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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这是一种钻研儒家经书的治学主张和方法。 陆九渊治学主张“立大”、“知本”和“发明本心”。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公心”(《陆九渊集》卷十五)。他指出：“心只是-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同上书卷三十五)只不过，“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同上书卷一)，因而，陆九渊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同上书卷三十四)就是说，人的本心合于天理，一个人只要能够自己发明本心，那么就与往昔圣贤等同了。因为往昔圣贤也不过是能够发明本心、合于天理罢了。其间的差别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六经也不过只是作为帮助印证自己发明了本心的文献资料而已。 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在祭文中明白地解释了“六经注我”的含义：“《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变易。”(同上书卷三十六) 陆九渊这种“六经皆我注脚”的治经方法被后来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继承和发扬，提出了“经学即心学”的观点，明确指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阳明全书》卷七)。并且，更加详尽生动地解释了“六经注我”的内涵：“《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总之，陆王这种“六经注我”的治经主张和方法，不但与同时的程朱理学不同，而且，更迥异于汉儒重训诂和辨名物的“我注六经”的治经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方法后期流于空疏和狂妄，成为空谈心性、不用读经的借口，从而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