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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04-13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日子逐渐临近，今年刚开始，英国就被淹没在由形形色色的相关图书、电视节目、杂志文章汇成的汪洋大海里了。 如果要在中国庆祝或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记住的重要时刻或许是1916年，那年中国派遣了第一批劳工，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国勇敢地对外宣战了。但也许，庆祝应该专属于1919年5月4日，因为这一天真正地回应了那些欧洲盟国在凡尔赛悍然做出的决定，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改变。  一战前线的华工  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故宫太和殿阅兵，庆祝一战胜利。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日子逐渐临近，今年刚开始，英国就被淹没在由形形色色的相关图书、电视节目、杂志文章汇成的汪洋大海里了。恐怕这样的狂轰滥炸还会持续四年，直到一战结束一百周年为止。在英国如是这般的纪念过剩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些纪念几乎是彻底欧洲中心主义的。我想去问问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文章的作者，凭什么这场战争被称作“世界”大战?而他们又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英德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对其他的战争相关国统统视而不见? 自从我开始为“企鹅中国丛书”写《禁止野餐：一战期间乱象中国的外交》(Picnics Prohibited: Diplomacy in a chaotic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后，我的上述批评就已经明确。我这本小书，属于关于中国在一战中地位和经历的“企鹅特刊”系列中的一本。该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包括了：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青岛围城：一战远东唯一战役》(The Siege of Tsingtao: the only battl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o be fought in East Asia)、马克•奥尼尔(Mark O'Neill)的《中国劳工派遣队：被遗忘的一战中国劳工》(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forgotten Chinese labour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保罗•弗兰彻(Paul French)的《背叛在巴黎：〈凡尔赛和约〉如何将中国导向漫长的革命》(Betrayal in Paris: how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led to China's long revolution)、罗伯特•毕克斯(Robert Bickers)的《为了上海深陷泥潭，还是在外滩挫败德国皇帝，1914-1915》(Getting Stuck in for Shanghai or Putting the kibosh on the Kaiser from the Bund, 1914-15)。我十分荣幸能够受邀成为该系列作者队伍中的一员。 当我最初在构思写作计划时，就被告知不要去过多涉及青岛陷落或中国劳工派遣队，因为已有其他书单独讨论这些主题了，于是，我便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通商口岸的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843-1943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那时我便着迷于战时在华的英德居民之间的互动。我记得当时参观了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些英国居民写的匿名信，指控天津一家帽子店的比利时女经理在为德国人工作，还找到了些对有类似倾向的挪威传教士的检举。所以，我就决定试着在眼下这本书里，写一些外国居民和外交官眼里的中国一战经历吧。我受到了朱莉娅•博伊德(Julia Boyd)《与龙共舞：消逝的北京外国租界》(A Dance with the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2012)一书(该书写的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生活)参考资料的极大鼓舞，进而知道，我除了要阅读诸如意大利外交官丹尼尔•华蕾(Daniele Vare)的《含笑的外交官》(Laughing Diplomat，1938)和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前《泰晤士报》记者，随后成为袁世凯的外国顾问)的日记这样的回忆录之外，还需花大量时间在国家档案馆，研究当时来自北京的外交报告。 我并不知道该期待去找到什么，但去年10月和12月之间，我还是多次拜访了国家档案馆，而每一次竟都是忿忿地离开。我获悉了日本在中国干的那些可恶勾当，以及英国外交官消极懒散的态度，这些皆令我心惊胆战。毫无疑问，这些英国外交官之所以会如此，是碍于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以及如下事实：日本已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是协约国的一员。每当我想到中国，或者读到外国外交官对于这个新生共和国看法的时候，惊诧同样会再度袭来。如果轻轻翻开历史，你会看到：1912年，在持续了两千年的帝制之后，中国宣告自己为共和国，而仅仅两年之后，1914年的秋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际，日本便迫不及待向青岛长驱直入，伺机夺取了德国的在华“财产”。看起来没有谁会去关心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没有谁会去关心中国同时还有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各种制度的需求，因为欧洲霸权其时正霸占着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而国内的不同派系却在争权夺利。我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感到无比的同情，尽管袁世凯权力的获取是成问题的。不过，即使在袁世凯死去之后，在他的皇帝梦彻底破灭之后，复辟帝制的阴魂仍旧萦绕在共和主义者周围，因为随着中央控制能力的逐渐崩溃，军阀时代的大幕拉开了。 尽管有上述种种问题，这个年轻的中华民国依然三次尝试加入协约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以抵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第一次尝试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在1914年夏天(青岛被侵略前)驳回，第二次尝试则被日本驳回，第三次尝试，终于在1917年8月获得了成功。 但对我而言，日本对待中国的行为才是最为粗暴的，而英国对前者的纵容纯粹令人震惊。仿佛，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以及后来的修约)乃是源于两个世袭君主小国间的某种误认似的同感，当然，这件事也因为一众欧洲对手的缘故而变得复杂起来。当时，日本的年轻贵族和中国的年轻人都来到英国的海军学院学习，但在我搜寻国家档案馆文件的过程中，却发现十九世纪晚期日本(贵族)学生的记录被完好地保存着，而那些中国学生的记录则被销毁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未来的海军将领萨镇冰。这，无疑强化了我的如是感觉：中国正式地被人轻视。无疑，日本在一战期间的突进行为是其持续频繁挑衅的一部分。青岛拿到手了，日本还要得更多。正如乔治•莫理循所指出的，只要能将日本的盟友拉到它的一边，“事变”就可以被挑起，而“事变”也确实被挑了起来：满洲的大部分都被置于日本的有效“保护”之下，并且，1915年声名狼藉的《二十一条》呼之欲出——如卡尔•克劳(Carl Crow)所言，此正意在使中国沦为日本的“奴隶”。朱尔典，英国驻华公使，用板球术语写道，日本没有“打直球”，他还以非凡的(依然与板球相关的)委婉语指出：“对我而言，这整场游戏，似乎都不配被明确地界定为同盟者间的游戏。” 让我们回到中国最终宣战的1917年8月，想到这里，坐在驶离英国皇家植物园(国家档案馆如今的所在地)的列车上的我，又一次感到了绝望和痛苦。我认为宣战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一个着眼于未来的举动。通过加入冲突，通过为盟友的事业提供部队和舰船，中国希望在战争结束后签署和平条约时有一席之地，而确实，这无论如何也是中国应得的，鉴于中国劳工派遣队做出的如此巨大的贡献。也正是在此刻，我意识到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有时被称为“为了你的祖国在外行骗之人”)，因为：虽然中国的宣战在1917年8月被接受，但其付出后的结果注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1917年2月已经同日本签署了一份条约，许诺日本可以继续持有其全部的在华占领区。这让我感到极为震惊，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的权利，就这样在秘密条约中被出卖了。没多久，日本就同法国和意大利签署了相类似的条约。我想，只要一联系中国，就很难为劳合•乔治的行为辩护。但是，同样清楚的是，他那时要不顾一切地从日本获得船只，因为不列颠的岛屿正在德意志潜艇的夹击下苦不堪言——基本进口食品供应量已然严重不足，岌岌可危。 虽然我不能原谅劳合•乔治对中国的背叛，但我的家庭当时正忍受着食物短缺的煎熬。我的外祖母，当时已育有一个孩子，并且还怀着身孕，他们的食物却是严格定量供应的，因此任何带来基本物资的额外船只都是人们所乐见的。我还可以补充的是：她的丈夫，我的外祖父，那时是一名身处德国的战俘。一个有趣的对照是，在我外祖父的来信(现被收藏于帝国战争博物馆)中，对德国监狱的食物做出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描写。他曾作为飞行员，服役于初级空军，一次他将飞机降落在了他以为是法国、但其实是德国的地方，所以他们统统成了俘虏。在做俘虏的日子里，每天他们都能吃上：全套的早餐、上午的点心、大份的午餐、下午茶和晚餐。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比自己家乡的一小家子人都要吃得多得多，他还是写道：“我们依旧设法保持昂扬的精神。”在源源不断的一战书籍中，约翰•刘易斯-斯坦普尔(John Lewis-Stempel)的《铁丝网之下的战争》(The War Behind the Wire，2014)描绘了德国人对战俘的虐待，但是，我外祖父那时似乎还过得挺不错的。 正如保罗•弗兰彻所述，劳合•乔治的背叛意味着，来到凡尔赛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达成他们收回山东的目的，毫无希望。凡尔赛是迷人的——也许在负面的意义上——因为它把十九世纪的谈判带到了二十世纪(虽然并不见得代表了进步)。此前，总是一群将军聚在一起研究讨论和平条约，但在凡尔赛，则是一帮政治家在设法(相当不成功地)解决终结一场大战的事宜。我找到的唯一令我欣慰的资料来自陈友仁(1876-1944，一位代表南方国民党政府的与会者)的家庭传记。显然，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他们在1917年退出了战争)匆匆访问了巴黎，散发他们1917年在沙俄政府外交部找到的条约副本，是他们向陈友仁提供了劳合•乔治同日本人所签密约的副本(也是他们向阿拉伯的劳伦斯提供了“解决”中东问题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在这段饱经磨难的经历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令我感到愉悦的时刻。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同样会对我的国家档案馆之行感兴趣，鉴于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为世界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不论这样的贡献在当时是被如何对待的。如果要在中国庆祝或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值得记住的重要时刻或许是1916年，那年中国派遣了第一批劳工，这些强壮的山东农民，给包括法国总理在内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或者是1917年，那年中国勇敢地对外宣战了。但也许，庆祝应该专属于1919年5月4日，因为这一天真正地回应了那些欧洲盟国在凡尔赛悍然做出的决定，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改变。■ 丁雄飞 译 (责任编辑：admin) |