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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大告对中文典籍英译的贡献[*] 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管永前 摘要:初大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语音学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因翻译中国诗词和老子《道德经》而享誉英国学界。他是较早进行中文典籍英译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学者之一，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海外汉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本文对初大告在中文典籍英译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Abstract: Ch’u Ta-Kao is a famous Chinese translator and phonetician who had already renowned in British academic circl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lyrics and Lao Tzu’s Tao Te Ching while studying at Key Words: Ch’u Ta-Kao, Chinese Lyrics, Tao Te Ch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初大告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语音学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因翻译中国诗词和老子《道德经》而享誉英国学界。他是较早进行中文典籍英译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学者之一，曾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海外汉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建国后他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人们虽然注意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曾多次给他寄来稿酬，却不太清楚他出过什么书，直到去世他自己也没有留下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初大告在中文典籍英译方面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 一、初大告其人其事[†] 初大告，字达杲，原名铭音，山东省莱阳人。1898年8月14日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在乡间私塾读《四书》、《五经》和名家诗文，常写作诗词，奠定了古典文学基础。1914—1918年在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对汉语和英语发生浓厚兴趣。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次年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入狱(是北京高师被捕的“八勇士”之一)。[1]课堂学习之外，他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雨果、巴尔扎克、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1923年毕业，与6名同学创办志成中学（今北京市35中学)，他任校长，教授英语。同年升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研究科学习。1929—1934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随后的北平师范大学)及中国大学任讲师。 1934年秋，志成中学送他出国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师从Arthur Quiller-Couch，I. A. Richards，F. L. Leavis， Hugh Sykes Davis， A. C. Moule等名家， 重点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语音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计回国，于1937年冬成行。1938年3-8月在河南大学任英文教授兼系主任，同年秋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40年后又兼任教务长。1941年至1949年曾先后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期间，1945年9月与许德珩、潘菽等人一起筹建九三学社；并由张今铎(语还)介绍认识王炳南，又由王炳南介绍，与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等一起到重庆上清寺拜见毛泽东，在曾家岩拜会周恩来。1946年春，参加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签名活动。1947年春与张今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山东民主协会”。 1949年9月，由周恩来、王炳南介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后改学院）任教授，兼任英语系第一任主任。[2]1950年，又任校工会主席。1956年，评定为二级教授。1959年，任校图书馆馆长。1970年下放干校后，积极发起和参加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3] 在留学英国期间，初大告先后翻译了Chinese Lyrics(《中华隽词》)、A New Translation of Lao Tzu’s Tao Te Ching (《老子道德经新译》)和Stories from China (《中国故事选译》)，于1937年连续发表，一时名震英国学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典籍英译名家之一。初大告认为，自己懂得中英两国语言和文化，应把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译成英语，把英国的优秀作品译成中文，作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将中国古诗译为英语，但词却还没有人译。初大告认为宋词也是我们的一份国宝，应当让更多的人通过它来加深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了解，因此就译了Chinese Lyrics。该书最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收译词50首，后来扩充篇幅一倍，改称101 Chinese Lyrics(《中华隽词一○一首》)， 1987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出版。他对几个老子书的译本都不满意，就又译成A New Translation of Lao Tz u’s Tao Te Ching，该书最初由Buddhist Lodge(London)印行，1959年由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了第五版。此外，他还翻译了Stories from China，该书是用Basic English (基本英语)翻译的，这种简化了的企图作为国际语的英语由Richards协助Charles K. Ogden[4]创制，但它不久就失败了。因此，初大告译的词和老子书是他留给世人最重的要财富，而正是凭这两部书，初大告成为一位优秀的中文典籍英译家。[5] 二、初大告与Chinese Lyrics 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是英国知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Arthur Waley（1889-1966）为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与翻译家，曾于1933年译出老子的《道德经》。那位曾在20世纪30年代把中国的lyrics“译得极其优美”、竟能成为韦利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初先生就是初大告。自十八世纪以来，把中文典籍译成英语的中外学者不乏其人，但译词成英语且享有盛名的却不多见，而初大告是较早的一个。 初版Chinese Lyrics中的词虽然只有50首，面世后却立即得到英国文艺界的好评。伦敦Poetry Review (《诗歌评论》)I937年7月12日评论道: 初大告先生译的Chinese Lyrics保留了原作特有的神韵，值得人们深思并拿来和非中国籍译者的英译本比较。它们句调朴素纯真，译者仔细地摹拟了原作的节奏。[7]London Mercury（《伦敦信使》）杂志 Chinese Lyrics解放前在国内也深受译界欢迎。张其春在所编的《翻译之艺术》一书中曾多次引用其中的译词作为例证。他对初大告译的李煜《相见欢》一阙的评语是：“不仅妥贴，且顺其自然，此其可嘉也”。此外，1975年王尔敏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共收录文献3000余种，初大告的《中华隽词》也在其中。[9] 1987年， Chinese Lyrics经扩充修订后改名101 Chinese Lyrics，该书共选取了从唐代张志和、刘禹锡到宋末元初的刘因、管道升以及清代的僧正岩等46位词人的101首词作。所选词作多以婉约风格为主，其中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作也多为观山临水或抒发内心情怀的抒情之作。46位词人中李煜的作品最多，共16首，辛弃疾9首，苏轼7首，朱敦儒7首，李清照5首，秦观4首，冯延巳和张先各3首，而擅长以慢词写离愁别绪的大词家柳永的作品却只选了2首。除李清照外，书中还选取了其他3位女词人朱淑真、聂胜琼和管道升的词作各1首。初大告选取的不仅是诗词大家的代表作品和读者耳熟能详的词作，还有一些不太为广大读者熟悉的词人词作。101 Chinese Lyrics的选材与国内许渊冲、徐忠杰的译本以及国外一些汉学家的其他译本互为补充，使读者能多方面地了解词的题材、风格和特色。[10] 初大告非常注重词与诗的渊源，将词视为“诗余”。他在该书后记中对“词”的发展历程所做的评注中说[11]，词最初源于古代典籍《诗经》并承继了《诗经》中诗歌的押韵格式、语调和长短句形式以及与音乐的关系。到汉代，诗歌在形式上变得规则并开始强调在仪式中使用的颂诗和圣歌的音乐性。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宋代的音乐机构中，音乐与诗歌几乎完全脱离。由于和西方宗教以及中亚地区的密切联系，外来音乐的曲调在没有歌词或者是歌词粗俗的情况下流传到中国，想要为这些音乐填写歌词的诗人不得不“倚声填词”，使词的音调和每句不同的长度(“长短句”)符合规则，这样就形成了诗歌中词这一类别。词这种作品赋予诗人极少的创作自由，所以他们容易背离这些规则，抛弃其中部分法则而保留另一部分。许多诗人就仅仅采用了词牌所要求的作品形式而抛开了这些词牌最初的主题，尽管有些词牌最初是书写感伤的情怀，但诗人们却用来描述战争或历史，这样词牌就仅仅只保留了每首词的形式，词的内容与词牌原来的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总之，可以说诗歌中词这一类别的形成不仅使中国诗歌增色不少，也从总体上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范畴。[12] 初大告选用了英语自由诗的形式来翻译词作，大部分译文采用了一对一的形式，一句译文对应一句原文，译文也根据原文的形式分为上、下两阙，从这点来说他的翻译是忠于原文的直译。译文采用的是规范的英语句式，每一句译文都是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有独立的主谓宾结构，也有添加的代词和介词等成分来联系句中的各个部分，译者还根据需要采用了相应的时态和语态来完善译文的语法结构，使译文能清楚地表达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状况。这种规范的英语译文使读者能很容易地通过阅读译文理解原文的意义。[13] 初大告认为，人名、地名一般应该直接拼出来，但拼音多了会给读者造成许多障碍，所以不妨把它们缩减一下或改为意译，译文才不生硬。例如李清照词《武陵春》的“双溪”他译为the Double Stream，而不是像徐忠杰那样拼作Shuangxi;王观《卜算子》的“江南”他译为the South Country，而不是像徐忠杰那样拼作Jiangnan。又如，苏轼《念奴娇》的“三国周郎赤壁”他译作Lord Zhou’s Red Cliff of the t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而徐译是the Yangzi Bluffs where Zhou Yu won the day。他认为“赤壁”译为Red Cliff能让稍微有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读者不感觉到很困难。下文“公瑾”他联系上文全意译作the young Lord (而不像徐译用Zhou——当然这并无问题)，“小乔”他译为the fair Younger Qiao (徐译此处又直拼作Xiao Qiao)。这样，在很多时候他实际上采取的是有限度的直译，有时只求达意而不死守原文的字眼。[14] 从101 Chinese Lyrics来看，初大告在许多地方的确独具匠心，能驾驭语言和把握分寸，准确、恰当地传达出原作的主旨，并以英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予以再现。试以韦庄的《菩萨蛮》一阙为例：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初大告的译文如下: So all the world praises the South Country to me， It befits you a wanderer there to spend your life. The waters in spring look bluer than the skies， And rains will lull you to sleep in the painted boat. 译文能紧随原作的意思，语言生动活泼。如“春水碧于天”译作The waters in spring look bluer than the skies，有声有色。又“画船听雨眠”译为And rains will lull you to sleep in the painted boat，lull you to sleep这一习语用得比较贴切，颇有诗意，英国读者一看就懂，而且会感到亲切。[15] 初大告指出，汉语文言有一个特点，就是少用人称代词，第一、第三人称常常省去，第二人称倒不省去(有君、若、而等)，这和英语习惯恰恰相反。诗词中第一人称不用代词而以其他字眼代替的情况常常出现，如朱敦儒《鹧鸪天》“人已老”，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应译作I am old。不深刻理解中国诗词的人，以为中国诗人不用人称代词是要使读者感觉到自己也被代表了，与诗人发生同感，因而能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欣赏。初大告认为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汉语诗中的“我”常用隐蔽的形式表达，译时不可忽略。[16]因此，对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段，初大告对两个“人”字分别作了不同的翻译: Men have their woe and joy，parting and meeting; The moon has her dimness and brightness，waxing and waning. Never from of old has been lasting perfection. I only wish that you and I may be ever well and hale. That both of us may watch the fair moon，even a thousand miles apart (p.107)。 徐忠杰对后一个“人”字用泛指的one，people，they来译是不妥当的。[17] 当然，初大告的翻译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陆游的名作《卜算子》中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初大告译为: It has no wish to court the favor of the spring， So let various flowers envy one another. 原文的意思应为“无意在春天和群芳争奇斗艳，听凭百花对自己嫉妒不已”。而译文的意思是“无意去获得春天的青睐，所以听凭百花去相互嫉妒吧”。如果court the favor of the spring还可以意译为“获得春天的青睐，在春天与百花一起开放，争奇斗艳”，但envy one another就只能理解为彼此嫉妒，envy常作动词，后面直接加宾语作为嫉妒的对象，翻译过来就只能是百花相互嫉妒，与原文所表达的听任百花对自己的嫉妒有些出入，未能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义。[18] 三、初大告与Tao Te Ching Tao Te Ching（《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很早就引起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关注。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1866—1942年，《道德经》的英译本有6种之多，而到1960年代，已有40余种。至今，各种西文版的《道德经》已有250多种。[19]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在《道德经》的翻译历程中，译过《道德经》的著名西方译者有James Legge(理雅各)、Arthur Waley(韦利)、Robert Henricks(韩禄伯)、William Puffenberger、Duyvendak(戴闻达)、Wing Tsit Chan(陈荣捷)、David Hinton、Walter Gorn Old等。相对于西方译本，中国译者的译本出现较晚。1936年胡子霖的译本为第一个中国译者的译本，以后逐渐有初大告、林语堂、汪榕培、辜正坤等译本。 有删节，请支持正版图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