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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是孔子讲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在天地自然之道的正中运行，既不太过，又无不及。而“时”则是指与时势一致。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然而，关于“时中”的思想则早就为儒家思想家所关注。所谓“时中”的原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儒家思想家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样的言行，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下，将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实际效果。因此，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行为要获得好的实际效果，遵守“合乎时宜”和“随时变通”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论语·宪问》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的为人，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拿东西，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完全是传话人说错。“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思是说，公叔文子是该说时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该拿的才拿，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听了很为赞赏，连连问：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公叔文子的言、笑、取，可说是合乎“时中”原则的。又如，宋儒杨时在解释上引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时，也说道：“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子莫执为我兼爱之中而无权，乡邻有斗而不知闭户，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犹执一耳。”（朱熹《孟子集注》）这一解释，充分地阐发了“合时”、“变通”的“时中”原则。 荀子也一再强调“君子”要能把握“与时屈伸”、“与时迁徙”的原则。他说：“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伸），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伸）变应故也。”（《荀子·不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能随时而屈伸，那么即使柔顺得像一条蒲苇编的席子那样卷曲，也不是懦弱害怕的表现；即使刚强勇猛而得以到处伸展，也不是骄横凶暴的表现。这是因为，他按照原则来应变，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柔曲顺从，什么情况下就应当刚强正直。《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一诗说，无论是左的行动还是右的行动，君子都能做到恰如其份。这就是说的君子能按照一定的原则来曲和伸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在儒家思想中，“时中”作为“合时”的含义，则不仅被看作是个人道德修养和行为实践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同时也被推广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之一。儒家从自然农业生产对天时变化的密切依赖关系中，深感到“适时”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把“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等，列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荀子把草木开花结果时禁止砍伐，鱼鳖怀卵时禁止撒网下毒，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其时，称之为“圣王之制”，并根据“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的道理，推论说：“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荀子·王制》）也就是说，国家的政令如果合乎时宜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行动一致，而有才能的人也会服从拥护。这里的推论是极其直接和朴素的，没有深奥的理论论述，但却有广泛的实际意义。即使在今天，播种适时，砍伐有时，捕杀有时等思想中所包含的辩证原则，对于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等，也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家看到了事物在自发运动中往往是向着不平衡的（或偏面的）方向发展的现象，于是提出了“中”和“时”的原则，用以防止和克服思想行为方面的各种偏面和极端，并在综合对立两方不同性质的情况下，求得某种平衡和全面。这里应当说是包含有积极意义的辩证因素的。不过，再好的原则用滥了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儒家“中”和“时”的原则，在实际运用中不断被滥用，而演变为折中调和、见风使舵的代名词。这种人因而也就成了为孔孟所痛斥的那种“乡愿”式的人了。这也是我们在探讨儒家这种实践的辩证原则时，特别须要注意和警惕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