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这部小说,让读者期待得太久了,所以,很多读者是带着一种重温张氏小说文笔的愿望来看这个小说的。但是,相对而言,这部小说并没有体现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张氏小说的文体特色。在叙事方面,张爱玲的这部《小团圆》叙事频率很高,尤其是开头部分,各种人物纷至沓来,然后是各种令人惊奇的故事,但是,传统的张爱玲那种一唱三叹的语言睿智,却极少见到了。张爱玲对于器物、语气、姿势和对话等等细节的文化内涵进行点破、把玩和品味的特色,也在这部小说中变得鲜见。 事实上,这部小说应该看作是“晚期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小团圆》的出版,足以让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一个文化分期:前期张爱玲执著于书写现代性进程中没落帝国遗留的各种迷离的身影,晚期张爱玲则更喜欢用一种清晰的笔法,刻写个人的生命境遇和心灵遭遇,故事的后台,少了几分历史、政治和家国的帘幕。作为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小团圆》可以看成是隐喻性地理解张爱玲的自我想象和私人记忆的一个好文本——相对而言,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多地政治阅读,未必适合。 这部书在台湾属于热销类图书。台湾的文学书籍,相对比较边缘化。在大量青春小说、魔幻作品和实用图书摆满前台的书店中,这部《小团圆》的身影,固执地跻身其中,也算是台湾文学消费的一个亮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定价300元新台币(大致相当于人民币60元左右),相对而言,这部书走的是低价销售的路子。 此书出版两个多月以来,台湾媒体的关注相对比较多。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热点:第一,小说出版本身的道德问题。在台版的续中,出版人撰写了一篇长文,阐明张爱玲写作此书的复杂过程,说明作者几易其稿,极其重视此书。同时,力图证明张爱玲生前并没有反对此书的出版,而是顾及身在台湾教书的胡兰成,不愿意让他太过自得,同时考量政治环境的要求,才没有及时出版。所以,现在出版这部著作,不仅未尝不可,还算是尽到了出版人的责任。但是,台湾的一些“张迷”却有不同看法。首先,这本书的出版,是否符合张爱玲的遗愿,成为很多人关心的焦点。到底张爱玲对此书的出版,持怎样的态度,还尚未考证清楚,出版社就出版了此书,故而,在道义上,这本书没有得到作者授权,乃是变相的“盗版”。其次,出版社唯利是图,抓住这本书的“自传性”,大打“张爱玲”这张牌,颇有用解密的方式来赚钱的架势。台湾有些人就认为,此书的出版行为,乃是“道德失信、商业考量”。第二,《小团圆》中牵连到的张爱玲的身世之谜也备受关注。有人认为,“从奥威尔到张爱玲,当更多的原始数据现身,我们才能破除偶像不可侵犯的心结,作出更深度的解释。张爱玲除文学及她的传奇外,其实还有许多其它谜团待解,《小团圆》是解读张爱玲新开始的第一声。”所以,这本书乃是观察张爱玲人格、意志、情感等等内心意义的良好视角。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 在我看来,张爱玲《小团圆》的出版,有可能形成张爱玲文学研究的重要转变:晚期张爱玲研究的兴起。这个研究的焦点有可能集中在:张爱玲后期小说创作的文化价值;张爱玲“自白小说”中显示的其生平故事和人格态度的考据;前期张爱玲研究的新的争议等等。另外,这部书的出现,无形中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无论怎样解读,《小团圆》的巨额利润,会进一步催生诸如《易经》等系列张爱玲遗作的出版。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围绕张爱玲这本书的争议,应该是昙花一现。或者说,现在的争议,起到了销售“造势”的效果,文化价值不大。“张爱玲”这个名字其实在台湾是一个很热的名字。很多人喜欢阅读张爱玲,“张胡恋”也一直是台湾张爱玲现象中的热点话题。所以,台湾的许多人的阅读焦点大多集中在这本书中“张爱玲何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想,把《小团圆》的出版,看作是一个“文化事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原来我就曾经说过,“张爱玲”的蹿红,本身既有张爱玲作品内涵的重新定位的意义,也有一种大众文化娱乐化的因素。事实上,即使没有《小团圆》,围绕张爱玲的这些种种猜测和争议也是一直存在的。美女作家、一夜成名、传世名作、爱情纠葛、政治矛盾、神秘身世……可以说,张爱玲集中了大众喜欢的各种关键词于一身。尤其是,“张胡恋”更是激发起人们猎奇搜艳的好奇和重组政治想象的驱力。在各种携带了不同传奇想象的张爱玲生平传记的图书中,《小团圆》不仅成为这类图书的有趣的注脚,也成为再次激活张爱玲这个名字的文化市场的良好契机。围绕着本书的争议,也就显示了“张爱玲的大众阅读”和“张爱玲的学术阅读”之间的鸿沟和对话。自此之后,《小团圆》让作者作品和作者身世纠缠在了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异的阅读奇观。 《小团圆》在两岸的热销,显示了文学类图书阅读质量的一种退化现象:“文学作品的读物化趋势”。作为有思想内涵的张爱玲作品,被一个具有艳文奇事的张爱玲读物所替代。人们关注张爱玲,不是因为要领悟其作品的深刻内涵,而是为了多一份“张胡恋”的文化佐料。《小团圆》的热销,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核心作品——小说,在今天大众文化主导一切的市场中,正在慢慢失去它的读者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