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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如织布之竖经横纬，“七纬”就是“七经”之“纬”。 春秋以前，《诗》、《书》、《礼》、《乐》、《易》、《春秋》本属“旧法世传之史”，凡有教养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诗》、《书》、《礼》、《乐》。儒家学派的孔子教授弟子，传习“六艺”，其中使用的主要教材也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后来成为儒家门人世代传习的主要内容。 六艺初不称“经”，“经”名是因传记的兴起而得名。经是儒家后学对六艺的尊称，有传记而后有“经”名。孔子教学口义，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其中一部分由七十子后学集结为《论语》，另一部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口义，师弟相传，儒家后学再加以引申发挥，就形成了众多的六艺传记。 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定于一尊，《诗》、《书》、《礼》《易》、《春秋》成为官方的法定经典，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在汉代，五经、六艺具有崇高的权威性，但经书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即使在某些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也总难和当时的政治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 秦汉以来出现了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把阴阳术数带进了儒学。为了使经学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结合，方士化的儒生开始神化孔子和经学，把孔子说成是一位能通过去、知未来的“神圣”，把六经变成神学经典，于是就产生了“孔子为汉制法”的神学预言。在儒学宗教化的气氛下，方士化的儒生开始大量炮制谶纬，谶纬神学由此形成。 “谶”是神的预言，“纬”是与“经”相配的。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并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谶纬在后汉时代，号为“内学”，尊为“秘经”，盛极一时。谶纬不仅与经平起平坐，几乎有取代经学的趋势。 汉代只有“五经”，而因为“乐”是孔子传习的“六艺”之一，也具有“经”的地位，所以为之制作的纬书就直接称为《乐纬》；《孝经》和《论语》本来属于传记，但汉代重视“孝”，非常认可《孝经》里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话，认为孝可以感天动地，故予大力推崇，甚至帝王名号里也加个“孝”，如“孝文”、“孝武”。在纬书中，常把《孝经》与《春秋》并举，如《孝经纬钩命决》里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说：“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孝经》是是孔子所著，和作为经的《春秋》地位相同；《论语》则是记孔子记其门人言行之书，故也受到追捧和重视，也都为之制作了纬书。但是“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既然不是经，就不能称为纬，所以起初称《孝经谶》和《论语谶》。而实际情况是，自东汉以降，谶与纬实无分别，所以《春秋纬》、《诗纬》也可以称为《春秋谶》、《诗谶》，《孝经谶》、《论语谶》也可以称为《孝经纬》、《论语纬》。由于汉代对《孝经》的重视，它具有与“经”的同等的地位，所以后人把《书纬》、《易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统称为“七经纬”或“七纬”，里面不包含《论语谶》。就现在所知，《论语谶》只有八篇，而《孝经纬》或《孝经谶》却有几十种，可见汉代尊崇《孝经》远远超过《论语》。 汉代人认为纬书都是解说经义的，所以“纬”也被称为“说”， 《困学纪闻》八言：“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说》、《孝经说》，皆纬候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