲,“仁”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儒学创始人孔子的一生中,讲学讲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仁”。有人曾做过统计,《论语》中,“仁”字大约出现过109次,其含义宽泛而多变,但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仁”的核心内涵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因此,“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精神。 孔子对人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孔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意思是说,不懂得寺奉人,怎能事寺鬼。据《论语》记载,有一次,孔子退朝回家,家人告诉他,马厩刚刚着火,孔子忙问:“伤人乎?”,绝口不问牲口是否受到损失。在政治上,孔子也体现了他的重民的思想特点（此处的“民”即是“人”）,他主张富民、惠民、足民、利民,希望统治者“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反对一味攻伐,反对横征暴敛,提倡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对“鳏寡孤独”等不幸者更要给予关怀。孔子之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亲民、爱民的思想特点,并把它发展成为激进的民本思想。孟子认为,国家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人民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民是国之根本,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国君应该“进贤”,应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应该“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孟子·尽心下》）,只有这样才可“保民而王”。孟子的这种以民为本、贵民轻君的思想达到了当时认识的高峰,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朱熹·四书集注》）及宋代名相范仲淹倡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人本思想就是把“人”或“民”看成管理活动的首要因素,看成是管理活动的根本,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管理者要关心人、爱护人,为他人着想,要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把人作为首要因素来考虑,要帮助他人成就事业,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成功地进行管理,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儒家的这种“人本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二、“以和为贵”: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特征 “和谐观”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不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意思是说,要运用礼义教化使各种关系达到和谐统一。在孔子与儒家的管理思想中,礼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依据,是“仁”的外在表征,而礼之功用与礼之运用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其核心的特征。 “和”是孔子毕生都在追求的理想。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种管理的结果和状态,同时也是一种管理的方法和协调的努力,其含义和内容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首先,孔子之“和是指做任何事情都应恰如其分,反对“过”与“不及”。在管理国家方面,孔子主张“宽猛相济”,孔子认为“宽”与“猛”这两种政策运用得好、适度,就是“和”,“过”与“不及”都会降低管理的效果。孔子把政治上的和谐看成是管理国家的最佳状态,“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作为一个好的现代管理者应该深深懂得“恰当”之“和”的妙处。美国的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在对美国最优秀的43家绩优公司（包括IBM、HP、麦当劳、杜邦、波音公司、雷氏等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之后,总结出它们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八大要素,其中之一就是“宽严相济,严守原则加灵活的管理”。这与2000多年前孔子“宽”“猛”相济的管理策略是不谋而和的。其次,孔子之“和”还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要和谐相处。在家庭里,孔子提倡“妻子好和,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家室,乐尔妻孥”（《诗经·小雅·常棣》）,朋友之间“切切”（《论语·子路》）,兄弟之间,“怡怡如也”（《论语·子路》）。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事物之间也要和睦相处。再次,孔子之“和”还指每一种事物不仅要各安其位,而且其中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还要互相协调,达成统一。在孔子看来,每个人都应“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礼记·中庸》）,“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礼记·中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事物的各个不同部分、各个局部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同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部分、各个局部要构成一定的关系,相成、相济,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使事物整体保持一种稳定与和谐的状态。以企业来说,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生产与经营的各个环节之间,及企业与外部,与客户、商家,与社会各方面,以至与自然之间,都要求做到各得其所,同时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要密切配合。只有一切方面都做到各得其所、协调一致,才算达到了“和”的境界,才是管理的最终目的。 另外,孔子所说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这就是说,在处理差异、矛盾时,在不放弃原则的同时,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和谐观”,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组织内部的团结、和睦。从管理的角度看,一个企业中全体人员的和谐与团结是这个企业的巨大力量所在。如果一个企业内部不团结,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部门与部门之间互不合作,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组织涣散,内耗严重,那么这个企业是绝没有生命力的。管理学家法约尔曾说:“团结就是力量,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好好地想想这句话。” 我们知道,协调是现代管理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管理职能,是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一些当代管理学家甚至把协调视为管理的本质。日本企业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效率,在世界市场上一直保持经久不衰的竞争力,是得益于他们具有“和”的团队精神的。儒家把“和”看作是社会管理中最宝贵的东西,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协调看作是有效管理的基本标准,充分显示了儒家对协调这一管理功能的深刻认识与极端重视。 三、人之可塑: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 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Mcgregor）认为,任何一种管理活动或每一种管理决策、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而对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假设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管理理念及管理中所采取的行动不同。1960年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的人事方面》一书中,提出了管理学上的X理论和Y理论。这些理论是关于人性假设方面的,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哲学。X理论认为,人类本性是好逸恶劳的,尽可能地逃避工作,避免承担责任,个人目标往往与组织目标相矛盾,因此必须采取强迫、控制、指挥并运用惩罚等手段,使员工做出适当的努力来实现组织目标。与此相反,Y理论认为,人员对于组织的需要既不会消极也不会抵抗,人类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如同休息和游戏一样,都是人的天性,外力的控制和处罚并不是促进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努力的唯一手段,承诺目标的程度,是与他们成绩相联系的报酬大小成比例的。如果给员工创造适当的环境,就能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工作就能成为人们取得满足的源泉。X理论是把人作为“经济人”来看待的,并以此为出发点,片面强调人追求物质利益与好逸恶劳的天性,认为在管理中应对员工严加管束并强制他们完成工作。这是一种传统的管理理论;Y理论把人作为一种“社会人”来看待,认为人是有感情、有社会需要的,应该对员工采取鼓励和诱导的方法,这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X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而Y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这与儒家的人性理论有某些共通之处。我国儒家的管理理论也是建立在人性假设基础上的。儒家的人性假设,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 （一）性相近、习相远。孔子认为人性本相接近,习俗使人遥远。人作为类,当其刚降生而未受到社会的影响时,个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人性的差别主要源起于社会的习染熏陶和后天人为的活动,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在孔子这里,“性”并无明显的善恶之分,是中性,而且,人性是可以塑染、改造的,可以通过后天不同的教育,形成不同的人性。 （二）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今人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人的不忍人之心,说明人性善良,后来人之所以为恶,“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不善的症结在于人,而不在于“性”。孟子强调,人之所以不能发挥自己天生的善良本性,完全是受了外界物欲的影响,恢复人善良本性的途径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使其彰显出来。孟子的“性善论”对后世儒家人性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荀子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今人之性,生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追求生理满足和感官快乐的,从人之性,必起争夺,就是恶,因此,要“化性起伪”,在后天的努力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儒家认为,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对于人性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可以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或使被后天环境蒙蔽的“善性”彰显出来,或使先天的“恶性”发生改变。这就是说,人性的最终形成是由人的社会行为所决定的,在这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存心养性、格物致知的修身管理和德礼政刑的社会管理,人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成就自己的道德属性。 儒家管理哲学作为儒学的主体部分,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对儒家管理文化进行回望、拾粹、提炼及现代整合,使其转活于现代,对于中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