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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之际，以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为主体的纯汉学研究风靡朝野，成为清代中叶学术发展的主流，与这股学术思潮互为异趣的，是所谓“宋学”派的出现。“宋学”即宋代经学的简称。宋学作为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盛行于宋明时期，沿迄至清代初期。其治经特点是训释经典注重义理，援引天理、性命为说，兼杂佛、道思想。于诸经中，尤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崇尚程颐、朱熹的经注。 治经特点 宋学作为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盛行于宋明时期，沿迄至清代初期。其治经特点是训释经典注重义理，援引天理、性命为说，兼杂佛、道思想。于诸经中，尤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崇尚程颐、朱熹的经注。 宋学在清朝 清初，宋学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不但亲自纂定理学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等，而且重用理学大师。因此，宋学成为清初的官方哲学思想。清初的经学研究，一尊朱注。如当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一生学术宗旨以默识为真修，以笃行为至教，由程朱之途上溯孔孟。李光地虽是《易》学名家，但学风一同于论理、道、心、性。所撰《周易通论》，杂揉象数、义理，兼收周、邵、程、朱各家，补缀连贯，并无新意。陆陇其认为“继孔子而明六艺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皆当绝，则非朱子之道皆当绝，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吕留良笃信朱学，维护朱学不遗余力。此外如汤斌、魏象枢、魏裔介等虽也是宋学名家，但对宋学并无系统研究，仅以朱学仰承朝廷意旨，以达通显而已。乾隆初期，王懋竑作《朱子年谱》，江永作《近思路录集注》，李绂作《陆子年谱》，张扬程朱、陆王之学，但学风已由空谈玄理转向考据整理。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考异》就以考据见长。稍后有唐鉴关于“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仍朱子一人而已矣”的鼓噪，但作为清初的宋学，却已呈颓势。 乾嘉时的宋学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又如姚鼐认为：“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复蒋松如书》然而翁方刚、姚鼐虽以理学为学术宗旨，他们的经学研究却汉、宋兼采。翁方刚对汉学家在语言文字方面作出的贡献还备加推崇，说“平心而论，《说文》、《尔雅》之训诂，《释文》之音义，厘然具存，唯在学者善取尔。”姚鼐更主张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他们与后来那些严守宋学门户的学者有所区别。 对汉学提出系统指正 直到称为“姚门四杰”的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刘开才以扬宋抑汉为己任，其中对汉学提出系统批评的则是方东树。他认为，近世崇尚经典考证，“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汉学商兑序例》指出吴派学者惠栋等人，自囿于汉学壁垒，专与宋学对立，孜孜以训诂考证相标榜，其结果“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痛斥汉学为“名为治经，实则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声称汉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他曾从六个方面逐条批驳汉学之失参见本书“方东树”条，企图重振程朱理学的权威。方东树之后，宋学派有当涂夏忻、夏炯、夏燮，持论大体如方东树。曾国藩虽踵桐城学脉，而就其个人学术旨趣，已趋于汉、宋兼采。道咸之际，宋学派遂为学界汉、宋调和兼采者取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