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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仝广秀 “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柢、古代学术之冠冕，代表着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根本准则与最高智慧，“十三经”则是经学的文献载体。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十三经”？这一文献体系的确立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下面试对这一问题略加解释。 “经”之名目起源甚早，《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后《乐》经早亡，只有五经传世。东汉以前，经和传、记是不同的文献形式，“传”为经书的解释之作，“记”为经书的辅翼之作。如《春秋》经有《公羊传》《榖梁传》，《尚书》经有《尚书大传》；而《礼记》《论语》《孝经》《尔雅》等皆属于“记”。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立《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标志着由官方主导的、具有国家法典性质的“五经”正式确立。东汉时，经与传记的界限开始模糊。《后汉书？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曰：“（赵）典学孔子七经……受业者百有余人。”“五经”扩充为“七经”，增入了本属于“记”的《孝经》和《论语》。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41年），孔颖达奉诏主持修纂《五经正义》，其中《礼》成了《礼记》，《春秋》则附以《左氏传》，经与传记的区分愈加消弭。唐玄宗开元年间，更以《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和《易》《书》《诗》合称“九经”；至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又在“九经”基础上增益《论语》《孝经》《尔雅》，扩充为“十二经”，并诏令刻于石碑，开成二年（837年）刻成，史称“开成石经”。由此，传、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孟子》本为子书，其升格为经书是在宋代实现的（蒋伯潜先生《十三经概论》以为五代蜀刻“广政石经”已有《孟子》，此说不确，蜀石经之《孟子》当系北宋宣和年间补刻）。学界普遍认为，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刻成的“嘉佑石经”，已将《孟子》列入，这是《孟子》升入经部的开始（也有学者认为是元代补刻，聊备一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开始将《孟子》列为科举取士的书目；至南宋朱子《四书》一出，《孟子》之为经书遂确凿无疑。南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刻本《十三经注疏》的问世，使得“十三经”这一名称最终确立。 总而言之，从“五经”到“十三经”的演变过程，是“传”和“记”的地位提升为“经”的过程，也是“经学”的范畴和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希望笔者的此番梳理，能对读者了解吾国经学史有所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