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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加蒙--海上丝路与南亚

http://www.newdu.com 2017-12-10 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佚名 参加讨论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佟加蒙
    摘要:在历史悠久往来繁忙的海上丝路之上,船只从中国沿海各港口南下东南亚,继而西出马六甲海峡,便进入印度洋。南印度诸地、斯里兰卡、孟加拉和阿拉伯海沿岸各港口,经停和市易港口多不胜数。南亚的广大沿海地区也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一环。本文主要论述南亚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关联。
    关键词:丝路;南亚;文化交流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South Asia
    Abstrac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onnects China with other parts of Asia as well as Africa. South Asia had played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on this maritime route. Historical records show ports in Southern India, Sri Lanka and Bangladesh were both important destinations and transfer stations to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of China and South Asia though the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 Silk Road; South Asia;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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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的说法,得到文化交流学者的喜爱,遂衍生出多种“丝路”。法国汉学家伊曼沙畹 (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了“丝路有海路两道”。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教授和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上丝路”进行了诸多研究考证。至北京大学陈炎教授,更是围绕这条丝路撰述丰富,并于1996年出版《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成为海上丝路研究的集大成者。陈炎教授对海上丝路起源的探讨,追溯到了河姆渡文化,称之为“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这种提法自然超越了“丝路”这样一个文化概念本身的界定。实际上,“丝路”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一种意象,它从人类历史产生之时便肇始发端,到今天可以说已经连路成网。
     海上丝路的历史沿革
    海上丝路产生的时间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丝路”这样一个概念。由于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掘出鲨鱼和鲸鱼骨以及可能用于造船的工具,陈炎教授认为“河姆渡先民在7000多年以前就能够利用舟楫进行原始航海活动。”[①]如果不以考古发现进行推断,而以文字记载作为依据,则更加具有说服力。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日本,可以说是比较早的远航记录。而比较确凿的通过海路连接东西方的航线则出现于东汉时期,中外史籍都明确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帝国与东汉通商的事实。《后汉书·西域传》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檋瑁,始乃一通焉。”[②]陈炎教授认为这样的记录可以看做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路的真正伊始,将之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路的操控,曾于公元166年另辟到中国的海上丝路……”。[③]
    海上丝路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的交流主要还是通过陆路完成。其中的原因诸多,比如海路凶险、航海技术不够发达、航线没有完全开辟等等。三国两晋时期,史籍中也有很多海路往来的历史。例如东吴遣使赴扶南、东晋法显从斯里兰卡循海路归国等。但是总体而言,海路往来的频繁程度和规模远不及陆上丝路。到隋唐,尤其是八世纪中叶,东西方海路贸易和往来空前繁荣,奠定了时间延至明清时期的海上丝路的发展基础。这种陆地到海洋的路线转换,存在很多推动因素。陈炎教授认为原因包括安史之乱阻断陆路交通、瓷器香料等物品通过海路易于运输和造船航海技术提高等。[④]元明清三朝是海上丝路的繁荣时期。中国古代载籍中对于此期间对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的海路贸易和交通往来的记述庞杂细致,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证据和素材。这段时期海路往来发展的顶峰的标志是郑和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随航人员之众、所抵达地区之多,都足以使之成为新航路开辟之前最为伟大的航海活动。
    在这样历史悠久往来繁忙的海上丝路之上,船只从中国沿海各港口南下东南亚,继而西出马六甲海峡,便进入印度洋。南印度诸地、斯里兰卡、孟加拉和阿拉伯海沿岸各港口,经停和市易港口多不胜数。南亚的广大沿海地区也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一环。例如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就成为丝路上的重要经停港口。
     海上丝路与南亚
    对于海上丝路来说,南亚地区既是重要的目的地,也是通往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必经中转,因此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孟加拉、斯里兰卡、南印度诸地,甚至马尔代夫都在丝路历史上频繁出现。
    在陆上丝路还十分繁忙的汉晋时期,海上丝路早已经连通并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关于这一点比较有力的证据来自于法显的《佛国记》。法显自陆路经中亚南下印度再东行至恒河口,然后“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曰,到师子国。”法显是乘坐了商人的大船在孟加拉湾航行十四天到达了今天的斯里兰卡。而当法显在岛国停住两年之后,也是经海路返回。《佛国记》中生动地记录了法显乘船返回中国的情形,“又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曰,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主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曰,到一岛边。弥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曰、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曰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⑤]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显搭乘了可载两百多人的大船,大船上还为海难准备了安全筏,从斯里兰卡出发在海上风浪之中连续航行九十余天,才抵达东南亚。这样的大船完成这样复杂的航行,可见其时航海技术和经验已经有丰富的积累。
    广州通海夷道
    到了唐代,丝路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新唐书·地理》中记载了宰相贾耽(730-805)在《海内华夷图》中记录的几条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其中包括“广州通海夷道”,是为从广州到阿拉伯世界,最终到非洲的航线。广州是“通海夷道”的始发站。这座城市在唐朝时已经成为国际化都市,其中“汉蕃杂居”。联想到今天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外籍人留居广州,其中尤其以非洲裔屡屡引起媒体关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局面在历史上已经通过海上丝路曾经出现过了。
    广州通海夷道先是从广州南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只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
    这条海路从东南亚出孟加拉湾,便抵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师子国)和南印度(南天竺),一路再经过南天竺最南端的没来国、一直北上到“新头河”(印度河)。 “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狖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狖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狖国北,入于海。又自提狖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
    通过海上丝路运输最多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和香料等。中国输出丝绸有上千年的历史,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中国商人所到之处拿出的最典型的货物就是质量傲甲世界的丝绸织品。瓷器也是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而运往中国的产品中最重要的就包括东南亚和南亚特产的香料。南亚地处海上丝路的重要中转,无论是往来的频繁程度还是到岸的贸易量都非常突出。到今天,海上丝路航线沿途经常还会出土各种中国的陶瓷碎片,可以作证当年丝路贸易的繁荣。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海港城市高尔,博物馆里杂陈当地出土的青花瓷残片。其中很多残片尽管破碎,但是原来瓶盘器物的痕迹清楚,磁质仍然洁白如初映衬青花婉约,让人联想当年丝陆上中国商品广受欢迎的程度。
    细兰(斯里兰卡)
    宋元时期的朝贡贸易继续发展,海上丝路依然繁盛。宋代赵汝适所著《诸蕃志》就记载了从日本、至非洲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及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航线。至元代则有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其中记述了海外诸国见闻,涉及包括南亚在内的二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诸蕃志》中有很多关于南亚国家的记载,这表明宋朝时南亚临海地区是海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时称斯里兰卡为“细兰”,音若岛国的曾用名“锡兰”。《诸蕃志》中对这个国家这样描述,“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管下细兰国。自蓝无里风帆将至其国,必有电光闪烁,知是细兰也。其王黑身而逆毛,露顶不衣,止缠五色布,蹑金线红皮履,出骑象,或用软兜,日啖槟榔,炼真珠为灰。屋宇悉用猫儿睛及靑红宝珠、玛瑙、杂宝妆饰,仍用藉地以行。东西有二殿,各植金树,柯茎皆用金,花实并叶则以猫儿睛、靑红宾珠等为之。其下置金椅,以琉璃为壁。王出朝,早升东殿,晩升西殿,坐处常有宝光,葢日影照射琉璃,与宝树相映,如霞光闪烁然。二人常捧金盘从,承王所啖槟榔滓。从人月输金一镒于官库,以所承槟椰滓内有梅花脑并诸宝物也。王握宝珠,径五寸,火烧不暖,夜有光如炬,王日用以拭面,年九十余,颜如童。国人肌肤甚黑,以缦缠身,露顶跣足,以手掬饭,器皿用铜。有山名细轮迭,顶有巨人迹,长七尺余,其一在水内,去山三百余里。其山林木低昂,周环朝拱。产猫儿睛、红玻璃、脑、靑红宝珠。地产白荳蔲、木兰皮、麝细香。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磁器、马、象、丝帛等为货。”
    这段关于斯里兰卡的记述非常生动,其中的“日啖槟榔”、“出骑象”、“以手掬饭”、“以缦缠身,露顶跣足”等场景历然在目。有所谓“巨人迹”的“细轮迭山”就是今天的圣足山,位于斯里兰卡中部。这样的细致记载如果仅凭道听途说殊难做到,作者一定深入了这个国家进行游历才能对她有如此了解。像“猫眼”、“红蓝宝石”、“豆蔻”等直到今天仍然是斯里兰卡的标志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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